提示：闖關東與走西口有什麼不同的呢？除了時間的早與晚、禁令的嚴與不嚴，二者的區別還在於一個是為了發展東北人口，一個是為了用西北之地給列強賠款。在這種不同中，如果它們能給人們相同的啟示，那就是在中國的大地上沒有人能把某一塊地方圈成自己的，中國各民族的融合也是沒有人能夠阻擋的，而在本來能夠農耕的土地上，只有讓農耕的百姓把家園像釘子一樣釘進泥土，才可能真正守住祖國的疆域，讓祖國山河永固。
我們更願意在兩者的相同中來尋找不同，這樣，不同才能給人更多的啟示。
相同的是，走西口與闖關東都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人口大遷移事件，都是清朝政府把口外或者是關外的閒置土地開放，讓口內或者是關內的人們去那裡種地謀生。
我們先來看看它們的歷史定義：
走西口：從明朝中期至民國初年四百餘年的歷史長河中，無數山西人、陝西人、河北人背井離鄉，打通了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的經濟和文化通道，帶動了北部地區的繁榮和發展。西口，狹義的西口指長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殺虎口、陝西府谷口、河北獨石口，即晉北人、陝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匯點。是晉商、陝商出關與內蒙外蒙貿易的地方，所以走西口的主力人群包括晉北人，陝北人，河北人。後來，西口泛指在長城以北的內外蒙古從事農業、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陝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張家口以及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
闖關東也有廣義的與狹義的兩個概念。廣義是指有史以來山海關以內地區的民眾出關謀生；狹義僅是指從清朝同治年間到中華民國這個歷史時期內，關內百姓去關東謀生的歷史。通常所說的“闖關東”是狹義的。
在這裡，除了西口的狹義和廣義，其實也可以把“走西口”定義為狹義和廣義兩個概念，即從明朝中期至民國初年四百餘年的走西口是廣義的，把清之後的走西口看作是狹義的，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把這兩個歷史事件放在清朝一個朝代，進而找到它們背後的不同。這就是說，走西口與闖關東的又有了一個相同，它們基本上都發生在清朝，或者形成高潮的部分都在清朝。
走西口源於山西等地的人口增長，清初透過康雍乾三世的休養髮展，到乾隆朝全國人口突破三億大關，於是成千上萬的口內百姓湧入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的移民活動。闖關東源於19世紀黃河下游連年遭災，破產農民不顧清朝政府禁關禁令，成千上萬的人冒著被懲罰的危險，闖入關東。應該看到，不管是“走”還是“闖”這中間都有清朝政府的禁令。
走西口的禁令在哪裡呢？即明朝時，明軍為了防範蒙古軍隊的入侵，從今天山西至陝北一線又修了一道長城，並在每年冬天在長城以外50裡的地方進行全面的燒荒，為的就是讓蒙古騎兵到這裡時，人困馬乏，而馬匹又找不到草吃，於是就不戰而退了。這些燒荒的地帶因為不種莊稼，肥得流油，又被一年年、一歲歲地燒黑了，在當時被稱為“黑界地”。
到了清朝的時候，統治者便把這個地理利用了起來，為了就是防止蒙古人與漢人的接觸，這50裡寬的地帶長達2000裡，就成了一個“隔離帶”，清朝政府不允許蒙古人南來越過“隔離帶”與漢人往來，更不允許漢人北去越過“隔離帶”與蒙古人發生關係。這就讓“隔離帶”的土地被閒置著，康熙第三次出征噶爾丹時（1697年），路過今鄂爾多斯，當地的蒙古官員向他報告說，“隔離帶”的土地閒著，還不如讓漢人來種，蒙古人從中收些租子，捐給朝廷。康熙表面上是答應了，但還是沒有放開，僅允許漢人在“隔離帶”種地，不得越過“隔離帶”，因為“隔離帶”的土地有些地方排鹼不良，種地時間一長，就有了白花花的鹼漬，所以“黑界地”也便成了“白界地”。
這就是說，最初的狹義上的走西口只是走至長城以外50裡的“隔離帶”種地。至於廣義上的，它應該不限於明朝，和闖關東的人口流動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一樣，西口在中國歷史上人們一直都在走，在沒有長城的時候人們就在走，走的是南北的互動，秦漢時期有了長城，才有了所謂的“口”，漢代，漢武帝在秦長城的基礎上，修建了有名的漢外長城，分佈在今內蒙古西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由東、西兩段連線而成，東段稱“光祿塞”或“塞外列城”，西段稱“居延塞”，早就將“黑界地”或“白界地”納入了帝國的版圖，所以，那個時候人們來到“黑界地”、“白界地”甚至及其以遠的地方，根本就是存在“口”的問題。所謂“西口”不過是明代防禦能力減弱之下的一個新名詞，但“走”的過程在歷史上光明正大的存在。清朝政府的禁令讓歷史在這裡很“退縮”。
和西口一樣的是關東也有清朝政府的禁令，但在相同的禁令裡，走西口與闖關東卻有了很大的不同。努爾哈赤於1588年統一東北地區，建立了八旗制度，在蒙文的基礎上建立和釋出滿文，導致關外文化和關內文化的差異加大，而為把這個地方變成自己的私留地，隨後的清政府以“禁墾政策”限制漢人出關。
怎麼限呢？除了禁令還要修“長城”，把它圍起來、圈起來。“長城”是什麼呢？柳條邊！是指清政府17世紀後半期，於東北興建的堤防壕溝，因為是在用土堆成的寬、高各三尺的土堤上植柳條，謂之柳條邊，又名條子邊，或稱盛京邊牆。
柳條邊為寬、高均為一米的土堤，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條三株，柳條粗四寸，高六尺，埋入土內二尺，外露四尺。各柳條之間再用繩連結，稱之為“插柳結繩”，外側挖一條寬8尺，底寬5尺，深8尺，其橫斷面為倒梯形的壕溝，壕溝與土堤並行。
柳條邊分為東、西、北三段：東段為清初修建，初因是朝鮮人時常到寬甸等地採挖人參、山貨等土特產，與當地居民經常發生糾紛，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極下令修繕了鳳凰城到鹼廠一段邊牆。西段修建起於順治五年（1648年），為的是劃分蒙古遊牧區和農耕界線，邊外為蒙古牧民的遊牧區，邊內為盛京轄區，包括盛京皇宮和清朝祖墳永陵。北段修建起於康熙九年（1670年），名義上是為了保護吉林長白山的“參山珠河之利”不被破壞，並規定：在長白山禁地內捕蛤蜊、捉水獺、採蜂蜜、挖人參，為首者枷兩月，鞭一百。
柳條邊 呈“人”字形橫亙在東北平原上，撇捺交點位於遼寧省鐵嶺市開原縣北的威遠堡鎮。從威遠堡鎮向北至吉林省吉林市北部的法特東亮子山，作為“人”字的一豎（為北段）；從威遠堡向西南至山海關，構成“人”字的一撇（為西段）；由威遠堡向東南至海邊，構成“人”字的一捺（為東段）。東段和西段將整個遼河平原包括在內，全長達1900多公里，北段全長690公里，總計2600公里左右。
如今看來，柳條邊不似前代長城，沒有憑險而設的堅固工程，也沒有軍事意義，邊門只是稽查收稅的封建關卡，同時又是聯絡廣大東北地區的交通孔道，實質只是一條標示禁區的界線。但清朝統治者為什麼要修這麼個東西呢？名義上是保護清王朝的“龍興重地”，實際上是為自己留退路——清朝統治者看到，元朝政權滅亡後，因為掌握了蒙古草原，元順帝一路北上建立了北元，躲開了被滅族的風險，而若滿清也有這麼一天，他們會逃到哪裡去呢，答案理所當然地成了東北。
為了保護自己的這條“退路”，清朝政府在修牆的同時，對邊內時開時禁。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設遼陽府（下轄遼陽、海城二縣），頒佈《遼東招民開墾條例》，宣佈開放遼東，獎勵官、民招攬、應招。這時關內開始有流民陸續地繼而成批地遷來，在邊內開荒佔草，讓“退路”的處女地有了更多的人煙。但是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清朝政府下令“遼東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對關東實行禁封政策。這種閉關自守意識到了乾隆時期得到了更嚴厲的封禁，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曉諭軍機大臣等“永行禁止流民，毋許入境”，其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嚴禁，使東北地區人口增長緩慢，經濟萎靡不振。甚至在這一過程中間，因為沒有足夠的百姓補充東北駐軍的兵源，在面對他國入侵時，不得不丟掉外東北等地的大好河山。也就是說，在真正的闖關東之前，東北地廣人稀，時常受到沙皇和日本勢力的侵擾。
這就是走西口與闖關東的最大不同，體現在禁得嚴與禁得不太嚴之間，一個的土地是統治者用來防範他族的，一個的土地是統治者留給自己的，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狹義上的走西口與狹義上的闖關東早出了很多時間。但它們相同卻是最後二者都讓統治者最終不得不放棄禁令，讓百姓擴充到空地上發展經濟，為政府提供稅收。
眾所周知的是，從1840年起，爆發兩次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運動，西方列強加緊侵略中國，邊疆危機日益加劇，清代統治者迫於內憂外患，不得不逐漸放棄封禁的政策，允許以華北地區為主百姓出山海關，向東北移民實邊。而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清朝政府因為還不起對各國賠款9.8億兩白銀，也將走西口推向了一個真正的高潮，1903年8月，又授貽谷為綏遠城將軍，在綏遠城設立墾務大臣行轅和督辦蒙旗墾務總辦，在豐鎮設豐寧墾務局，在張家口設察哈爾左翼墾務總局，在包頭設西盟墾務總局，全面放墾蒙地，不但讓漢族人越過“隔離帶”種植，對蒙旗軟硬兼施，文武並用，把蒙古人手中能收來的土地全都收了回來，為朝廷創收。
除了時間的早與晚、禁令的嚴與不嚴，二者的區別還在於一個是為了發展東北人口，一個是為了用西北之地給列強賠款。在這種不同中，如果它們能給人們相同的啟示，那就是在中國的大地上沒有人能把某一塊地方圈成自己的，中國各民族的融合也是沒有人能夠阻擋的，而在本來能夠農耕的土地上，只有讓農耕的百姓把家園像釘子一樣釘進泥土，才可能真正守住祖國的疆域，讓祖國山河永固。
本文圖片來自網路，感謝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