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西方女權主義的代表人物，費爾斯通沒有像其他女權主義者一樣，對弗洛伊德主義進行泛泛批判，而是在理性分析弗洛伊德主義與女權主義內在關聯的基礎上，指出弗洛伊德主義與女權主義具有親和性，是一種“誤入歧途的女權主義”。
費爾斯通認為弗洛伊德主義和女權主義孕育於共同的社會文化土壤。根據她的分析，弗洛伊德主義和女權主義都是對19世紀中後葉至20世紀初這一時期內西方文明的反映，都是覺醒的文化形態。當時，以家庭為中心的女性現實生活與女性追求平等、自由、解放的文化思潮形成尖銳的矛盾。大量以婚姻、家庭、女性角色、女性價值觀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不斷湧現，如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伍爾夫的《歲月》等。費爾斯通認為這些文學作品的問世，說明女權主義和女性解放問題已經成為當時人們關注的焦點。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女權主義思潮蓬勃發展起來。費爾斯通認為，弗洛伊德主義也是這種社會政治思潮和藝術文化氛圍持續發酵的產物。原因在於，弗洛伊德也看到了壓抑的慾望和解放的渴望之間的張力在女性身上造成的焦慮與神經質。弗洛伊德主義如女權主義一樣，旨在描述和解析女性的這種生活矛盾和生存困境。
從這一角度看，費爾斯通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弗洛伊德主義和女權主義的產生與發展確實具有相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只是弗洛伊德主義對女性問題的分析走向內在心理和精神分析，而女權主義則走向外在社會變革之路。在費爾斯通看來，弗洛伊德主義之所以成為20世紀最具特色的一種文化潮流，關鍵在於它抓住了現代生活的關鍵問題即性。她認為，弗洛伊德的成就在於重新發現了性，將性視為主要生命力量。恰好，女權主義的中心議題也以性本身為基礎。費爾斯通運用性的辯證法分析指出，女性受壓迫的根源在於生物性本身，並試圖用生物性解釋性別關係發展史和人類社會發展史。所以，當費爾斯通看到弗洛伊德主義將性作為精神分析的基礎和核心概念時，自然認為弗洛伊德主義和女權主義實際上關注的是共同的問題，即家庭中的性以及與性相關的權力結構。所不同的是，弗洛伊德把一切精神病的根源都歸因於性，試圖透過精神分析解決和治癒精神病。因為在弗洛伊德眼中，“所有的精神病都源於性的原因”。弗洛伊德認為在心理分析員的幫助下，透過“移情”可以克服和治癒由性壓抑而引起的精神病。但費爾斯通認為弗洛伊德把性的問題與神經症聯絡起來，並用精神分析進行臨床治療，忽略了社會現實問題，背離了性別問題初衷，也沒有完成對社會文化價值的批判使命，掩蓋了社會問題的實質，其治療本身沒有多少意義。她主張透過消解家庭來解決性壓抑問題，“將家庭消解掉，那麼性壓抑就失去了作用和功能”。
費爾斯通認為不應從心理和精神分析的角度，而應站在女權主義立場，從男權制、社會文化和政治結構等角度分析弗洛伊德主義涉及的俄狄浦斯情結、伊萊克特拉情結等問題。費爾斯通指出，俄狄浦斯情結可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唯一途徑就是權力。她認為弗洛伊德描述的孩子對於母親的那種生理衝動是荒謬的，而應該從男權制的角度進行合理解釋，“透過女權主義的分析，弗洛伊德主義的整個結構首次具有透徹的意義……我們只能將其理解為家庭創造的權力心理的症狀”。費爾斯通認為在父權制社會文化背景下闡釋弗洛伊德的基本假設，性慾的性質及其與現實原則的衝突才更具意義，“女權主義的解藥消除了產生最初扭曲的性別偏見”。透過這種分析，費爾斯通認為性別與情感的分離是西方文化的基礎。如果早期的性壓抑是產生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壓迫性格結構的基本機制，那麼透過廢除家庭，性將從其束縛中釋放出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費爾斯通主張消除父權制家庭，消滅生物家庭本身。費爾斯通試圖透過家庭結構的變化來解決性別壓迫問題顯然是片面和極端的。因為構成性別壓迫的根本因素不是性本身，而是更具有影響力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綜合因素。
基於對弗洛伊德主義和女權主義同源性、共同核心問題的親和性認證，以及對弗洛伊德主義的女權主義詮釋，費爾斯通認為弗洛伊德主義是一種“誤入歧途的女權主義”。所謂“誤入歧途”指的是弗洛伊德主義在其內部轉變中對女權主義的背離。費爾斯通認識到弗洛伊德主義由最初的受嘲笑和受鄙視到後來被廣泛信仰，是因為它本身發生了深刻的內部變化，其探究重點從精神分析理論轉向臨床實踐，用一種獨特的理論體系解釋女性受壓迫產生的問題，從而把一個社會問題引向女性自身的精神問題。費爾斯通認為弗洛伊德主義的臨床實踐，透過無關痛癢的所謂精神分析將問題導向家庭或其他因素，迴避了女性歇斯底里的根本社會原因，阻礙了女權主義的發展。調整後的弗洛伊德主義把經過心理分析診療的婦女重新送回到傳統女性角色中，固化了性別角色系統的劃分。這導致社會科學成為“功能性”的，它僅在給定的價值體系內研究制度的運作，從而促進人們對現狀的接受，阻止人們進入“真實”科學領域。
費爾斯通認為弗洛伊德主義在精神分析實踐領域的臨床運用不僅沒有起到應有的治療效果，反而被用來消除女權主義的反抗。她指出：弗洛伊德主義是女權主義的完美陪襯，因為儘管它觸動了同樣的神經，但它從未質疑給定的現實。雖然兩者的核心都是爆炸性的，但弗洛伊德主義逐漸進行了修訂，以適應臨床治療的實際需求。它成為一門應用科學，其內容被顛覆了。它的原始力量只剩一點點，足以吸引那些尋求擺脫壓迫的人，這使弗洛伊德主義從極端被懷疑和不喜歡狀態轉變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因此，弗洛伊德主義獲得了女權主義失敗的根基，它在以犧牲女權主義為代價而繁榮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破壞作用。
費爾斯通從女權主義視角對弗洛伊德主義進行了新的詮釋，顛覆了以往女權主義者對弗洛伊德主義的一貫批判態度，但是她僅憑弗洛伊德主義與女權主義有著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和共同的問題域，就認定弗洛伊德主義是一種女權主義，則過於武斷。其一，在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會產生諸多不同的知識領域，有些學科會從不同角度關注同一問題，這是很正常的，不能就此把它們歸於同一思潮或主義。其二，弗洛伊德主義是一個開放的理論體系，有一個自身發展的過程，除了對性本能的分析，還包含諸多思想內容如潛意識論、人格論等。弗洛伊德主義對性本能的關注是從屬於整個理論體系的，不能僅僅因為弗洛伊德主義與女權主義關注過同樣的問題，就認為它應該朝女權主義方向發展，併成為一種女權主義，從而忽略了弗洛伊德主義在精神分析領域的獨特價值。
（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善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