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民國北京，需要留意那些涵蓋這一時期的帝國時代和社會主義時代的紀念性工程。但若要重構這段時期，就需要對中國人如何從臣民變為公民，民族主義、共產主義等現代意識形態如何開始抓住人們的想象力，政客和官員們最初如何應付人民主權理論和現代政府等棘手問題進行還原真實細節般的觀察。我側重的是那些生活在偉大建築和偉人陰影之下無名之輩的集體或個人傳記。我希望這樣的視角，能讓城市生活和芸芸眾生的內在的自然光芒驅散一些陰影，那些遮蔽了民國作為大眾和地方的創造物同時也是精英與民族的創造物的真正面貌的陰影。
1920年代的北京很容易就能對此做出解釋，它投射出了一幅宏偉與袖珍的雙重影像：寬敞的街道與狹窄的衚衕、雄偉的宮殿與樸素的四合院、國家政治的舞臺中心與行會及街坊的古老禮儀。作為一個構想，我選擇了袖珍的而不是宏偉的一面，即“人力車之北京”，因為人力車這種單人乘坐的小型運輸工具是1920年代北京生活中極為尋常的東西，而且它糅合了新舊、人機、中西等元素，蘊含了北京在民國時期的窘況。從時間和空間上來說，中華民國被夾在了多重世界之間：中國帝制時代的過去和中華民族的未來之間，中國文化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文化之間。
《北京的人力車伕：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美]史謙德著，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對這座城市物質和人文層面的闡釋會迫使人們改變看法。1920年代，與軍隊和政黨伴生的政治角逐者們一個個“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國家政治，而不是當地社會，缺乏清晰度和連貫性。雖然城市居民對這一幕幕“城頭變幻大王旗”饒有興趣，但他們對自己的生計和安全憂心忡忡也不難理解。至1923年，北京政府因腐敗而聲名狼藉。各省已經不聽北京政府的行政管轄，有的甚至公開反叛。在民國四分五裂的政治形勢中，軍閥和帝國主義者各自抓住手上的一點權力：這邊是職能部門、官營鐵路，那邊是海關稅務司。
同時，當地居民則透過群眾集會表達他們對主權獨立共和國的觀念訴求，當地精英分子則努力維持著社會秩序。這些要素組成了現代中國政治秩序這塊尚未完成的大拼圖的一部分。雖然許多中國人非常期望不久就能有人有實力奪取政治中心並把這塊拼圖全部完成，但是一塊塊小拼版卻等同不了大拼圖的重建。正如本書中各章節所描述的“市民”那樣，警察、商人、資本家、工人、市民領袖以及政治幹部將他們自己及其組織嵌入了被地方政治所佔據的拼圖一角。在此過程中，零碎的政治與社會發展也在步步進行，儘管最後贏家的身份和最終完成的政體性質如何還是個謎。
接下來的章節將按照五四運動之後10年內政治意識和參與度提高的時間順序來描述市民。
第一章概述了本書的中心主題，即城市對社會和政治變革的折中反應。警察、政黨、商會和工會等新組織開始產生並逐漸發展，而行會、水會、民團、善會、工幫和精英調停等舊組織也得以倖存且欣欣向榮。在這個新舊的大雜燴裡，市民能用上的政治策略和戰術也是花樣不斷翻新。
第二、第三章，將人力車作為混亂年代的象徵，並以人力車伕作為一個具體例項，考察北京作為一個區分階級、發展不平衡又被同一種城市文化所拉動的社會是如何運轉的。儘管這一行業有其特殊性，人力車伕依然可以被視作城市勞苦大眾中不那麼沉默的大多數的代表。
第四、第五章集中討論警察和商會，這可以說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兩個維護秩序的機構。什麼樣的“秩序”才可以且應該被維持？在協調這一問題所引起的價值觀和利益的競爭與衝突時，警察和商會都經歷了大量內部紛爭。
第六章分析了技術革新對城市生活的影響。一套預示著進步與盈利的新電車系統，激起了圍繞著“民生”觀念的政治對立。儘管有著像電車這樣壯觀的另類存在，北京大部分經濟本質上依舊處於前工業化狀態，因此大多數工人與現代機器或生產關係幾乎沒有直接接觸。
第七章中討論的罷工、鬥毆和長期鬥爭揭示了受傳統束縛的工場中的矛盾與合作是如何反過來抑制和促進現代工會主義的形成的。
人力車伕
貧窮作為一種推動警察管理城市生活的新動力，提高了團體和階級意識，變革的希望和資本主義的威脅也讓市民有充足理由參與政治。因群眾民族主義的迅猛勢頭而形成的新興公共領域也為他們提供了途徑。第八章追溯了五四運動式群眾政治的發展過程——從學生帶頭，直至成為一個涉及範圍更廣的特殊城市現象。
雖然群眾性民族主義週期性地為城市敞開政治之門，但軍閥主義也以同樣的頻率威脅關閉和切斷城市生活的正常功能。第九章概括了戰爭對城市社會與政治所產生的多重影響。研究這種圍城狀態，是為了從中找到應對軍事危機而產生全市領導權的相關證據。
到1920年代末期，又一輪戰事使城市政治的改組成為可能。國民黨分裂成左右不可調和的兩大派系，左翼黨幹部於1928年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群眾動員計劃，他們同轉向右翼的南京中央和桀驁不馴的華北軍閥之間貌合神離。第十章主要討論這些外部壓力，再加上內部派系糾紛是如何推進城市工會運動，之後又是如何脫軌的。
最終，一個始於五四運動理想主義的、與精英分子休慼與共的激情十年，卻在一場幾乎毀滅整個電車系統的人力車伕暴動中落下了帷幕。在1929年的電車風潮中，之前章節中著重指出過的所有要素——人力車、城市貧民、警察、商人政客、電車公司、公共輿論、士兵、無產階級和政治幹部——統統登上了舞臺，再加上佛教僧侶等其他角色的登場，表現了民國時期現代城市政治的複雜性與生命力。高潮一幕中的盧德主義色彩，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來反思中國對城市現代性的特殊貢獻的能量和脆弱性。
[作者為美國狄金森學院查爾斯·A.德納（Charles A.Dana）政治學教授。本文根據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的人力車伕：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一書序言編輯，發表時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