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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21時，位於瀋陽城北約七八華里的北大營準時吹響了熄燈號。在路燈照射下，陸軍獨立第7旅司令部門前顯得格外空曠，照壁牆外還未搭完的戲臺，看上去有些形單影隻。再過8天就是中秋節，等請來的戲班子登臺亮相，北大營又是一番熱鬧景象。22時20分左右，“突聞轟然一聲巨響，震動全城，不到五分鐘，日本關東軍設在南滿站大和旅館的炮兵陣地即向我北大營開始射擊”。獨立第7旅參謀長趙鎮藩立即給旅長王以哲家裡打電話，結果不得要領，只好一面下令部隊進入預定陣地，一面再向副司令長官公署請示辦法。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簡直不可理喻：“不準抵抗，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然而，侵略者毫無道理可言，關東軍參謀、奉天特務機關輔助官花谷正，以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當時不在瀋陽）的名義，給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和陸軍大臣南次郎發出了第一封電報：“十八日晚十時半許，暴戾的中國軍隊在奉天北面的北大營以西，破壞滿鐵線，襲擊我守備兵，與我前來之一部守備隊發生衝突。據報告，奉天獨立守備第二大隊正向現場出動。”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進攻北大營。北大營南距城區約10華里，西距南滿鐵路約300 米，西南距離柳條湖700米，事變發生時營內尚有東北軍7000餘人
內憂外患之秋
日俄戰爭中日本戰勝後，參照中俄合辦中東鐵路的約定，南滿鐵路每公里配備15名士兵護路，最初日軍在附屬地及鐵路沿線駐紮兩個師團，此後調整為一個縮編師團、6個獨立守備大隊，合計14000餘人。隨著日本關東都督府改稱關東廳，原本設在府內的陸軍部升格為關東軍司令部，“軍事優先”主義逐漸成為日本對東北殖民統治的基本方針。
張學良子承父業，撤銷奉軍原有的方面軍、軍、師等混亂編制，東北所有軍隊整編為國防軍和省防軍，以獨立旅為單位，總數不下30餘萬人。此外，東北海軍擁有大小艦艇20餘艘，約3萬餘噸；東北航空大隊裝備各式飛機300餘架，實力超過國內任何一方。如果將東北與南京之間的關係簡單地看成地方與中央、下級與上級，那就未免過於幼稚了。東北政務委員會作為東北的最高行政機關，編制十分龐大，正如張學良對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所說，“雖已實現南北妥協，但實質上東三省政府的態度依然毫無改變，與南京政府的關係僅是名義上的，實際內容與以往並無不同。”
北伐完成，國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主張與列強有序簽訂關稅平等新約。張學良富有民族正義感，多次拒絕強鄰貪得無厭的索取，加緊修築鐵路，加快港口建設，一時氣象萬千。如何應對日本挑釁，張學良曾經致電蔣介石：“對於日方如此態度，人皆同憤，惟對付之策，不外三種。一曰強硬，二曰軟化，三曰圓滑。強硬則必用武力，不但東省力有不足，即全國協辦亦無把握；軟化則東省將成保護國，為朝鮮第二，非所敢出；暫用圓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於國際間著手運用，拆其野心，始有辦法。”
日軍“少壯派”可不吃你這一套，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老早起草過一份侵略計劃，提出“巧妙解除中國軍隊武裝”，再由關東軍出面實施最簡明的軍政，維持中國東北治安的方案。陸軍省軍務局局長小磯國昭、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關東軍高階參謀板垣徵四郎、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建川美次、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輔助官花谷正等人無一不是野心勃勃之徒，恨不得一口鯨吞東北。
1930年中原大戰，張學良最後時刻站隊南京國民政府，調派8萬精銳入關瓦解反蔣聯軍，升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平津地區及黃河以北全部歸其節制。來年春暖花開之際，躊躇滿志的“少帥”離沈赴平，關外之事交由吉林省政府主席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參謀長榮臻及東北政委會代主席、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處理。興許過於忙碌，到平不久的張學良傷寒病發作，5月底住進協和醫院配合治療。期間，吉林發生萬寶山租地事件，日本軍警挑撥朝鮮排華，刻意升高事態擴大流血衝突。張學良密電東北政務委員會：“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為周旋。”多事之秋，反覆無常的軍閥石友三乘機興兵作亂，突然襲佔河北重鎮石家莊，東北軍再調六七萬精銳入關震懾。
榮臻，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中將參謀長，後投敵
“現非對日作戰之時，以平定內亂為第一。”蔣介石同樣誤判形勢，繼續以“圍剿”紅軍換取日本政府認同，並且大量採購武器示好日本軍方。眾所周知，武器買賣不同於其他貿易往來，它是一種軍事合作關係，僅限定於非敵對國家之間進行。以1930年為例，南京從日本購置的武器總金額為5844543海關銀兩，佔海外軍購總金額比率的38%。在蔣介石看來，你能賣我武器，就是不想和我開戰，只要兩國高層保持友好聯絡，哪怕關東軍鋌而走險，事情總有轉圜餘地。怎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年6月下旬，日本參謀本部一個名叫中村震太郎的軍官，打著農業考察的幌子，帶人潛入大興安嶺蒐集情報，被興安屯墾軍秘密處決。紙包不住火，日方咄咄逼人，蔣介石痛惜“吾國已不成國”，惟照舊強調“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
適逢張作相父親病逝，返回原籍錦州治喪。9月6日，張學良電告臧式毅、榮臻：“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如何尋事，我方務必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望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14日，張作相再派副官處副處長李濟川請示具體辦法，張學良說：“我因病頭腦不清，精神也不好，東北大事仍由張輔帥、臧主席和榮參謀長三人酌情處理。”李濟川馬不停蹄趕回瀋陽，但見榮公館門庭若市，毫無緊張氣氛，“滿屋大員，抽鴉片、打麻將，更有張筱軒的京韻大鼓，熱鬧非常”。東北局勢劍拔弩張，榮臻竟然還有心思為父親張羅壽宴，前來交涉的林久治郎一臉焦慮：“榮參謀長，日本軍人橫暴，不服從外交官指示，現已緊要關頭，別的談不到了……”
一夜鉅變，傷痛白山黑水
1931年4月，日軍第2師團從仙台調到遼陽，替換第16師團回國休整。板垣出面召開聯隊長、大隊長參加的動員會，鼓吹“滿蒙問題的最後解決，必須予以軍事佔領，因此要有突然攻佔的準備”。經過一番精心策劃，“少壯派”定在9月底“舉事”，具體步驟如下：花谷正負責製造發動戰爭的藉口，在靠近瀋陽柳條湖附近炸燬一段鐵路，誣衊東北軍所為；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第3中隊以演習為名，一部至鐵路邊，主力至北大營外圍展開，一俟爆炸成功，立馬前往北大營“緝兇”；板垣坐鎮瀋陽，以關東軍司令官名義命令第2師團進攻瀋陽城區，再以護僑為名謀取吉林，同時請求日本朝鮮軍支援。“少壯派”還從東京兵工廠偷運兩門240毫米榴彈炮，放列於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兵營內，並對瀋陽附近的重要目標進行了實地測量和標定。
九一八事件中，日本侵略軍炸燬鐵路地點。該圖為修繕後補拍，圖中標記點為日軍炸燬處
遼寧從此極不安寧，臧式毅得到奏報，日軍近來演習頻繁，僅瀋陽一地，7月份就有9次。8月20日，奉軍原軍事顧問、熟悉東北內情的本莊繁接任關東軍第9任司令官，他對“少壯派”的秘密計劃或許不完全知情，但絲毫沒有消除戰雲的意願，“第一線部隊要經常注意情況的變化，要有當事件突發時決不失敗的決心和準備，特別是獨立執行任務的小部隊，要斷然遂行自己的任務”。林久治郎覺得不對勁，“關東軍正在集結軍隊，提取彈藥器材，有於近期採取軍事行動之勢”。東京聽到風聲，不緊不慢指派建川美次前往東北實地瞭解情況，哪裡曉得建川本身就是板垣一夥。“訊息已經走漏，必須立即堅決行動。”接到內線訊息，板垣、石原恰巧陪同本莊走訪基層部隊，板垣藉口迎接建川暫留瀋陽，石原跟隨司令官返回遼陽。
9月18日晚上，王以哲和幾位團長均歸宿在家，唯有趙鎮藩留守營中。藉著夜色籠罩，獨立守備第2大隊一小隊日軍引爆炸藥，一聲霹靂似巨響，一段一米多長的鋼軌和兩根枕木騰空飛濺。所謂“東北軍破壞南滿鐵路”，第3中隊照著“劇本”率先攻向北大營，兩門240毫米榴彈炮瞄準發射，炮聲和火光劃破瀋陽夜空。此刻，張學良正在北平華樂戲院請英國公使藍浦生觀看京劇演出，“約十點卅分許，來人報告榮參謀長請我說話，有緊急事項，我立刻辭別藍公使歸返協和醫院。”榮臻傳達“不抵抗”指示，趙鎮藩覺得礙難處置：“把槍放到庫房裡，恐怕不容易辦到吧！”第621團住在北大營最西邊，官兵們倉促得連衣服都沒得及穿好，日軍即用刺刀猛扎，“我們計程車兵赤手空拳，有的奪門而出，有的越窗而逃”。第620團第3營第9連自發完成集結，團附朱芝榮跑出來喊停：“都給我回來，旅長電話重申，叫隊伍不要動，等候交涉，日本人如果進來，要什麼給什麼。”連長姜明文脫口問道：“要命也給嗎？”朱芝榮也挺無奈：“這是旅長的命令嘛！”23時許，第620團團長王鐵漢急匆匆趕回營中,“等候交涉不等於捱打，敵人向本團營房進攻時，我決心還擊，這是自衛必要的手段，雖和不抵抗衝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
日軍起先並不敢大膽挺進，只以猛烈炮火恫嚇。板垣只求速戰速決，斷然電令獨立守備隊第2、第5大隊和第2師團步兵第29聯隊加入北大營、瀋陽戰鬥。本莊繁聞訊並未深究，只表現出些許猶豫，很快默認了板垣、石原等人的獨斷專行，認定“日華軍隊衝突，咎在彼方”。19日凌晨1時40分，榮臻擔心獨立第7旅失控，示意“必要時可向東面移動移動”。王鐵漢記得很清楚：“準備撤退的時候，敵人步兵400餘，已向本團第二營開始攻擊，我即下令還擊，斃傷敵人40餘名。就在敵人攻擊頓挫之際，忍痛撤出北大營。”趙鎮藩行動稍遲，激戰至3時許，日軍從南面攻入營垣，當即指揮旅直屬部隊反擊，直到對外聯絡的電話全部不通，方才部署突圍。事後統計，獨立第7旅官兵148人死亡，186人負傷，坦克全部丟光，33門迫擊炮和平射炮、112挺各式機槍、1302支長短槍支落入敵手。另據日方記載，關東軍死傷25人，代價微不足道。
本莊繁，曾為張作霖的軍事顧問，1931年8月任關東軍第9任司令官，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指揮日軍向東北全境發動全面進攻
黎明前後，榮臻（後投敵）、王以哲化裝逃出城外，臧式毅不願一走了之，被軟禁數月後選擇“合作”。遼寧省警務處處長兼瀋陽市公安局長黃顯聲鐵骨錚錚，要求公安各分局盡力支援，非到不能抵禦時，決不放棄駐地，“市區不能打，我拉出去打，打到底”。部分警察盡忠職守，零星戰鬥有所持續，日軍調來坦克衝擊公安總隊部大門，眼看大勢已去，黃顯聲只好以分局為單位實施撤離。
瀋陽徹底淪陷，損失不計其數，僅以兵工廠為例，日軍掠去各類步槍近萬支、機槍2500餘挺、大小火炮近600門。尤為氣憤的是，東北軍260多架飛機事先竟不知轉移關內，悉數成了關東軍的戰利品。10月上旬，獨立第7旅輾轉到達錦州，王以哲見到趙鎮藩，行了一個標準鞠躬禮：“當初要是聽了我的話（指把槍放入庫房）就壞了，我這個旅長是你給我的，謝謝你！”
吉林開城迎敵，熙洽引狼入室
瀋陽一夜變色，張學良致電張作相等軍政長官：“日方宣傳因我軍襲擊南滿路，故日軍施行追擊，但事實上我方絕無此事，即日軍犯我北大營時，我方關念國交，亦未與之抵抗，現正進行交涉中，務仰嚴飭所屬對此事切持鎮定，以免另生事故，於事無益，至囑至要。”吉林省城駐有獨立第25旅兩個團，以及副司令長官公署衛隊團。9月20日下午，熙洽以張作相名義發出命令，略謂避免衝突，儲存實力，中日事件等待外交解決，各部隊長應嚴格約束所部，不得擅自抗擊，致使事態擴大，著駐省城各部即時開出城外數十里待命。
熙洽，曾參與宗社黨的復辟活動且有親日傾向，日軍進攻吉林時投日，後任偽吉林省長官公署長官
衛隊團編制大、裝備好，加強有騎兵營、炮兵營、迫擊炮連、重機槍連等，團長馮佔海提出異議：“應當命令駐長春、吉林各部隊向日寇反擊！”熙洽態度冷淡：“我奉電令避免衝突，中日事件由外交解決。”馮佔海追問：“此係奉到何人電令？”熙洽故作神秘地：“此電發電人不準傳達姓名，此時不便告知，日後你會知道，你不需派兵出去迎擊。”馮佔海將信將疑：“日軍未到，因何將部隊撤出省城？”熙洽並不迴避：“我準備跟日軍交涉，和平解決吉林事件。”馮佔海不服氣：“日寇侵佔我國土，我們可以命令部隊抵抗！”熙洽忙說：“年輕人光憑血氣，太不量力，不用說東北軍隊，就是全國軍隊也難以打垮日本。這樣吧，萬一談判不成，我再找你抗日。”
九一八事變中被日軍炸燬的駐長春南嶺兵營的中國軍隊第 3 營。1931 年，九一八事變第二天，日本關東軍發動對長春的進攻，攻打長春南嶺兵營，熙洽勒令駐軍不許還擊，最終長春陷落
連哄帶騙，熙洽又電報張作相，說什麼“總以免去戰禍，匯入交涉正軌為要；即令駐省各部向西鄉一帶暫避，幸均無事”；背地裡派人赴長春面見多門師團長，利用日本求學時代的師生關係套近乎。省府委員誠允不失民族氣節：“約日軍到吉林市交涉，那是引狼入室，非常危險！”秘書長潘鶚年、實業廳長馬德恩等人亦不同意。熙洽置之不理，場面尷尬，建設廳長孫其昌、吉海鐵路總辦李銘書趨炎附勢：“日軍打不得，和平為上策。”張作相人在錦州，加上平日過於信任熙洽，關鍵時候竟也拿不出力挽狂瀾的辦法。
關東軍輕取北大營，日本朝鮮軍如約出動獨立混成第39旅團前往瀋陽支援。林久治郎致電外相幣原喜重郎，稱柳條湖事件“純屬軍部的有計劃行為”，日本內閣會議堅決不同意擴大事態，參謀總長金谷範三嚴令朝鮮軍停在新義州境內。依照日本憲政體制，海外用兵涉及經費核定，在軍事首長向天皇請示前，必須經由內閣會議透過。援兵不至意味著無法擴大戰線，事變當天抵達瀋陽的建川給出解套辦法，消除東京方面的顧慮，放棄直接佔領滿洲的腹案，軍事行動暫時控制在哈爾濱以南。21日午後，朝鮮軍先斬後奏，下令獨立混成第39旅團越境直趨瀋陽。訊息傳來，第2師團只留一部駐守瀋陽，主力當天傍晚即兵不血刃踏入吉林省垣。熙洽開城迎敵，但對全面取代張作相有所顧慮，多門不由分說：“叫你當省長你就當，否則對你不客氣，限你幾分鐘考慮。”
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與板垣徵四郎在長春站下車時的情景。在寬城子兵營和南嶺兵營的中國駐軍與日軍拼殺時，駐長春市內的東北軍第23旅司令部按熙洽的指示，“城內軍隊不抵抗”，長春陷落
1931年成立的偽吉林省長官公署外景。1931年9月26日，在關東軍的策動下，熙洽在東北搶先宣佈“獨立”，28日，吉林省正式宣佈脫離南京國民政府，不少軍政要員跟隨熙洽叛國投敵
據日本駐吉總領事石射豬太郎說法，熙洽原先打算謹慎地闡述吉林立場，但對方根本不允許討價還價。23日15時，第2師團幾個參謀甚至拿著手槍蠻橫威脅：“你要宣言獨立還是要死？”另據美國駐哈爾濱總領事漢森的調查報告，熙洽當時坐在安樂椅上度過了一小時，期間不斷地扇著扇子。馮佔海對此並不認同：“熙洽接受多門指示，宣稱出於免去戰禍，把原有軍政兩署撤銷，合併成立一個吉林長官公署，胡說這是權宜之計，等將來中日事件和平解決後，仍請張作相回任。”28日，吉林省正式宣佈脫離南京國民政府，不少軍政要員跟隨熙洽叛國投敵。李杜、馮佔海、邢佔清等愛國將領一腔熱血，先後舉旗抗日。在張作相的支援下，誠允一度建立吉林省臨時政府，與熙洽的漢奸組織相對抗。
時光飛逝，九一八事變過去整整90年，當人們還在爭辯到底誰是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時，有些問題其實更值得我們思考。“不抵抗”實乃南京中央與東北地方面對關東軍“胡來”的應付準則，某種程度上達成共識，且都深信無論日本政府還是國際社會，事後總能起到剎車片作用。不過面對日軍挑釁，東北軍的反應多種多樣：投降，比如防守營口、安東等地的軍警；逃離，比如北大營的多數軍人；邊戰邊撤，獨立第7旅第620團屬於此種典型；積極抵抗後突圍乃至不惜犧牲，主要反映在長春寬城子、南嶺守軍和負責瀋陽治安的部分警察。由此可見，前方將領解讀、執行不抵抗命令因人而異，說明這道命令的本身並沒有嚴格的規範，結果卻成了無數“拒戰”行為的遮羞布。
“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張學良晚年坦言自己判斷失誤，低估關東軍的軍事行動只是針對一連串矛盾糾紛的情感宣洩，“就是你不要跟他們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我沒把日本看透，沒想到日本會敢那麼樣來”。張學良沒有看透的還有東北軍的整體忠誠度。10月初，洮遼鎮守使張海鵬、東邊鎮守使於芷山相繼率眾投敵，至此，事變爆發僅僅過去半個多月，東北軍變節人數接近9萬人，幾乎佔到東三省駐軍總數的一半。難怪王以哲後來噙著眼淚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我們不理不抵抗命令，全旅團結一心，那麼事情就不會是這樣的結局，我們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成了千古罪人。”確實，假如東北處處皆是寬城子和南嶺，黑土地的抗敵局面勢必大為改觀。
被日軍佔領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攝於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變後，瀋陽徹底淪陷，損失不計其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