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圖|1981年7月6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包兆龍、包玉剛父子
1978年的一天,時任國家旅遊局局長盧緒章接到了一封電報。
電報是有名的“世界船王”包玉剛的夫人黃秀英從香港打來的,目的是想要回來看望盧緒章的夫人,黃秀英何盧緒章的夫人是表姐妹關係。而包玉剛與盧緒章,也有姨表關係,包玉剛早年曾在盧緒章開辦的廣大洋行當夥計。
雖然僅僅只是一封探親電報,可背後卻有更深層次的含義。
看望親屬是真,“投石問路”也是真。
1978年的中國,正處於一個改革潮流的關鍵年份,世界級的船王包玉剛,也萌生了想要回國發展的衝動,可他對於回國仍然有一定的顧慮,於是想出了一招投石問路的計策。利用夫人的名義給國內發去一封電報,看看祖國有什麼樣的反應。
盧緒章接到電報以後,深知這一訊息的重要性,於是主動報告了中央,轉來轉去,電報最後到了鄧小平的手中:
“船王要回來,好事嘛。”
一條舊貨船起家的世界船王
包玉剛出身於一個浙江小商人家庭,父親包兆龍本身就是以經商起家,他對子女的要求一直都非常嚴格,由於家庭條件還不錯,幾個子女後來都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也許是自幼就叛逆的性格,包玉剛在吳淞商船專科學校船舶專業畢業後,沒有進入大學深造,而是跑到上海一家銀行當了一個小職員,並逐漸的從職員做到了上海市銀行的副總經理。
本來就已經是違逆了家裡意思的包玉剛,後來又從銀行辭職。1949年包玉剛跟隨父親攜十數萬的資金跑到香港經商。
包玉剛童年就對海有這濃厚的興趣,因此拿出積蓄想要跑海運。
母親首先就提出反對,認為積蓄全部都壓到一條船上,風險太大。
父親包兆龍也反對,他認為香港的船舶業發展已經成熟,競爭十分激烈,包玉剛此前沒有幹過海運,沒有經驗,如何能與人競爭。
家裡的勸說並沒有讓包玉剛打消主意,反而還激發了他的鬥志。
不過,包玉剛並沒有急於投身航運,而是努力學習航運和船舶知識,一直到37歲時,才在家裡和朋友的幫助下,籌募了70多萬美元。專程跑到了英國購買了一條燒煤的舊貨船。
這艘船執行已經28年,排水量只有8200噸,可包玉剛如獲至寶,不僅將這艘船重新刷漆,還將裡外都整修了一番。
一艘舊貨船將成為包玉剛未來事業的起點。
與當時經營航運業採取短期出租的大佬不同,包玉剛採取的是長期出租的方式。
短期出租,是租船的人每一個航程,就結算一次,這樣的收費標準高,而且還可以隨時更改,可包玉剛採取的長期出租的方式,是三五年,甚至長達十年的出租,按月結算租金。
雖然包玉剛採取這種方式,賺錢要少,回本要慢,可無疑是一種穩紮穩打的辦法。
包玉剛的人生座右銘是:“寧可少賺錢,也不去冒險。”
冒險的利潤雖然是呈幾何倍數增長,可長期運營才是立足根本,從一開始的受人嘲笑,到後來的讓人仰望,包玉剛一步步的成長令人驚歎。
1974年希臘船王亞里士多德·奧納西斯拜訪包玉剛,曾這樣盛讚他:
“搞船隊雖然我比你早,但與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
1980年,包玉剛的船隻總數達到了200多艘,總排水量也達到了2000多萬噸,第二年包玉剛船隻中排水量達到了2100萬噸,比美國和蘇聯的國家所屬船隊的總噸位數還要大。
也是在包玉剛的影響下,香港的船舶業異常的發達,僅次於美國。
包玉剛不僅僅是在海上發家致富,從70年代開始,他將資金轉投陸上,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人曾說包玉剛的財富多到令人咋舌,有人曾說他想要買下一個國家。
包玉剛自己也開玩笑稱:
“我不願意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財產,因為害怕由於不知所措而引起心臟停止跳動。”
闊別家鄉幾十年,包玉剛自然也想為家鄉的建設出一把力。
盧緒章將包玉剛的電報轉到中央後,得到了鄧小平的高度關注,在世界仍對中國充滿疑慮的前提下,包玉剛的到來勢必會起到推動作用。
鄧小平立刻授意主管僑務工作的廖承志給包玉剛發電:熱情歡迎包玉剛夫婦回大陸。
“我們共產黨人要講人情啊”
1978年10月,包玉剛夫婦回到祖國,國家的變化令包玉剛看在眼裡,尤其是到北京後,和姨表兄盧緒章見面後的一番談話,更是令包玉剛認為,中國未來將會有極大的發展潛力。
包玉剛這一次回國與盧緒章、廖承志都分別見了面,不過一個遺憾的事是,沒有見到鄧小平。
原本兩人是準備見一面的,可因為鄧小平臨時有事所以沒能見成。
1980年3月,包玉剛在六機部柴樹藩的邀請下,再一次回到祖國,和六機部商談合作造船一事。包玉剛不僅發起成立了香港與內地合資的國際聯合船舶投資有限公司,還向中國內地造船廠訂購了六艘貨船,對中國船舶業的出口起到了積極作用。
這一次與華國鋒、葉劍英、王震等國家領導人見面後,包玉剛積極表達了想要支援國家旅遊業的想法。
3月21日,包玉剛小心翼翼的給中央寫信,提出了想要捐款1000萬美元修建一座現代化規格的旅遊飯店:
“北京缺少旅遊飯店,我來貢獻,就在北京建一座旅遊飯店,要求只有一個:紀念我的父親。我父親已經80多歲了,飯店就以我父親的名字命名,叫‘兆龍飯店’。”
時任中國旅遊管理總局副局長的莊炎林對此印象十分深刻。莊炎林在旅遊局負責涉外接待工作,對於當年北京的接待環境十分熟悉。
包玉剛剛到北京第一個晚上,就面臨沒有住處的問題。當時北京有多少家涉外飯店呢,莊炎林回憶稱:挺有限的六七個涉外的飯店,就5200個床位,真正合規格的話呢1800個。
包玉剛的女兒包陪慶也稱:
“我們當時是到北京飯店,因為當時我父親帶了一家人他的妹妹,妹妹的丈夫啊,也帶著我,但是那個時候房間的分配不夠用。”
當時安排包玉剛住到北京飯店,作為主客的包玉剛,自然是被安排了單獨一間房,可其他的隨從以及一切親屬就沒有那麼好的待遇了,大家相互將就,各自擠一擠也就住下了。
大概是這件事情給包玉剛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所以才提出要捐款建一座星級飯店。
只是遠在香港的包玉剛想不到的是,他即便是想要捐贈這些錢,也經歷了好多波折。
莊炎林無不感慨地說道:
“我們歷來都主張自力更生,既無外債又無內債,對貸款也不通,你捐贈的話你那算什麼,你不是自力更生嗎?”
更讓莊炎林想不到的是,因為包玉剛提的一個小小的要求,更是在國內掀起一片反對的聲音。
當時的中國思想尚不開放,對一個大資本家的捐贈,實在是有些難以接受,更何況修建好的飯店還要以包玉剛的父親名字命名,這不是為資本家樹碑立傳嗎?
儘管包玉剛一再表示,只要答應條件,支票立馬就送過來,時任國家旅遊局局長的盧緒章先後兩次打報告到國務院,雖然兩次都獲得了批准,可在當時愣是沒有人敢接這張支票。
莊炎林始終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包玉剛對國家的貢獻很大,這樣的條件應該答應,於是莊炎林向主管僑務的廖承志反應此事。
廖承志心情十分激動,他在屋子裡不斷來回踱著步子,十分感慨地說道:
“世界上各國都有僑民,可是你想想看,哪國的僑民能像我們的華僑那樣,離開祖國後,在海外一代甚至幾代,生根了,發財了,可心裡想的、唸的,依然是遠在天邊的家鄉和祖國!他們關注、渴望的依然是家鄉和祖國的建設和富強!”
鑑於事情的重要性,廖承志建議莊炎林,直接寫報告給鄧小平反映這件事。
鄧小平聽廖承志說了事情的經過後,也感到十分憤慨:
“人家無償捐資1000萬美元給我們建旅遊飯店,這是對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有用的事嘛,何樂而不為?要求命名“兆龍飯店”,為什麼不可以呢?人家講孝心,想借此表達對給予自己生命和教育自己成人的父親的深情和謝意,是好事嘛,我們共產黨人要講人情啊,何況人家對我們有貢獻,紀念紀念應該!”
“別人怕‘接’出麻煩,我出面接受這筆捐款。”
鄧小平不僅表示同意,還答應為飯店題字,並要求國家旅遊局,在三環上選擇最好的地方建這所飯店。包玉剛聽說後也十分高興,立即打電話表示:“好,我馬上把支票送過來。”
與鄧小平的交情
由於一些緣故,簽字贈款儀式一直到一年以後才舉行。
1981年7月3日,包兆龍、包玉剛父子一行九人乘飛機抵達北京,7月6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專門接見了包兆龍、包玉剛父子。
“我們早就應該見面了。”
一見面,鄧小平就快步上前,緊緊地握住他們的手說道。
包玉剛詳細的介紹了自己的發家歷程鄧小平聽的十分認真,兩人就有關中國船舶業的發展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鄧小平十分高興:“那好啊,你幫我們把這件事情搞起來。”
兩人不知不覺聊了差不多一個小時,臨別之際鄧小平緊緊地握住包玉剛的手,意猶未盡地說:“過去我們沒有見過,這次見到了。”
包玉剛也十分感激地說:“是的,謝謝,感謝鄧副主席的接見!”
雖然兩人這是第一次見面,包玉剛卻始終有一種一見如故的感覺,透過這一次交談,包玉剛也感受到了鄧小平對於改革開放的雄才偉略。
包陪慶還記得一個細節,那就是鄧小平緊緊地握住爺爺的手說:你我都是一樣,煙不離口。
包玉剛本人是不抽菸的,而且也最反對吸菸,公司裡歷來不允許任何人吸菸,包陪慶動情地說:
“只有兩個人能在父親面前抽菸,一個是爺爺,而另外一個就是鄧小平。”
在簽字捐款的儀式上,鄧小平親自出面,接過了包玉剛手中的支票,無不歉疚地說道:
“你們要知道,我們現在辦事的效率就這樣,定個名字,找個地方就那麼難,拖了一年多。今後一定得想辦法改進。”
1983年9月5日,鄧小平親自為飯店題寫店名“兆龍飯店”。
1985年10月25日,鄧小平親率十數位國家領導人,參加了兆龍飯店的開業典禮。
事實上,鄧小平不僅題寫了“兆龍飯店”,還親自題寫了包玉剛捐資建設的“寧波大學”。
1984年8月初,鄧小平在北戴河作出了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的指示,遠在香港的包玉剛十分激動,立即啟程回到了闊別30多年的家鄉寧波。
寧波也是中國東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1984年寧波被列為14個沿海開放的城市之一。
回到家鄉後包玉剛看著家鄉的建設,深情地說:
“寧波的面積是香港的10倍,人口也跟香港差不多,但還沒有一所綜合大學,在全國向四化進軍中怎麼行呢?”
包玉剛現場就決定,捐款5000萬,為寧波修建一所大學。
1984年12月20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包玉剛,聽說他捐款為寧波修建大學的事兒,鄧小平盛讚包玉剛:“你真熱心,好!好!這是件好事情。”
包玉剛提出要求,希望鄧小平能為寧波大學題寫校名,鄧小平欣然答應。
對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包玉剛付出了相當大的心血。
除了改革開放以後,在80年代初中國還要面臨一個嚴峻的考驗——香港迴歸。
英國在香港問題上,始終採取強硬的姿態,而包玉剛利用自己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為香港迴歸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包玉剛曾積極向撒切爾夫人傳遞了中方對於香港的態度,包玉剛的女兒包陪慶對此影響十分深刻。雖然包玉剛傳遞了鄧小平要延續香港的法律和社會制度不便,可撒切爾夫人並不完全相信。
當意識到撒切爾夫人對中國似乎存在另類的偏見後,包玉剛就主動提出,邀請撒切爾夫人到中國,親自看一看改革開放的成果。
包玉剛親自在英國造船廠訂購了一艘船,當時英國造船業正處於頹勢,包玉剛這一行為無異於是雪中送炭。在和撒切爾夫人會面時,包玉剛藉機提出,希望她能出席這艘船以及一艘在上海的船的下水儀式。撒切爾夫人欣然允諾。
1982年秋,中英結束了第一輪談判後,撒切爾夫人如約趕往上海,參加完“世誼號”下水儀式後,包玉剛陪同撒切爾夫人參觀了上海,親眼見證了中國人的嶄新面貌,對於後來中英談判,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建立後,包玉剛擔任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和諮詢委員會召集人,據同是委員的鄔維庸就曾說過:
“中國、香港、英國三方關係以往一波三折,包玉剛是緩衝及中介角色,發揮了影響力,一句話起的作用往往超過十個人的意見。”
也因為這一系列的努力,鄧小平同包玉剛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86年4月21日,鄧小平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包玉剛,並同他談了“一國兩制”的構想,令包玉剛深受感觸。從1981年兩人第一次見面以來,包玉剛每年都要去北京,前後差不多見了15次面。包玉剛也是鄧小平見過次數最多的香港人士。
包玉剛對鄧小平的人格魅力和政治胸懷是十分欽佩的。
中國自古以來對土地就有這由衷的熱愛,相比來看,大海實在是有些波譎雲詭,難以琢磨,可包玉剛卻不同,他硬生生地在西方發達的航運產業上撕開了一道裂縫,並稱為其中的佼佼者,憑藉一己之力,香港的船舶業十分發達,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存在。
包玉剛是當之無愧的世界船王。
而包玉剛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和他孜孜不倦的探索追求有關外,還和他的刻苦鑽研有這密切的關聯,包玉剛熱衷於學習是他能取得成功的重要性因素。
1991年,包玉剛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73歲,他的去世引發了世界的轟動,代表著一個時代的落幕,聞聽噩耗的鄧小平第一時間發去唁電深情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