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在數字化、網路化、智慧化的時代，在萬事皆可雲端化的當下，日本依舊是一個“報業大國”，而且是全球數一數二的。《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在全球報紙發行量排行榜上連續多年蟬聯第一和第二。
各家報社跟日本社會的深層關係可謂盤根錯節，在經濟、福祉、文化、體育、甚至治安領域，都有著巨大的存在感和影響力，發揮著無可取代的作用。
一、每家報社都有自己的公益事業，而且歷史悠久
可以這樣說，在日本社會，一家報業集團沒有下設獨立的福祉法人、福祉基金是可恥的。以1923年9月的關東大震災為契機，朝日新聞社開設了自己的社會福祉法人——朝日新聞厚生文化事業團，從事廣泛領域的福利事業，長年扶植日本全國的民間福利機構，在2011年3月的東日本大地震、2016年4月的熊本地震中有著突出貢獻。朝日新聞厚生文化事業團著眼於社會需求，應對不同時代下不同的社會問題，近年來在解決兒童貧困問題上出力顯著。從2008年至今已從讀者、社會、企業團體等募集到7億日元的兒童應援金，持續性支付給貧困兒童、在災害中失去雙親的孩子、以及兒童養護設施等團體。
每日新聞社的每日新聞東京社會事業團，設有每日希望獎學金、小兒癌症基金、海外難民救援金、災害義捐、障害者福祉等。2021年度每日希望獎學金支付給了206人，海外難民救援金2020年度捐獻給22個非政府組織（NGO）980萬日元，小兒癌症基金從1996年至今，捐贈給全國33個團體總計3億8110萬日元。在疫情蔓延至今的約兩年間，一共捐獻疫情醫療支援金四次，第一次為北海道、埼玉縣、千葉縣、東京都、北九州市等12個省市捐獻了2650萬日元，第二次是3400萬日元，第三次是3900萬日元，第四次是2250萬日元。
讀賣新聞社的讀賣光與愛事業團，在今年8月迎來了創立50週年。9月20日的《讀賣新聞》12版回顧了讀賣光與愛事業團半世紀以來的歷程，大標題是《與讀者的善意同行》。疫情期間共為日本醫療機構和感染嚴重的省市捐款三次，包括在2020年12月上旬從讀者群體中募集到醫療支援基金9300萬日元，捐獻給東京都、大阪府、日本醫師會等，用於購買防感染用品；第二次是《讀賣新聞》設立的職業棒球俱樂部——讀賣巨人軍捐獻2859萬日元，第三次是捐獻給六個都道府縣4000萬日元。
產經新聞社在1944年1月，為給生活困頓或精神受到打擊的女性提供生活場所，開設了救護設施——養氣園，這一救護設施一直活躍至今，即現今的三惠園，下設多家機構，有為領取低保的女性提供生活場所的救助機構，有幫助障礙者自立生活的機構，還有就業培訓機構等，這也是產經新聞厚生文化事業團致力於為有智力障礙、精神障礙的人提供一個家的開始。該事業團以“實現所有人的人權都得到保護，每個人都能夠獨立地、有尊嚴地生活的社會”為經營理念。
不僅這些全國性大型報社有著歷史悠久的福祉公益團體，就連地方縣市的報社也都有獨立的福祉公益團體，比如京都新聞社會福祉事業團、北海道新聞社會福祉振興基金、山陽新聞社會事業團、中日新聞社會事業團、西日本新聞民生事業團、埼玉新聞社會福祉事業團等。
二、報社用財力與影響力來促進日本文體事業的發展
日本每年大大小小的美術展覽數以萬計，主辦或協辦幾乎都是新聞社。比如2019年度以68萬入場人次位居榜首的約翰內斯•維米爾展，是由產經新聞社主辦的，以66萬入場人次排名第二的愛德華•蒙克展是由朝日新聞社主辦的，以47萬入場人次排名第五的紀念國立西洋美術館開館60週年的松方收藏展是由讀賣新聞主辦的。就連山形新聞社這種覆蓋範圍只有一個縣的報社都建立了山形美術館、最上義光歷史館和山形交響樂團等。
筆者的老朋友、2017年度“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獲獎者、黃山美術社社長陳建中策劃的多次名震日本的盛大展覽，都離不開日本各大報社的支援。比如2011年的《地上的天宮——北京故宮博物院展》是由黃山美術社策劃，東京富士美術館和朝日新聞社共同舉辦；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在東京、京都等5大城市巡迴展出的《漢字三千年》，也是由黃山美術社策劃，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文物交流中心、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每日新聞社、東京富士美術館共同主辦的。
讀賣新聞社在1962年成立的日本交響樂團，其實力享譽海外，2015年舉辦的歐洲公演獲得高度評價，該報社最為著名的，是對振興圍棋的貢獻。由讀賣新聞社創辦於1976年的“棋聖戰”是日本七大圍棋賽之一，也是七大賽與大三冠（棋聖、名人、本因坊）之首，獎金歷年來為日本圍棋最高金額，2009年增加金額後、冠軍獎金已達到4500萬日元。
創建於1984年的讀賣書法會，每年邀請國內外諾貝爾獎得主到日本舉行演講。讀賣夏之文學教室從1964年開始邀請活躍在文壇第一線的作家進行全國公開演講。自1982年成立的讀賣美術館聯絡協議會已經有全國47個都道府縣的150家美術館加盟，除主辦展覽外，還為優秀的美術館和學藝員頒發大獎，贊助學藝員去海外研修和調查研究等。
“驛傳”堪稱日本最熱門、最具國家特色的體育活動之一，已經成為日本國民文化的一部分。日本首個“驛傳”就是由讀賣新聞社舉辦的1917年4月的“東海道驛傳徒步競走”。如今最具盛名的“箱根驛傳”依舊是由讀賣新聞社的財力獨立支援，首屆比賽舉辦於1920年，當時只有4所大學參加，除了二戰期間停辦數屆外，至2019年已經舉辦了95屆，賽道路線的起點，就是《讀賣新聞》東京本社。
三、設立各種獎項表彰個人和群體與地域密切互動
日本無論大小報社都設立了各種獎項，用來表彰個人和群體，從各個年齡段的徵文比賽、手工比賽，到全國性、全球性的獎項。
以神戶新聞社這個地方上的、市級覆蓋範圍的報社為例，自1947年就設立了神戶新聞和平獎，每年表彰致力於貢獻社會與和平的全國各界人士和企業團體，《神戶新聞》的各個販賣所，還在神戶市形成地域安全網，致力於城市的防盜防犯活動，送報的同時自發地巡邏，有市民遇到困難，除了找派出所也可以找販賣所尋求幫助。
《每日新聞》的送報人員還承擔著獨居老人的安全確認的義務。第二天送報的時候，會確認郵箱裡前一天的報紙有沒有拿，如果沒有，會通知販賣所，由販賣所撥打電話確認老人是否在家，是否安全，一旦發現沒人接聽電話，販賣所就會撥打給老人的緊急聯絡人，一般是他們的兒女們，再聯絡不上，就會跟市裡相關部門反饋，立即派救護車前往。老人家裡的電話和緊急聯絡人的電話，都是由訂報的老人提前交給販賣所的，這是一種民間的自發的義務性的互助模式。
日本社會對報紙的依賴，就是如此的盤根錯節，廣泛且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