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助農，科技公司先行。

尤其是近幾年，一大批有社會責任感的科技公司投入到了科技助農、共同富裕的道路中。阿里的數字農場、拼多多的百億農研、美團的“尋鮮助農”，都為大眾描述了一幅農業科技化加速，科技助農蒸蒸日上的場景。

然而，口號和標杆並不代表一切，限於我國農業的複雜多樣性，網際網路大廠們的科技農業程序或許並不樂觀。

科技助農，場景不確定性與科技系統性的衝突

我國農業長期存在的“兩低”問題：現代化水平低、農產品附加值低。

科技助農的核心在於：一方面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另一方面提高農作物的產量與質量。透過兩個“提高”，解決我國農業科技水平遠不能適應農業發展需要的這一矛盾點。

憑藉我國科技公司的實力，只要資金、資源到位，初步解決這一矛盾點達到一定的效果並不難，拼多多、美團、阿里都有類似的農業產業園。但問題在於，這些產業園更多的作用在於向外界展示其科技助農的結果，並不具備在全國範圍內落地的必要因素：

首先，科技公司的農業產業園從立項到最終的展示成果，整個流程都少不了調研，是控制變數下的產物，而且目前優質的農業產業園場景大都侷限在大棚內。

以科技賦能農業少不了成本的計算，如果科技屬性的成本大於人力操作成本，那麼科技助農就成了偽命題。科技公司在宣傳時大都會表示自身產業園節省了多少人力成本，提高了多少產量，但很少有公司將科技成分的投入成本與後期維護成本公開透明。

這種類似於“生物圈2號”的示範園與我國農業現狀並不相符，其更適合大規模種植。而我國農業存在著典型的高分散性、小規模等特徵，全面推廣示範園反而會呈現出邊際成本遞增的難題。

其次，我國地理環境複雜多樣，氣候多樣性就需要科技公司針對不同地區的農作物，進行從淺及深的模型搭建，而且不同農作物的生長習性不同，也不能系統性的複製。變數太多也就導致前期科研投入過大，投資回報週期拉長。除此之外，農作物的盈利空間較低，我國農業的收成受自然災害因素影響大，進一步增加了回報的不確定性。

前期投資大，ROI不確定，全方面科技助農對科技公司的吸引力並不足夠。因此，科技公司在前期大都將科技助農的範圍縮小在變數少、規模化程度較高的垂直品類，謀求單點突破。比如網易養豬，騰訊養鵝，以及草莓、番茄等大棚農作物。

拼多多在此方面的成績尤為突出，為了更好的加速發展，聯合中國農業大學和浙江大學創辦了“多多農研科技大賽”。2020年的AI草莓種植比賽中，AI種植平均產量高於頂尖農人組196.32%，投入產出比的平均值也高出75.51%。不過在甜度上，AI目前尚不如頂尖農人組，還有待深度改進。

以“利”養戰，科技公司曲線助農

流通環節的投資比例明顯大於生產環節，而且生產環節的投資物件大都與流通環節高度關聯，這是目前科技公司助農的現狀。

儘管單純地提高流通效率並不是科技助農的根本，但出現這種局面也並不意外：

1.生產環節科技化是塊硬骨頭，當下還不是科技公司大規模入局生產環節科技化這一領域的最佳時期。

科技助農在本質上屬於To G生意，科技公司以農業產業園為單元做示範，除了驗證技術的而可行性外，也是向基層展示實力，獲得認可的過程。農業關係到民生問題，在農業產業園沒有達到最最佳化之前，兩者之間很難達成統一共識。

2.農業的流通環節相對於生產環節，整合度較高且與科技公司的主營業務有一定的關聯度，科技公司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不錯的ROI，有更大的動力與資金投入更難的農產品生產的科技化研發。

商業與扶農之間找到平衡才能最長久地促進科技助農的正向發展。從商業角度來看，流動資金是企業的經濟命脈，關係到企業的正常運營和盈利，開闢新業務牽一髮而動全身。而科技助農並非一朝一夕，過多要求其付出反而適得其反，極大程度上降低了科技公司對助農的積極性。

而科技公司對虛擬資源的操作空間極大，且入局科技助農的科技公司大都有業務與農業有關聯。用虛擬資源代替一部分流動資金，可以實現對科技助農長期有效的投入，業務賺取的利潤也能夠持續加碼。

比如拼多多，從今年三月份，拼多多調整了零佣金政策，對部分百億補貼商家抽傭，抽傭比例在1%-3%之間，但生鮮和農產品依舊保持零佣金政策，並且為助農開啟了百億農研，達到了整體的正迴圈。

3.最佳化流通環節也是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必不可少的一環。

科技公司對流通環節的最佳化大都是以自身業務作為農產品流通的最終接盤點，比如電商平臺對農產品的扶持，透過減少農產品的週轉週期，提高了農產品的流通效率，降低了損耗，變相增加了農民的財富。

而且這個流程在本質上屬於良幣驅逐劣幣，共同促進整個產業鏈鏈正向發展的過程。

生產源頭的基層商家農戶資訊較為封閉，很難洞悉市場的風向變化，且由於農產品流通難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積壓。因此，商家農戶對規模化、標準化生產的積極性並不高，對其帶來的溢價收益也沒有直觀的認知。

而科技公司的電商業務將分散性的需求集中，加快了農產品的流通效率，給予了商家農戶直觀且實時的銷售反饋，使其擁有了更多主觀能動性對生產規模、生產品類進行精細化的統籌。

農產品市場屬於典型的螞蟻市場，有大市場但無大品牌。拼多多在百億補貼和百億農研的雙重保障下，從農產品的研發、生產、流通等多方面，實現了特色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的培育，提高了農產品的附加值，鹽源蘋果、寧夏枸杞等區域性農產品的暢銷就是最好的例子。

電商平臺透過對流通環節的最佳化，變相促進了供給端的規模化和標準化生產，而標準化和規模化也為生產環節的科技助農提供了基礎。草莓、番茄等作物更適合科技化生產，除了利潤空間較高外，其有一定的規模化基礎也是核心因素。

比如阿里的盒馬鮮生，在核心使用者群追求品質生活的驅動下，將五常大米等國內優質的農產品呈現在高淨值客戶群體面前，為此盒馬還預計簽約1000個盒馬村；美團的“尋鮮助農”也是憑藉美團買菜強大的分銷能力，助力民勤蜜瓜、敦煌紅提、高原富士蘋果等區域公用品牌成為了暢銷品牌。今年7月15日，美團買菜還與甘肅省就部分農產品達成了深化戰略合作。

這些農產品能夠被阿里、美團挑選，已有一定的規模化基礎才是大前提，否則產品再好，難以進一步深度化改造，一切都是空談。

在當前階段，主流通環節，輔生產環節符合科技公司從簡及繁，以“利”養戰，短線反哺長線的運營邏輯，是科技助農行之有效的發展路線。

商業與科技助農的平衡度，如何掌控？

以商業為突破口發力科技助農雖然可行，但商業成分的“摻入”也會帶來一系列的網際網路通病。

前文已知，優先於流通環節反哺生產環節的前提在於科技公司的業務與農業有關聯性，關聯度的高低決定了其後續投入的多寡。

如果關聯度較低，利潤的不樂觀以及對整個產業鏈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充分，科技公司科技助農的步伐很可能長期停留在最佳化流通環節，而不是深入到生產環節的科技化推動。並且資本的劣根性很可能會營生出“掛羊頭賣狗肉”的情況發生，即拿著科技助農的幌子，做為自身業務求便利的行為。

這並非杞人憂天，科技助農繞不開數字化建設以及政企合作，而科技公司大都在數字化領域有所佈局。無論是農業資料對其整個資料產業的資料補充，完成閉環，還是政企合作對其資料產業帶來的便利，科技公司似乎都有行“苟且之事”的動機。

如果關聯度較高，利潤相當樂觀，則將極大的促進科技助農的正向發展，但又會滋生出過於依賴於某一個體或群體的絕境，社群團購就是一個極端例子。

社群團購在形式上也屬於最佳化農產品流通環節的助農方式，但在本質上則屬於一種純粹的商業行為，“免費的就是最貴的”是其核心，“扶農”色彩並不濃郁，或者說“扶農”只是附屬衍生品。

這是國內網際網路商業邏輯的通病，透過免費獲取市場份額得到行業話語權後，必將透過一系列的運作在後期攫取鉅額的利潤，提高ROI。在這網際網路領域並不少見，外賣、網約車的前車之鑑已經讓大眾苦不堪言，農業涉及到民生問題，不能也不可以出現類似的局面。

怎麼在商業和科技助農之間找到平衡，這是個長期且充滿不確定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