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孫中山先生在我黨與蘇聯的協助下，創辦了著名的黃埔軍校，屆時孫中山先生在軍校開學典禮上指出，黃埔軍校乃是為創造革命軍拯救中國之危亡而創辦。

其間孫中山先生說黃埔軍校乃是“壓迫人們和被壓迫人們相互爭鬥中的產物，漫漫長夜裡的一個明星，一線曙光下的革命營寨”。

一如孫中山先生所期盼那般，早期的黃埔軍校為中國革命培養出了大批人才，其間革命先輩左權、陳賡、徐向前、趙一曼……皆系黃埔軍校出身。

圍繞黃埔軍校，最廣為人知者莫過於周總理曾擔任政治部主任之事，政治部是黃埔軍校下設的六部之一，主要負責對全校教職員和學生進行政治教育與宣傳。

不僅周總理，亦曾有多人擔任過政治部主任這一職務，那麼黃埔軍校的歷任政治部主任都有誰，他們最終的結局如何？

1、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

黃埔軍校成立後的首任政治部主任乃是戴季陶，這一任命乃是黃埔軍校開學前三天，即1924年6月13日由孫中山先生親自簽署。

之所以有此一番任命，一方面是因為戴季陶長期以來一直伴隨孫中山先生左右，深得孫中山先生信任的緣故。

另一方面是因戴季陶其人擅長於理論方面，孫中山先生認為他能夠“負起政治教育責任”。

然而對於戴季陶而言，實質上政治部主任只是其多個職務當中的一項，彼時他同時任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以及宣傳部部長職務。

正因如此，多項職務在身的他精力有限，難以抽出時間對政治部工作做出更多的規劃或思量等等，因而擔任政治部主任期間並未能夠有所重要建樹。

任職期間他曾為黃埔軍校第一首校歌作詞，但由於韻律不夠順暢、詞不合曲等因素，導致這首歌並未得到全校師生的喜歡，流傳亦不太廣泛。

之所以無所建樹實質上也是因為戴季陶擔任政治部主任這一職務的時間過於短暫，1924年6月22日戴季陶便公開表示辭去一切職務，並於6月28日實際離開政治部主任這一職位，其間從正式任命到離開崗位僅有區區15日。

而關於戴季陶的最終結局，1949年2月11日解放軍一路高歌猛進之際，出於對國民政府徹底的絕望，戴季陶在廣州東園招待所服安眠藥自殺。

2、第二任政治部主任——邵元衝

1924年6月22日戴季陶表示辭去一切職務，當天廖仲愷便提議由邵元衝擔任代理政治部主任，由此邵元衝便成為了第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與戴季陶相同的是，邵元衝同樣是多項職務兼於一身，其間包括粵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國民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務。

廖仲愷

因而任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後，邵元衝便開始了日復一日在省城與軍校之間往返奔波的日子。

不過即便如此，邵元衝依舊盡力將政治部主任這一職務背後,所需承擔起的責任儘可能地落實到位，任職期間邵元衝制定並提出了一套旨在擴大宣傳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運動的政治部工作辦法。

然而他在實際工作上卻並未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反而引起了廣大師生的不滿，其間原因主要在於兩個方面。

首先由於多項職務在身，工作繁忙的邵元衝素來行色匆匆，既不與學生交談亦不與教官來往，時常會在政治演講過後夾起公文包便匆匆離去，因而從本質上脫離了師生群體。

另一方面，邵元衝每次演講的內容千篇一律，皆是從孔孟的仁孝禮儀聯絡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稱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源自於孔孟的仁愛之道之類。

演講內容上的空洞乏味時常令大多數學生酣然入睡，因而被冠以“催眠術主任”的代號，同時他也引起了許多學生的反感，認為他的解讀是在歪曲篡改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正因如此，全校師生的不滿逐漸反映到了廖仲愷處，他與蔣介石、蘇聯軍事顧問等人協商之後，決定由我黨方面推薦一位適當人選出任政治部主任。

促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並不僅僅只是師生們的不滿，亦因邵元衝擔任政治部主任本就是暫時代理，並且1924年11月12日邵元衝被孫中山先生親點為陪同北上的八大文隨員之一，因而邵元衝的離職是必然的。

而關於邵元衝的最終結局，1936年12月初邵元衝與夫人張默君應蔣介石邀請奔赴西安。

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之際，聽到槍聲的邵元衝從西安招待所的房間跳窗逃遁，由此被士兵開槍擊傷，並於兩日後在西安陝西省立醫院因傷逝世。

3、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周總理

繼邵元衝之後成為第三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便是周總理，而實質上早在邵元衝辭職之前周總理便已經到黃埔軍校任職。

1924年6月，廖仲愷向時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張申府提出，希望他能夠推薦一些曾在國外學習的優秀學生到黃埔軍校工作，由此張申府以一封推薦信作為回應，而在其中15位我黨成員名單之中，周總理的名字被排在了首位。

此後張申府便想辦法聯絡到正在歐洲的周總理，請周總理早日回國併為他籌措了從歐洲回國的路費。

張申府

9月1日周總理乘船抵達香港，並在數日後抵達廣州天字碼頭，9月下旬便在張申府的推薦下被聘任為黃埔軍校政治教官，講授《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

與此同時，早在6月下旬張申府便辭去了政治部副主任職務，而11月13日邵元衝隨同孫中山先生啟程北上，復又造成了政治部主任這一職務的空缺，至此黃埔軍校政治部相應的空缺非常嚴重，而此處實質上也為周總理的上升提供了相應的空間。

在黃埔軍校工作一段時間後，周總理被委任為政治部副主任，而11月下旬他復又接替邵元衝成為了政治部主任。

出任政治部主任之後，周總理當即將政治部從廣州市區遷進軍校之中，並親自建立起了一套切實有效的工作制度，一改此前政治部工作混亂無序的狀況。

由此以點見面，這一時期的周總理在此工作崗位上做出了諸多切實有效、影響深遠的舉措，其間便包括：擴大我黨影響、成立火星社、成立血花劇社等等。

在周總理的努力之下，我黨在黃埔軍校的影響力取得了空前的發展，從黃埔第一期至第四期當中有著近500名黨員、團員、進步學生，我黨建黨初期、早期的軍事骨幹普遍處於這一行列之中，由此可見周總理任職政治部主任影響之深遠。

1925年10月6日東征軍出發並設立東征軍總政治部，周總理以第1軍政治部主任之身份兼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與此同時他亦離開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一崗位。

關於周總理後來的故事想來是不必贅述的，新中國的萬丈高樓平地起、那條送周總理的十里長街……一幕幕歷史畫面始終定格在國人的腦海之中不曾忘卻。

4、第四任政治部主任——卜士奇

隨著周總理的離開，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一崗位面臨著新一度的空缺，作為頂替時任蘇聯軍事顧問加侖將軍中文翻譯、蔣介石俄文翻譯的卜士奇兼任政治部主任。

回顧上述三度更迭可以明顯窺見，對於政治部主任這一工作，無論戴季陶又或邵元衝皆未予以高度重視，唯有周總理兢兢業業的承擔起了相應的責任。

而在卜士奇掛名代理政治部主任後，本就工作繁忙的他亦對此無所重視，因而整整一個多月的時間不曾趕赴政治部就職，因而只能換旁人來出任這一職務。

此後卜士奇輾轉於國民政府各個崗位，多是圍繞其擅長俄文這一特質工作，因而他的履歷由始至終也並無特別突出關鍵之處。

1949年10月之際，隨著國內形勢的變化，卜士奇離開大陸前往臺灣省，並於

1964年5月24日病逝臺灣。

5、第五任政治部主任——包惠僧

早在周總理擔任政治部主任期間，一應工作開展的有條不紊，因而政治部在學校師生眼中的地位亦不容小覷。

然而在周總理離開之後，軍校內兩大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之間如同脫韁野馬一般，時常爆發，甚至險些發生拔槍殺人事件。

有鑑於此，廖仲愷認為必須要有一位能力卓越的政治部主任繼續坐鎮黃埔軍校，以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

首先他想辦法聯絡蔣介石，詢問周總理能否繼續回來主持工作，卻被告知前方工作任務繁忙，周總理無法回到黃埔，因而廖仲愷只好聯絡我黨廣東區委，以求推薦出新的政治部主任人員，由此在廣東區委的推薦下，包惠僧成為了新的政治部主任。

包惠僧乃是我黨早期的成員之一，平素保持著沉穩謹慎的作風，而在工作上亦同樣如此，由於他出任政治部主任的主要任務是圍繞上述狀況產生的，因而他的主要建樹亦集中於此。

首先，包惠僧保持著此前周總理制定的工作制度，同時根據黃埔軍校內的實際狀況，重新制訂了學習計劃增添了部分課程，由此令學生們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大幅度減少，以達到減少衝突發生的目的。

另一方面，他想辦法與教育長錢大鈞搞好關係，令之做好部分學生的思想工作，力求學生們不要在學校裡鬧事。

如此一番調整之後，黃埔軍校雖然並於什麼變化，卻也始終維持著四平八穩的現狀，並沒有什麼重大沖突發生，已然達到了最初的目的。

此後隨著第二次東征的開展，前方因政治工作人員的大量短缺，經周總理與蔣介石協商後，包惠僧調任東征軍第三師離開了黃埔軍校。

然而時值大革命失敗之際，包惠僧因仕途受挫而意志消沉，復又做出了退黨的錯誤決定，並於此後在國民政府多處任職。

1948年解放戰爭如火如荼之際，包惠僧舉家搬遷至澳門，復又於1949年11月返回國內，次年初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並順利畢業後，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研究員、參事。

1957年4月起，包惠僧復又被委任為國務院參事，直至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逝。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包惠僧乃是我黨早期成員之一，因而後半生裡他透過回憶的角度撰寫了諸多我黨建黨初期以及早期工人運動開展的狀況的珍貴史料。

6、第六任政治部主任——邵力子

包惠僧調離之後，政治部主任職務便由時任黃埔軍校秘書長的邵力子暫時代理。

邵力子本人亦是我黨早期成員之一，但其同時也是國民黨內部重要成員，實質上在國民黨內部亦有一部分始終堅持孫中山先生聯共政策，與我黨之間保持親密聯絡之人，其間便包括邵力子。

邵力子出任政治部主任期間，實質上在軍校管理上並未有特別大的建樹，畢竟他在軍校主持政治工作本身就略帶“文人參政”色彩。

邵力子

一個若有若無的狀態當中，雖然每天都堅持到軍校走走看看做做演講，但這一切多是停留在表面。

這樣的光陰並未持續太久，邵力子便因北伐戰爭的興起而離開了軍校。

此後隨著時間推移，邵力子一直留在國民政府內部任職，直到1949年作為國民政府方面和談代表團成員之一，在談判破裂後邵力子宣佈脫離國民政府留在了北京。

而在此之後，邵力子復又在我國出任政協常委、人大常委等方方面面的重要職務，並未國共第三次合作以及臺灣和平解放等工作付出了諸多心血，直至1967年12月25日於北京逝世。

7、第七任政治部主任——熊雄

在上述歷任政治部主任當中，有所建樹的人從本質上講僅有周總理一位，然而作為黃埔軍校第七任政治部主任的熊雄，亦在此崗位上奉獻諸多。

熊雄

早在1925年6月熊雄奉命回國之後，便進入黃埔軍校出任政治教官職務，東征勝利之後熊雄已然出任政治部副主任，聯絡前文可知此時的熊雄已然開始主持政治部的基本工作，而1926年7月隨著邵力子的離去，熊雄正式出任政治部主任。

熊雄主持相應工作期間，特別注重學生們的思想建設，經常向他們灌輸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等基本理論，而且先後邀請包括毛主席、魯迅在內的多人到軍校做報告，對學生們進行政治教育。

總而言之，與孫中山先生成立黃埔軍校培養革命人才的初衷遙相呼應，熊雄為此付出了諸多心血與努力，而他的這份付出亦對學子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其間作為第五期學員的許光達將軍曾在回憶錄中如此說道“熊雄，不高的身材，和藹的容顏，吃苦耐勞的精神……他指明瞭我們瞄準的方向，鼓舞我們沸騰的熱情，使我們一直打到武漢、南京，消滅了武器比我們優良實力比我們強大的吳佩孚、孫傳芳……”

許光達

透過許光達將軍的回憶，便足以窺見那段光陰裡熊雄在黃埔軍校學生們心目之中留下的不可磨滅的痕跡。

然而令人遺憾的卻是熊雄的結局，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屠殺，大肆迫害我黨成員，雖忌憚於熊雄在廣東與軍校的影響力，他們沒有直接對熊雄下手，但卻採用欺騙的方法秘密將他逮捕，並在深夜將年僅35歲的熊雄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