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城烏雲密佈，骯髒的菜市口擠滿了骯髒的人群。陰森的刑場砍頭臺上，一位漢子面對萬人疾呼：“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後，大刀一閃血光如炬,在中國的歷史長空留下了，一道氣壯山河的彩虹。
一
那被砍頭的漢子，就是“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作者、“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譚嗣同。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出生於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其父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清廷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不僅割讓臺灣及澎湖列島給日本，還賠款白銀2億兩。時年30歲的譚嗣同，在家鄉滿懷憂憤，即努力提倡新學，呼號變法，並在家鄉組織算學社，集同志講求鑽研。
1896年，譚嗣同奉父命，納錢財以取得官爵功名，為江蘇候補知府。後在南京候缺期間，創作了5萬字的《仁學》（哲學、宗教、科學冶為一爐，自成一體的學術著作）著作。
次年二月他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的支援下，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學堂。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同時，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為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創辦了《湘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報。由於對湖南新政的盡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
1898年6月11日，光緒頒佈《定國是詔》，決定變法（這年是農曆戊戌年，故稱為“戊戌變法”）。同年8月，譚嗣同被光緒帝徵召入京。九月五日，光緒下詔授給譚嗣同、林旭等，為四品卿銜軍機大臣助理（軍機章京）參與變法。光緒對他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感動異常。
不久，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一頓飯吃二百多道菜的”慈禧等人密謀，準備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於是，譚嗣同於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同軍機大臣榮祿，準備廢除光緒帝，皇上希望其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包圍頤和園。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然而，襟懷坦蕩的譚嗣同，怎麼也沒有想到，袁世凱竟然耍了一個詭計：他在九月二十日返天津，當晚便向榮祿告密，將譚嗣同策動他起兵勤王之事全盤托出。榮祿聽完袁世凱的密告，立刻乘專車進京，去頤和園向慈禧報告了一切。
次日天剛破曉，光緒帝照例到頤和園請安，哪知如此變故，隨即被慈禧收去玉璽、幽禁到中南海瀛臺。然後，她連發諭旨，全面捉拿維新派。
譚嗣同聽到政變訊息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為此，梁啟超力勸譚嗣同出走，他卻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京師大俠王五勸他改變初衷，他擲地有聲:“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由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9月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並於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與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一同被殺害。時年，譚嗣同年僅33歲。
二
譚嗣同是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少爺，本可倚紅偎翠、行樂市井，可他偏偏遇上了一個“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時代。面對山河破碎，他矢志變法，救民於水火。
1896年7月，譚嗣同深思精進，撰成了5萬字的《仁學》。他提出的“酌取西法，以補吾中國古法之亡”，被中國思想界譽為“駭俗之文”、“人權宣言”。這一學術著作中，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的思想，成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潮的先導。而蘊含其中的反清思想，則成為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思想先驅。
之後，他開始了變法的實踐活動。1897年他創辦時務學堂、興建瀏陽文廟算學館，出版《湘學新報》，廣傳維新思想。他說：“民為本，君為末。如果君主驕淫縱慾，不能替天下辦事，老百姓就有權廢掉他。實行變法，就是要廢掉君主專制，還政於民，這才是救國的根本之道！”康有為從譚嗣同的“澄清天下之志”，看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揮毫留下“復生奇男子，神劍吐光瑩”的詠譚絕唱。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譚嗣同本來內心是比較崇尚革命的，只是不知中國改良與革命的道路，哪個更好？被康有為拉去搞立憲，實踐證明此路不通。他願橫屍來證明這腐敗政權如何橫行，對於一個病入膏肓的政權,與它談改良是與虎謀皮，只有一死。
三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其實，譚嗣同原本可以和康有為一樣，藉助家庭和社會的力量一走了之，可他卻為了喚醒頑固的統治者和數以萬計的百姓，自願留下來慷慨赴死。他在能夠出走的情況下沒有出走，而是選擇了捨身取義，真正是做到了“我以我血薦軒轅”!
“此去前途難以預料，但我已下定決心，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不避風險，不畏艱難，雖犧牲也在所不惜。”對於變法的劇結局和去京城的後果，譚刷同似有所預感。他在湖南與妻子分別時，即作了永訣的準備。他就如同古代的荊軻一樣離家別子，悲壯地走向了吉凶難卜的變法戰場。
嗣同被抓後，被關在大牢等死，他的妻子為了見他最後一面，費了好大勁才打通關係得以探監。妻子開口的第一句話是：“我們還沒有孩子。”譚嗣同聽到妻子的哭訴後，緩緩地說到：“現在國家這種狀況，多個孩子就是多個奴隸。在這個國家沒有變好之前，何必把他帶到這個世界受苦。”譚嗣同說的很對，沒有國，哪兒來的家。家都沒有，又何必讓孩子來面對這樣的慘狀呢？
面對如此的家國，只有變法才有出路。然而，譚嗣同註定要失望，他的死沒能喚醒當時的一個人。他被砍頭那天，圍觀的百姓有很多。但在當時清朝民眾的眼裡，他卻是“清奸”、“亂臣罪子”。在押赴刑場的路上，還有很多人向他們投擲爛菜葉、臭雞蛋。當譚嗣同等六位改革志士人頭落地時，換來的卻是圍觀者的一片叫好聲。
但是，不管雨有多大，風有多狂，必定有云開日出的時候。果然啊，十二年之後武昌起義爆發，結束了滿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又過八年，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掀開了中國現代革命的新篇章；又三十年，天翻地覆，天安門升起了鮮豔的五星紅旗——這便是譚嗣同悲壯命運結局的意義之所在!
翟傳海(中國散文學會、中國散文家協會、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