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19日,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延安楊家嶺召開了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在會議上選舉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然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共又選出2名成員,作為中央書記的“候補書記”,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難道是五大書記犯了什麼錯誤?背後的真相又是什麼?
中央書記處是中央領導體制內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早在1905年,蘇共中央書記處就已經成立,但是那時候它還是一個規格比較低的純技術性的機關,中共建黨之初,由於黨員和組織都比較少,從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都沒有設立中央書記處,直到1945年七屆一中全會的召開,才確定了我黨未來工作的領導班子,確定了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劉少奇、朱德等人作為中共中央的五大書記。五大書記分管不同的領域,在做重大決策的時候有商有量,既民主又公平,正是因為有了“五人團”的存在,中國的革命生涯,才沒有走彎路。
“五人團”上崗不久後,抗日戰爭獲得勝利,正在舉國歡慶之時,蔣介石為了能夠安撫國內群眾的情緒,於是就提出了和中共進行和平談判的念頭,想在“和平建國”上把握主動權,一旦中共爽約,國民黨就順水推舟,將戰爭的過錯推到共產黨身上,這樣共產黨就成為了戰爭的發起者,即使共產黨赴約,自己同樣可以跟中共談條件,“獎勵”他們幾個官職,也是可以解決問題的,這樣的決策在蔣介石看來,對國民黨來說是百利而無一害,就在蔣介石做自己的春秋大夢之時,延安也想到了自己的對策。
中共中央在延安得知蔣介石想要在重慶進行談判的訊息之後,就立刻召開了會議,關於“到底要不要去重慶”這個話題,會議上的同志眾多紛紜,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去,如果不去,就會被蔣介石抓到把柄,也有人說不應該去,畢竟誰也不知道,蔣介石這次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此次前去怕是凶多吉少。這時候毛主席站了起來,在會議上說,這場會議是一定要去的,如果不去,老蔣就會握住我們的把柄,到時候,我們在人民心中就成了一個貪生怕死的形象,就難以獲得群眾的愛戴,所以重慶這場“鴻門宴”我是一定要去的。
說完自己的想法之後,黨內的同志對毛主席的安全表示了擔憂,毛主席聽到這些話之後,說道:同志們,我這次去,心裡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即使在老蔣的監獄裡蹲班房,我也要去, 我要在重慶辦點事,現在蘇聯紅軍不入關,美國軍隊不登陸,這時候就是中國人自己解決國內問題,雖然是三國過問,但是三國都是不願意大戰的,所以說國際壓力對蔣介石來說並沒有什麼用,所以這次重慶是必須要去的,也是一定得去的。
主席的分析確實如此,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之後,傷亡人數達到了2億,其中死亡人數更是佔到了35%,中國的傷亡人數更是達到了3500萬人,各個國家都處於休整的時刻,美國在二戰中雖然不是戰爭損害最嚴重的國家,但是日本在太平洋戰役中偷襲珍珠港,使城市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這也讓美國感受到了戰爭帶來的威力,更不用說蘇聯在二戰時期所帶來的創傷。在二戰期間,蘇聯的死亡人數大概是2660萬人,再加上受傷的人數,一共大概是2959萬人,戰爭帶來的經濟創傷也需要很長時間來恢復,所以說,這時候,比起發起戰爭,很多國家更願意修生養息。
經過討論之後,毛主席決定和周恩來等人一起乘坐飛機去重慶,在群眾的歡呼中來到了蔣介石在重慶的臨時政府,看到毛主席如約而至,蔣介石慌了,他沒想到毛主席居然真的來了,這下徹底打破了他想嫁禍中共的念頭,只好熱情地接待了毛澤東,並和毛主席一起洽談“和平談判”的細節。在會議上,由於蔣介石一口斷定毛主席不會來重慶,國民黨就連“和平談判”的相關文書都沒有準備好,用的還是中共自己帶來的,這讓蔣介石很是尷尬,生怕毛澤東能夠看透自己的小心思,然而蔣介石的小心思,毛主席早已是心知肚明,只是不願意戳破罷了。
在重慶談判順利進行的時候,中央的工作,毛主席也提前做了部署,為了自己在這場談判能夠凱旋歸來,在來重慶之前,毛主席就意識到了一個問題,他和周恩來離開之後,五人團就變成了三人團,這次去重慶不知道蔣介石會讓自己停留多久,如果時間一長,中央後方的決策問題一定會受到影響,誰能接替毛主席和周恩來的工作呢?關於這個問題,毛主席召開了會議,商量了“候補書記”的事,在劉少奇等人的推薦下,陳雲和彭真成為“候補書記”的最佳人選。
提到這兩個人我們可能會有一絲絲陌生,但是兩個人都革命先鋒隊中的一員,一直和革命發展同進退。彭真是一個老資格,1902年,彭真出生在山西省曲沃縣的一個農民家庭,童年的生活很艱難,但是從未放棄過讀書,1922年考進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學,在學校裡學習認真,踏實肯幹,同時還經常參加學校內外的愛國運動,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中學畢業之後,國內恰逢國民大革命,於是在學校校長的引進下,先後擔任了中共太原支部委員、書記等職位,組織了多場工人運動。
1924年國共合作,一直同國民黨黨內的右傾主義作鬥爭,在國共合作失敗之後一直致力於工人和學生的群眾運動,在石家莊正太鐵路擔任秘書,繼續領導工人運動,和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1929年,由於叛徒的出賣,他被國民黨被捕入獄之後,在經歷種種酷刑之後仍然守口如瓶,絕不透露出自己的身份,彭真用自己的痛苦,減少了黨的損失。在獄中,他秘密組織黨支部,組織學習馬克思主義,在國民黨的監獄裡宣傳中共的思想,開展各種形式的鬥爭。出獄之後,彭真領導組織各界開始了抗日民族的救國運動,直到1936年春天,彭真遇到了時任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他的命運開始有了新的改變。
一直以來彭真都是救國運動的先鋒者,是組織人民群眾的一把手,但是自己從來沒有在黨內擔任重要的職位,和劉少奇認識之後,彭真的革命工作路線受到了巨大的變化,彭真開始進入到了中央區,由於劉少奇是白區的領袖,他在蘇區也幹過幾年,有著雙重身份。於是他就派彭真以主席身份率白區代表團參加會議,會議結束後,彭真成為大會主席團的成員,在劉少奇的介紹下,彭真見到了毛主席,作為國內的愛國分子,彭真見到毛主席之後的心情可想而知。
七七事變之後,華北成為抗戰鬥爭的最前線,八路軍進駐華北地區,開闢了很多根據地,但是根據地缺少幹部,於是中央就打算從一些年輕的黨員中提拔一部分人到根據地,於是劉少奇建立的幹部隊伍正好派上了用場,彭真就被劉少奇派到了晉察冀根據地,擔任晉察冀分局書記,當時晉察冀根據地是華北地區最大的根據地,彭真的上級是聶榮臻,劉少奇把彭真派到根據地裡來,是因為彭真大部分都是在城市做工作,很少有機會能到農村裡,這次到晉察冀,可以有效地補短板,更好地為中央工作。
在晉察冀根據地的那段時光,是彭真成長最快的日子,他雖然不能和聶榮臻一起帶兵打仗,但是他在後方的工作卻做得很好,比如根據地黨的建設、政權建設以及通脹區方面的工作,制定各項金融政策等等。
1941年,彭真受命到延安參加七大,因為七大的延期就留在了延安,先後擔任了延安黨校的副校長、校長,在延安和晉察冀的學習時光,使得彭真的群眾之間的工作越做越好,也慢慢進入到了中央中局,在機緣巧合之下,成為了中共中央的“候補書記”。
而陳雲的經歷更是有趣,陳雲同志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就擔任了黨中央的領導工作,他歷經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關鍵時期,在遵義會議上,陳雲更是態度鮮明地支援毛澤東的軍事主張,是黨忠實的追隨者。
陳雲出生在一個貧困的家庭裡,在四歲的時候就成了孤兒,被舅舅養大,從高小畢業之後,就進入社會謀生路。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當時陳雲是在商務印刷館當徒弟,後來印書館爆發了工人起義,陳雲也參與其中,之後又加入了共產黨,在江蘇青浦地區從事共產黨活動,擔任青浦縣委書記。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並不是陳雲第一次成為“候補人員”,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四中全會上,他都被選為中央的候補委員。1933年陳雲也加入到了革命根據地工作中來,做根據地的群眾工作和黨建工作,直到1945年,陳雲被選為中央替補書記。
正是兩個人相似的經歷,於是他們就被選舉為中央候補書記臨時接替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工作,在毛主席去往重慶的那段日子,陳雲和彭真加入了“五人團”的工作,由於二人在黨內有著多年的工作經歷,在擔任代班書記的那段日子裡,二人的工作水平得到了黨內的好評。
1949年,時任中央五大書記的任弼時突發重病,在醫院裡一病不起。一年之後,任弼時英年早逝,中央五大書記的位置再一次空缺,於是在黨中央的商討之下,決定從彭真和陳雲二人中選擇一個來填補五大書記的空缺,在多方的討論之下,最終選擇了陳雲當選為中央五大書記之一,完成了由“替補”到“轉正”身份的轉變。彭真在建國之後,長期擔任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對北京的城市建設和管理做出了貢獻。
當下,我們作為後來者,看待“候補書記”這一決策時,仍然對毛主席的智慧感慨不已,那種身先士卒,將國家命運放在之前,將自己的命運棄於身後的精神值得我們去讚賞,同時彭真陳雲二人能夠臨危受命,兢兢業業令人感動。不管是戰場殺敵的將士,還是在後方根據地工作的幹部,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正是因為有這樣的人,為中國革命前仆後繼,我們才擁有了這樣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