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禾讀初中時，我發現手腕已經掰不過她了，自此，我對她就客氣很多，那個時候，她的想法是拯救世界和宇宙，有一天半夜，不知怎地坐在視窗啪嗒啪嗒掉眼淚。我以為發生了什麼大事，末了，她說了一句：“所有的思想，在提升之前，都要大哭一場的。”高中她去了上海，從此開始單飛，從杭州到上海，從香港到倫敦，兩人之間的話題話風，也是從現實走向魔幻。
一開始的畫風，總是和吃的有關係，在香港讀書的時候，她和同學排隊伍買了演唱會門票到深圳賣了，賺了幾千元錢，大吃了一頓海底撈。到倫敦後，有一次問我：”我們沒有錢哈，如果有錢，我在倫敦就可以買一隻烤鴨，現在不敢多買，只能買半隻。”我說：“什麼話麼，不就是一隻烤鴨嗎？這個鴨子總吃得起的，買買買。”小禾說：“半隻鴨子15英鎊，一隻鴨30英鎊，大概就是近300元人民幣。”我說：“你這個孩子，又不是趕馬車，吃一隻鴨幹嗎？要到海邊扛麻袋包嗎？半隻鴨足夠了，吃一隻鴨還不撐壞了。”
年三十我們各自一方，我問她：你在倫敦孤獨嗎，有沒有一種在異國他鄉漂泊的感覺？席慕蓉不就寫過：“從回家的夢裡醒來，布魯塞爾的燈火輝煌。我孤獨地投入人群中，人群投我以孤獨。”她說：“那都是你們大人的幼稚和矯情。”
這兩年，我們討論的話題有點像疫情時期的小區保安，問的都是直擊靈魂深處的終極哲學：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要到哪裡去？有段時間，我發現自己走路發微信總會磕磕碰碰，我問小禾這是為什麼，她說因為我的智商是100分。我很高興，以為自己得了滿分。然後她說，100分就是正常及格的分數，這樣的智商一個時間段只能做一件事，走路不要發微信，同一個時間就思考一個問題。
有一陣子，各種事情紛至沓來，我和小禾說我肯定得了抑鬱症。她問我如果現在給我一個億，我是高興還是不高興？我說那肯定樂壞了。她說，那就不是抑鬱症，得抑鬱症的給一個億還是會不高興，你這是遇到問題了，就像渠道里的水被堵了，等困難解決就好了。我又問小禾，我覺得我的人生很悲涼，怎麼沒有遇見一個愛我的人。她說，愛情這個事情，是要看緣分的，是兩個人的事情，你不能強求別人，而且不能一天到晚把這事掛在嘴上，欲速則不達。我問她，你讀大學怎麼不談個戀愛呢？她說：“我們計算機和計算機的人，不會來電。不像你，幾首歌幾束花，爸爸當初就把你騙到手了，幼稚。”
我和她每次去日本，都喜歡去那些人煙寥寥的鄉間小路。清晨的路徑旁，逶迤著不著邊際的櫻樹，溫柔而靜謐，散發著古老的木質清香和恬淡的氣息，薄薄的花瓣上覆蓋著昨晚的露水或雨滴。一陣風過，櫻花如雪一樣在空中飛舞。一樹又一樹的櫻花，壓低的枝丫倒映在水面上，一時分不清這樹是長在水裡還是岸上。穿著婚紗的新娘倚靠在橋上的扶欄邊，和橋頭的新郎遙遙相望。真的應了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我很感慨：人到中年，韶華已逝，歲月苦短，這櫻花祭太讓人悲傷了。這個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那麼短暫和遺憾，當初的夢想，就像天涯的星星。我們在游泳，但是遊了一半，卻發現再也上不了岸。小禾卻不以為然：“凋零並不是意味著死亡，即使凋零後的櫻花，依然可以透過各種手法保留它的色、香、味，還是鮮豔美麗，楚楚動人。你們中老年人就是喜歡感慨，想做什麼事情，任何時候都不晚，野百合不也有春天麼。”
“今年我們是畢業季，別人問我們畢業了幹什麼，是工作還是考研，考研考哪裡，讀什麼專業，我真的回答不上來，我只知道，我們像一條船一樣，還沒有考慮好駛向哪裡，就暫時停泊在一個港口。”
小禾在港大讀了一年數學專業，後來又申請了帝國理工的計算機專業。因為疫情回國，本來研究生和本科連讀的學業，她自行選擇了本科先畢業，研究生再申請別的專業。我憂心忡忡地望著她，小禾開導我：“作為家長，你們真的不要為孩子去操心什麼，總能自食其力的。如果我像你們這樣考慮，當初我就會在港大讀完本科或研究生，拿個戶籍，我的孩子今後申請大陸名校就容易多了，為了下一代犧牲自己的想法，沒有意義，你們只要考慮過好自己的人生就行了。”
幾乎從初中開始，我們一直疲於奔命，總是忙著從一個車站奔到另一車站。讀了大學後，小禾三年年夜飯都是一個人在漢堡和水餃中度過的。大學四年，沒有穿過一次裙子，沒有談過一次戀愛，沒有好好地去看一段風景和旅程，一直像飛速旋轉的陀螺一樣，沒有時間去思考和停留。
但是，生活，畢竟是需要一些逗留和放空的。杭州最美的是秋季，斷橋的殘荷支稜著灰黑的身子，像是一把把扯斷絃的琵琶。北山路上飄落的法國梧桐葉，在地上翩躚起舞，跳的是春花秋月的曲子。小禾對我說，秋季你好好去看看西湖吧，那滿地的愛與哀愁，也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邱仙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