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躍在冀中“青紗帳”裡的八路軍和游擊隊
1941年，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極其艱難的一年。這一年，國民黨悍然發動皖南事變，蓄意製造一系列反共行動；日本侵略者對我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的“掃蕩”“蠶食”，大搞“治安強化運動”；抗日根據地還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軍民生活極為困難。在內外交困的巨大壓力下，中國共產黨外治武備、內修文德，團結帶領人民與國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堅決有力地打擊日本侵略者，同時加強根據地建設和黨的自身建設，“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計劃地克服所有的困難”，譜寫了一曲曲蕩氣迴腸的壯麗讚歌。
（一）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頑固派發動過三次反共高潮，其中1941年的皖南事變是規模最大、最劇烈、最複雜的一次。
國民黨當局敢於悍然發動皖南事變，既有深刻的國內原因，也有複雜的國際背景。1940年，德、意、日締結軍事同盟條約，德國勸中國與日本儘快結束戰爭以利於日本分兵南下，日本則透過政治誘降和有限的軍事進攻力圖使國民黨當局屈服，而英、美希望中國能有力牽制日本，對國民黨盡力拉攏，英國甚至重開滇緬公路運輸援蔣物資，美國也答應給國民黨政府鉅額貸款和飛機。蔣介石一時感到左右逢源，“剿共”夙願再次被強烈激發。
1月4日，遵照國民黨軍事當局的命令，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9000多人，從安徽涇縣的新四軍軍部駐地雲嶺分三路出發向北轉移。6日，在涇縣茂林地區遭到國民黨軍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32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事先佈置好的7個師8萬餘人的重兵圍攻。全體將士英勇奮戰7晝夜，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2000餘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軍長葉挺在同國民黨軍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在突圍中被叛徒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皖南新四軍幾近全軍覆沒。
1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表通令和談話，竟反誣新四軍為“叛軍”，宣佈撤銷新四軍番號，通緝項英，將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頂點。同時，國民黨當局乘勢調動重兵，向豫皖蘇邊區彭雪楓部、豫鄂邊區李先念部和皖東張雲逸、羅炳輝部進攻。
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反動暴行進行了堅決鬥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通令和發言人談話釋出後，周恩來痛斥何應欽：“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他連夜驅車到國民黨談判代表張衝處，當面提出質問和強烈抗議。當晚，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憤筆題詞：
“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為了使報紙突破國民黨的封鎖，趕在重慶其他報紙出版之前散發出去，周恩來命令報社將題詞刻成模板後立即拼版、快速印刷，天亮前把報紙放進鋪蓋裡裝入籮筐，從紅巖後山悄悄運進城內。1月18日，重慶各大報紙都在頭版以醒目標題報道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面對極其嚴峻複雜的形勢，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抗日大局為重，既在政治上堅決反擊，也在軍事上嚴守自衛。1月20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發言人的名義發表談話，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抗議其武裝襲擊新四軍的暴行。同日，中央軍委釋出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陳毅任代軍長，劉少奇任政治委員。25日，新四軍新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整編為7個師和1個獨立旅，共9萬多人，繼續堅持長江南北的抗戰。4月，新四軍又組建了中共中央軍委華中分會，劉少奇兼任書記。新四軍軍部的重建和部隊的整編，意味著國民黨當局企圖消滅新四軍的反動計劃徹底破產。
與此同時，經過中國共產黨的反覆揭露和深入批判，淪陷區民眾普遍認為此次事變“不僅是國共兩黨問題，而且是民眾與反動勢力鬥爭問題”，呼籲“務祈領袖諸公，念我祖宗血地，尚未收復，半數同胞，正陷水火，相忍為國，團結對外”。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發起抗議活動，聯名打電報斥責蔣介石，指出：今後必須絕對停止以武力攻擊共產黨，必須停止彈壓共產黨的行動。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到處為共產黨做宣傳，提出營救葉軍長、反對內戰的口號。文化界著名人士鄒韜奮發表社論，痛罵國民黨頑固派是“說盡好話，做盡壞事”的無恥之徒。國際上，國民黨的所作所為不僅為蘇聯所反對，美、英等國也表示不滿。
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陷於空前孤立，不得不收斂其反共活動。3月，蔣介石發表演說，“保證”決不再有“剿共”軍事行動，約請周恩來面談，答應解決國共之間的若干問題。至此，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擊退。
在這一輪反擊國民黨當局的進攻中，中國共產黨表現出了敢於鬥爭的政治意志和維護抗戰大局的堅定態度，使人民群眾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當局的反動本質，不僅破滅了國民黨當局打擊共產黨、消滅新四軍的政治幻想，而且使其不得不繼續堅持抗戰，推動瀕臨危急的國內時局重新趨向好轉。經過這一輪鬥爭，中國共產黨擴大了在群眾中的影響力，爭取和團結了中間階層，提高了在全國的政治地位，贏得了民心和政治。
（二）
進入1941年，日軍、偽軍為破壞我抗日根據地，投入兵力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次數之頻繁、作戰手段之殘暴，都達到了歷史罕見、令人髮指的程度。“掃蕩”華北根據地，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萬人的達132次之多，萬人以上至7萬人的達27次。1941年1月，日軍“掃蕩”冀東豐潤的潘家峪，屠殺群眾1200多人，燒燬房屋1000餘間，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潘家峪慘案。
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向蘇聯發動侵略戰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略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為配合德國在歐洲的進攻，日本帝國主義加快南進步伐，妄圖把中國變成它擴大侵略戰爭的“後方基地”，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對抗日根據地特別是華北抗日根據地“掃蕩”和“蠶食”的力度和強度。
日本侵略者提出，要“力求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軍事、政治、謀略的綜合壓力，解決中國事變”。日本集中了58%—75%的關內侵華日軍和90%—100%的偽軍，實行軍事與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相配合的“總力戰”。
這年夏，日軍將華北地區劃分為“治安區”（敵佔區）、“準治安區”（游擊區）和“未治安區”（抗日根據地）。在敵佔區，日軍整頓和加強偽軍、偽政權，推行偽化統治，搜捕地下抗日組織。在游擊區，主要採取“蠶食”手段，修築大量公路網、碉堡群和崗樓等，企圖隔絕人民武裝深入游擊區和敵佔區。在抗日根據地，則發動慘絕人寰的“掃蕩”和“清鄉”，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企圖摧毀我抗日根據地，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
針對日軍的瘋狂進攻，中國共產黨認為必須加強對黨政軍民的統一領導，發揮人民戰爭的巨大威力，開展全面的對敵鬥爭。同時必須在軍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方面展開鬥爭，堅決避免單純在軍事上同強敵硬拼。唯有如此，才能不斷鉗制、消耗和削弱敵人，儲存和積蓄自身力量。中共中央明確規定，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和各級黨委是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黨委書記兼政治委員。要發展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自衛隊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採取多樣化鬥爭，堅決打擊“清剿”之敵。
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敵後軍民創造了豐富多樣的殲敵方法，在鬥爭實踐中進一步豐富發展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如在山區和平原展開的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等戰法，在水網地帶進行的水上游擊戰，還建立了武裝工作隊（簡稱武工隊）這種新的鬥爭組織。在山東的八路軍靈活運用戰法，敵打進我這裡來，我打到敵那裡去，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這一戰術經過山東戰場的廣泛實踐，後來被羅榮桓總結為“翻邊戰術”。
1941年5月，冀南軍民7萬餘人展開5晝夜大破襲，一舉切斷了敵人的主要交通運輸線。7月中旬至8月底，正值“青紗帳”時期，冀中軍民破壞公路、鐵路150多公里，攻克敵據點、碉堡多處。8月至10月，晉察冀根據地軍民作戰達800餘次，粉碎了日偽軍7萬餘人的“鐵壁包圍”大“掃蕩”。敵人隨即開始反撲，8月27日，偽軍包圍冀中獻縣東辛莊，採用拷打和屠殺辦法，威逼群眾交出回民支隊司令員馬本齋的母親。馬母挺身而出，“我是中國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堅貞不屈，最後絕食而死，所作所為感天動地。
9月25日，在晉西狼牙山地區，八路軍戰士馬寶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學義、葛振林，為掩護黨政領導機關和群眾轉移，主動把日偽軍引向狼牙山主峰，在打完最後一粒子彈後，毅然砸槍跳崖。“狼牙山五壯士”以自己的行動譜寫了一曲氣壯山河的凱歌，表現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高尚品質和中華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氣概。
據不完全統計，1941年至1942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游擊隊、民兵共作戰4.2萬餘次，斃傷俘日、偽軍33.1萬餘人。敵後軍民艱苦的反“掃蕩”反“清鄉”鬥爭，不但極大地拖住了日本侵略者，而且有力地鉗制、消滅了大量日軍，使日軍在亞洲戰場的如意算盤得以落空，成為中國堅持長期抗戰的重要因素，同時也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三）
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穿衣吃飯始終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人民軍隊在激烈的戰鬥之餘，必須發揮生產隊的作用，靠“自己動手”來養活自己。
1941年，由於敵人的嚴密封鎖，加之百年不遇的旱、澇、蝗等自然災害，抗日根據地軍民物質生活極其艱難。為破壞第二次國共合作，國民黨當局已完全停發八路軍的薪餉、彈藥和被服等物資，同時集結重兵對陝甘寧邊區及其他抗日根據地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企圖“不讓一粒糧、一尺布進入邊區”，斷絕對陝甘寧邊區的一切外來援助。據毛澤東回憶：“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面對基本生活上的巨大困難，“是餓死？解散？還是自己動手？”中國共產黨的選擇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要求解放區軍民積極發展生產，保障部隊供給，減輕人民負擔，達到堅持長期抗戰的目的。
1941年春，王震率領八路軍第三五九旅，肩挎鋼槍，手握钁頭來到延安東南約50公里的南泥灣。當時的南泥灣人煙稀少、河川縱橫、雜草橫生。三五九旅全體指戰員發揚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在沙柳灘上砍林開荒，開墾水田種水稻、山地種黃豆、旱地種玉米。全體將士一人一把钁頭，白天開荒地，晚上掏窯洞，困了累了，就在樹林裡搭草棚休息；渴了餓了，就摘野果充飢。在熱火朝天的生產勞動中，湧現出許多模範人物。經過3年的努力，三五九旅全體指戰員將昔日荊棘叢生的南泥灣改造成為“糧食堆滿倉，麥田翻金浪，豬牛羊肥壯”的“陝北的好江南”，成為全軍的一面旗幟。
在這場大生產運動中，黨中央、中央軍委和各大戰略區領導人模範帶頭、率先垂範。在楊家嶺窯洞對面的山溝裡，毛澤東自己動手開墾了一塊菜地，種上各種蔬菜，一有閒暇就去澆水、拔草。朱德專門組織了一個生產小組，開墾3畝菜地。周恩來和任弼時不僅參加開荒生產，還抓緊時間紡線，雙雙被評為中直機關的“紡線能手”。中央領導人的帶頭行動，成為大生產運動的強大鼓舞力量，激發延安黨政軍民學各界深入廣泛地投入大生產運動。
各抗日根據地開展大生產運動後，軍民生活都得到明顯改善。陝甘寧邊區自1941年開始，僅3年就開墾荒地200多萬畝。1943年，根據地機關大都能自給二、三個月甚至半年的糧食和蔬菜，人民負擔僅佔總收入的14%，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正如毛澤東所講：“軍隊的生產自給，在我們的條件下，形式上是落後的、倒退的，實質上是進步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不但改善了生活，減輕了人民負擔，並因而能夠擴大軍隊，而且立即帶來了許多副產物”。全黨全軍開展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是當時整個革命鏈條上的決定性環節之一，為保障我軍發展壯大、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奪取全國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與此同時，為戰勝敵後抗戰嚴重困難時期、迎接新的大發展局面，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加強根據地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鞏固黨的一元化領導，推出減租減息、精兵簡政、貫徹執行“三三制”等重大政策，統一抗日根據地各部門的工作步調，保證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在根據地得到有效貫徹執行，更加合理地調節了根據地內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更加緊密地團結了根據地各個階級和階層。
（四）
勇於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的鮮明特質。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實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黨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黨內仍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特別是在如何對待馬列主義以及共產國際的指示上，還存在不少分歧，分歧的焦點在於要不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解決黨內思想矛盾，提高全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水平，在1941年前後已經勢在必行。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高階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明確提出要改造全黨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尖銳地批判了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脫離理論和實際的做法。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要求全黨樹立理論與實際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作風。這個報告對黨的高階幹部的整風學習和路線學習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明確了全黨整風學習的方向，是整風學習的必讀檔案。
7月1日，為把反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問題提到黨性的高度認識，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7月，延安馬列學院改為馬列研究院，毛澤東出席成立大會並作《實事求是》報告，要求以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調查研究敵友我三方歷史和現狀。隨後不久，毛澤東又進一步指出：我黨幹部對於理論運用到中國革命實際上還不夠，對中國及世界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過去我們只教理論，沒有教會如何運用理論，就像只教斧頭本身，而沒有教會如何使用斧頭去做桌子，要培養行動的理論家。會議決定，為徹底打破黨內教學方法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由張聞天等組成委員會，研究改造學習的辦法，並起草有關決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指出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問題的統治，分析主觀主義的根源，提出克服這些不正之風的辦法。報告強調“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絕大多數與會者發言表示擁護，並列舉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種種表現及其危害，認真尖銳地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學習研究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主要任務是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黨的歷史經驗，以克服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等錯誤思想。同時決定成立各地高階學習組，組織高階幹部學習。這次會議拉開了中央領導層整風運動的序幕。
在改造全黨學習的同時，中共中央還大力提倡調查研究。3月，毛澤東在重新出版的《農村調查》序言中寫道：“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絡。”7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設立調查研究局的通知：以毛澤東為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設情報部、政治研究室和黨務研究室。隨後，各中央局、區委等也相繼成立了調查研究機構。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號召全體黨員幹部以實事求是原則開展調查研究。自此，調查研究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項重要工作制度和方法被確立起來，開始在黨內蔚然成風。
1942年全黨整風運動開展後，毛澤東回顧了1941年整風運動準備特別是“九月會議”的意義。他講，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全面的、全黨範圍的、經過中央領導的對整個幹部進行的內部教育，過去很少。中央下決心改變學風、黨風、文風，要搞徹底，來一個徹底的思想轉變，這個意義非常之大。“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對於“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如不來一個徹底的認真的深刻的鬥爭，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爭取革命的勝利”。回過頭來看，透過1941年整風運動準備，檢討歷史上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提出用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研究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和黨的歷史，初步統一了中央領導層的思想，為隨後展開的整風奠定了認識上的前提，這對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能夠戰勝艱苦卓絕的困苦，就能成就彪炳史冊的偉業。經過1941年艱苦頑強的鬥爭磨礪，中國共產黨更加堅強有力，人民軍隊更富戰鬥力，抗日根據地更加堅不可摧，中國共產黨人以更加昂揚的鬥志迎接下一個革命高潮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