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寫作更出彩的私人記憶

宋寶穎/製圖

“人的生命會忽然泯滅，而純摯無私的友情卻長遠堅固永在，且無疑能持久延續，能發展擴大。”這句感嘆來自沈從文《友情》的結尾。這篇散文寫在1981年，那時他79歲，垂垂老矣，許多往事，可待追憶。

結尾之前，寫的是他在青島大學教書時，1931年某日，前往濟南城內一座小廟，見到了遭遇空難的徐志摩。

“……志摩先生已換上濟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壽衣：戴了頂瓜皮小帽，穿了件淺藍色綢袍，外加個黑紗馬褂，腳下是一雙粉底黑色雲頭如意壽字鞋。遺容見不出痛苦痕跡，如平常熟睡時情形，十分安詳。致命傷顯然是飛機觸山那一剎那間促成的。……平時生龍活虎般、天真純厚、才華驚世的一代詩人，竟真如為天所忌，和拜倫、雪萊命運相似，僅只在人世間活了三十多個年頭，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與世長辭！志摩穿了這麼一身與平時性情愛好全然不相稱的衣服，獨自靜悄悄躺在小廟一角，讓簷前點點滴滴愁人的雨聲相伴……”

沈從文還記得那個停靈小廟，是個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大大小小的缸、罐、砂鍋、土碗，堆疊得高可齊人。棺木停放在入門左側貼牆處，像是臨時騰出來的一點空間。

半個世紀之前的細節，記得這樣清楚，只有一個原因，敘述者與被敘述者有刻骨銘心的情感聯絡。想當年，只有小學文憑、吃糧當兵的沈從文，跨出湘西去北京，在窮苦環境裡拼命寫作，幸好遇見編輯《晨報副刊》的徐志摩，接連編髮和推薦他的作品（14個月裡發了他10篇散文），還推薦他去青島大學任教。

這就是人不能忘記的知遇之恩，與父母的養育之恩一樣，不能忘記。

“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沒有他，我這時節也許照《自傳》上所說到的那兩條路選了較方便的一條，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臥在什麼人家的屋簷下，癟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爛了。”沈從文這樣描述，並非誇張。他在1930年代的文章中寫徐志摩，“他那種瀟灑與寬容，不拘迂，不俗氣，不小氣，不勢利，以及對於普遍人生萬匯百物的熱情，人格方面美麗放光處，他既然有許多朋友愛他崇敬他，這些人一定會把他那種美麗人格移植到本人行為上來。……紀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應當擴大我們個人的人格，對世界多一分寬容，多一分愛。”

在懷念50年前往事的時候，沈從文說到徐志摩對他的影響。

“我是個從小遭受至親好友突然死亡比許多人更多的人，經受過多種多樣城裡人從來想象不到的噩夢般生活考驗，”沈從文寫道，“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層體驗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覺得相熟不過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對我工作的鼓勵和讚賞所產生的深刻作用，再無一個別的師友能夠代替……”

我們讀到的許多散文，都寫到了友情，可以用來比較。

尤其是為他人寫書序、寫評論時，上了年紀的作者，沒上年紀的作者，都寫到了歷歷往事，怎樣相識，怎樣相交。大部分作者寫得很有興趣，卻不知讀者沒有興趣。寫這些交往，他們的印象粗淺，情思空缺，文筆枯燥，這是外因。內因則在於敘述者和被敘述者，寫的人不是沈從文，寫到的人也不是徐志摩，不是那種令人驚歎的半師半友，那種至死不忘的知遇之恩，那種讓寫作出彩的私人記憶。

什麼是私人記憶？它與其他記憶有什麼不同？

還是結合《友情》來說。

文中寫的徐志摩遭遇空難的事情，是不是私人記憶呢，也是，也不是。說它不是，因為這件事驚動四方，許多人從報刊上讀到了，成了非私人記憶，或者叫公眾記憶。說它是，因為在一些人那裡，比如在沈從文那裡，這件事有著只屬於他自己的、有濃得化不開的私人色彩。

這就是區別。

此外，非私人記憶一般都很籠統，缺少足夠的細節。另一方面，這種記憶隨時間流逝，最後沒剩下什麼。你看前面引述的沈從文《友情》，就不是這樣，其中的私人記憶至少是具體的，充滿細節，不會磨滅。

請記住私人記憶的前兩個特點：它有著只屬於自己的、有濃得化不開的私人色彩；它是具體的記憶，充滿細節，不會磨滅。

你可能根據上面的範例，自己再說出一個特點：作家寫到的私人記憶，沒有完全脫離公眾記憶。在某個層面上（比如沈從文說的讓世界多一分寬容，多一分愛），它能喚起普通閱讀者的公眾記憶。

私人記憶，這個在近些年高調出現的詞語，對於你的寫作有意義嗎？

有位歷史學家科澤勒克，喜歡透過親身經歷，用自己的比喻來說歷史。他有兩個比喻與記憶有關。其一，有一種記憶如同岩漿灌注進身體，自此它一動不動，聽候調遣，只要場景合適，它便跳將出來，這種記憶帶著事件本身的原汁原味。其二，能夠喚起的自我記憶，來自他人生活的認知，這二者像是滾筒洗衣機裡的衣物絞纏著，於是，人們對昨天的記憶，對明天的期盼，都匯入了今天的經驗之中。

你能記住這兩個比喻，再去看一看沈從文的散文，有益於把握私人記憶的深度和描述方式，有益於你以後的寫作。

有人說，沈從文是一直靠記憶寫作的作家。我想再加上兩個字，沈從文是一直靠私人記憶寫作的作家。理解了“私人”這兩個字，你可能會讀到真正的沈從文。

私人記憶有別於當下的記憶。北京一位學者兼作家說：“最靠近我們當下的記憶，還沒有來得及整理，它是模糊的、渾濁的、不成形的，但是當我們慢慢與歷史產生時間距離的時候，當我們認真去追憶、回顧、發掘和整理它的時候，歷史就慢慢變得清晰起來了。”

簡化一點來說，那些有了時間距離的記憶，在過去發生，沉澱到今天，於是像一杯澄清的茶、釀熟的酒。

或者說，有些記憶會移動，從公眾記憶或群體記憶的領域，延伸到私人記憶的地方。

舉個例子，2015年，作家兼電影導演賈樟柯拍過一部《山河故人》。按他的說法，那時他懷著一個非常複雜的心情，影片中有很多私人的感受私人的記憶，甚至很多細節都來自他的家庭和他自己。

“我一直特別想拍這樣的電影，有過多的心事，很多過往的枝枝節節，都在冰層之下湧動。”他說，電影中的男主是自己的另一種可能性，“完全是我的另一種可能性，我只是一念之差做了別的工作，離開故鄉。縣城生活的美感一直是我特別懷念的，那種美感來自充沛的時間，一個早上是很長的，一個下午也是很長的。……它帶來了一種撕裂，帶來了棉絮一樣撕開、飄散在天空中的一種惆悵。這部影片就是將這些惆悵收攏在一起，講給自己聽，講給山聽，講給河聽，講給有同樣共鳴的朋友們聽。”

賈樟柯2020年的電影《一直游到海水變藍》，片名來自作家餘華的一個故事：近處的大海是黃色的，小時候餘華在海邊走著走著，興致上來就會跳下海游泳，一直遊，游到海水變藍。

這部電影挑選了幾位當代作家出鏡。如1950年代出生的賈平凹，1960年代出生的餘華，1970年代出生的梁鴻，都是這部電影中的敘述者，連線起來就是從1950年代到現在的各種個體經驗。這就是賈樟柯的想法，用接力的方式，讓這幾位作家講述他們最重要的歲月，讓他們的私人記憶揭開密封的群體記憶。

如果你想知道私人記憶怎樣讓寫作更出彩，看了這部電影之後，可以讀賈平凹、餘華、梁鴻等人的散文。

在沈從文那一代作家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文學寫作中沒有個人意識只有集體意識，但從賈平凹、餘華、梁鴻等人開始，一些好作家越來越主動地融入了私人記憶。

特邀編輯：董學仁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