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進注：各類“美國衰敗了”的文章很多，有些分析是事實的陳述、邏輯自洽；不過，有些判斷則可能失之偏頗（如最近因涉非法吸儲被捕的某“財經大V”的一系列文章）。恰好我和龐忠甲先生在10年前合著的《美國憑什麼》（2012年出版）介紹了美國的經濟、科技、軍事、教育、營商、民生等方方面面，現在看來並不過時。那就從4月2日開始，特選摘部分內容，和大家分享……）
強勢美國面面觀：“公司共和國”險象環生
5-1-4 時代新貴的權杖
（接上）《誰統治美國？》出版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金融權力精英大大加強了公司化政府中的主導作用。正如BBC《新聞之夜》的經濟學編輯保羅·邁森（Paul Mason）2009年在他的的著作《暴跌》（Meltdown）中寫到：
自由市場全球資本主義的權力精英是非常容易描述的。雖然它看上去像一個統治集團，事實上卻是一個網路。在該網路的中心是經營銀行、保險公司、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的人，包括那些參加董事會的和在最高層任命董事會的人……他們從國內市場化和美國的對外政策中獲益。
邁森綜合描述的“自由市場全球資本主義”的權力精英的第一要素與金融權力精英相關， 關鍵問題是這些金融精英在美國政府和各州內支配戰略部門的程度。
金融利益的影響在財政部最為顯著，20世紀早期美國第三富人、銀行家安德魯·梅隆是1921年至1932年美國財政部長，更近一些，比爾·克林頓挑選高盛集團聯合董事長羅伯特·魯賓為其第一任財政部長，喬治·沃克·布什（小布什）則選擇高盛集團董事長亨利·保爾森為其第三任財政部長。
從奧巴馬當局在這方面作出的選擇，可以看出在行政管理中填補與金融相關的職位的人與金融業的關係，結果表明挑選出來發展和執行聯邦經濟政策的人物，都主要是從金融集團中抽調出來的，也有證據表明，存在一個嚴密的與高盛集團和前財政部長有大量關係的網路。
作為克林頓的財政部長，魯賓最值得關注的政績是為1999年透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作了充分準備，該法案否定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1999年5月魯賓辭職，副部長薩默斯接替他的職位，後來擔任過奧巴馬的主要經濟顧問。1999年10月，魯賓繼續就新法案的最終協議在眾議院、參議院和克林頓總統之間幫助周旋。在法案制定幾天後，他宣佈接受花旗集團最高顧問職位，成為否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後最主要的受益人之一。在新職位上，魯賓每年基本薪資是100萬美元，2000年和2001年獲得延期支付的獎金每年1400萬美元，加上1999年和2000年150萬美元花旗集團的股票期權，接下來的10年中，他繼續獲得了1.26億美元的現金和股票收益。
在九十年代後期經濟泡沫中，薩默斯強烈支援魯賓放鬆金融管制的運動，他本人也因此獲得豐厚補償。作為D.E.Shaw對沖基金顧問，一週僅僅工作一天，2008年獲得520萬美元，同年他給摩根大通公司、花旗集團、美林證券公司、高盛集團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講座獲得收入280萬美元。
圖5-1-4 2005年11月9日，布什總統授予格林斯潘“總統自由勳章”
奧巴馬政府的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F. Geithner，1961-），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主席，是魯賓和薩默斯的門徒。2008年擔任哈特佛保險集團高階官員的沃林，奧巴馬總統的副財政部長，在克林頓任內曾負責審查否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助理弗洛曼曾是財政部魯賓的辦公室主任，跟隨魯賓到花旗集團，成為常務董事，隨後進入奧巴馬行政管理當局，在《哈佛法律評論》與奧巴馬共事，並介紹奧巴馬認識了魯賓。
圖5-1-5 自左至右：財長蓋特納，總統奧巴馬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1953-）
負責金融政策和管制的奧巴馬當局管理人員包括花旗集團、 大通銀行（現摩根大通集團一部分）、高盛集團、美林證券（現美洲銀行的一部分）、雷曼兄弟公司、巴克萊銀行、哈特佛金融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務公司的前高官們。因此，召開行政會議時，大金融利益集團的代表發現自己經常是坐在桌子對面，緊盯著以前的同事/主管（有時是競爭對手）。
“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對美聯儲的影響，也不小於對財政部和相關政府機構的影響。美聯儲承擔最後貸款人的事實，最終將其置於金融損失社會化（而收益私有化）的處境。今天人們廣泛認識到，面對資產泡沫，“公司化政府”別無選擇，只是儘可能維持泡沫，並保持資產價格的上升。金融當局很少考慮，也永遠不會認真考慮刺破泡沫。在這方面，美聯儲的任務因此被侷限在：任何時候，一旦整個經濟體制存在不穩定，就加速對投機資本的救助。
同時，處於萎縮和停滯狀態的傳統實體產業部門，依賴於金融槓桿債務和投機體制來刺激經濟；因此實際上生成了一種金融主導與傳統產業利益相契合的公司化治理模式。（待續）
2011年12月寫於紐約哈德遜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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