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歷史學家、記者、評論員，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維傑·普拉薩德（Vijay Prashad）在2021年11月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26）中進行了一次激情澎湃的演講，指責發達國家帶著隱性的殖民主義心態，在固化的殖民制度和結構下，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訓誡曾被其剝削的第三世界國家要共同承擔起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卻忽視了《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中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中的“區別”一次，他指出，西方國家唯有正視歷史責任與生態債務，換個角度去好好思考問題，氣候正義才有可能實現。綠會融媒小編今日特將這位勇敢的批判者，充滿希望的戰士介紹給感興趣的朋友。
普拉薩哈德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並在那裡接受了初級教育。家人把他送進了杜恩學校——印度的一所面向12至18歲男孩的貴族精英寄宿制學校。在那之後，他來到美國，並於1989年在波莫納學院獲得學士學位，1994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是印度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布林達·卡拉特的侄子。或許正是受了叔叔的影響，他才慢慢走上了今天的職業道路。
1996年至2017年，他在美國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三一學院擔任南亞歷史George and Martha Kellner學會主席及國際研究教授。當2010年，普拉薩德被任命為三一學院新成立的三一跨學科研究所的負責人時，一群教授寫聯名信，以“他在推動抵制以色列大學和到以色列留學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為由反學院的這一任命。但時任三一學院主席的詹姆斯·瓊斯對此並未加以理會，只是在2010年9月14日會見了來自猶太組織的代表，據說後者還曾“暗中威脅”要讓猶太捐贈者“參與進來”。但三一學院始終支援普拉沙德，拒絕撤銷對他的任命。2013-2014年，他擔任了美國貝魯特大學的愛德華·賽德學會主席，及該校Issam Fares公共政策與國際事務研究所高階研究員。此外，普拉薩德還是獨立媒體研究所“環球旅行者”的首席記者，《前線》的專欄作家，定期為《印度教和BirGun》撰稿。他曾在世界各地為印度媒體做過報道。2015年，普拉薩哈德加入總部位於新德里的出版社LeftWord書業，並任主編一職。目前，他還是三大洲社會研究所的執行董事。
這裡略微介紹一下三大洲的社會研究所。該研究所是一個國際性的、由運動驅動的機構，專注於激發思辯，服務人民。其名稱的含義，可追溯至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運動三大陸會議(非洲、亞洲、美洲和拉丁美洲團結大會)。彼時，從反殖民運動中崛起的國家在1961年發起了不結盟運動（NAM），參與者既包括激進政權，也有那些對帝國主義持較溫和態度的政權。在不結盟運動之外，還存在著未完成的反殖民民族解放戰爭，這些戰爭具有更激進的優勢，並於1957組建了亞非人民團結組織(AAPSO)。
迄今為止，普拉薩德寫過30本書。他的著作《暗黑國度：第三世界人民的歷史》(2007)在2008年被亞裔美國作家工作室評選為最佳非小說類圖書，2009年獲得穆扎法爾·艾哈邁德圖書獎。2012年，他出版了五本書，包括引起震動的《阿拉伯之春，利比亞之冬》(AK出版社)和《斯瓦米叔叔:今日美國的南亞人》(The New Press)。2013年，Verso出版了他的《貧窮國度：第三世界國家的歷史可能》。他還是《沒有自由可言：印度共產主義的未來》(LeftWord書業, 2015)的作者，《致巴勒斯坦的信》(Verso Books, 2015)的編輯。2020年，他的最新著作《華盛頓子彈》也被LeftWord初版，玻利維亞前總統埃沃·莫拉萊斯為其做了序言。
在《國家報》的一篇文章中，普拉薩德闡述了他為社會主義奮鬥的願景。他認為，進步勢力通常有很好的思想，但沒有權力。他強調，沒有權力，好的思想是無法帶來實質性的影響的，社會主義者不能簡單地談談理論，必須組織起來開展行動。他認為，在可以透過社群組織(比如在地方政府)贏得影響力的情況下，美國的左翼人士並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因為他們往往無法包容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想法。他提供的例子包括阿雷格里港的參與式預算實驗，喀拉拉邦的人民規劃，以及對無法搬遷的行業徵收新稅等。他還呼籲左派人士以長遠的眼光看待社會鬥爭，而不是隻關注短期結果。普拉薩德認為，這種關注短期的做法，源於經濟體制，就像企業被要求公佈季度利潤一樣，政治家們也要展示自己執政的成績。
普拉薩德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印度左翼論壇(FOIL)的聯合創始人。他對資本主義的觀點在他的論著《肥貓和跑狗》中得到了最清晰的總結。關於美國的外交政策，普拉薩德曾直言不諱地批評了“美國霸權和帝國主義”。他稱自己是一個反猶太復國主義者，並主張美國結束對以色列的援助。對2011年的阿拉伯起義，普拉薩德表示，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的下臺就如同墨西哥獨裁者波菲里奧·迪亞茲的下臺：墨西哥革命於1911年開始，直到1917年憲法起草，及1934年卡德納斯升任總統，才算取得了階段性勝利；而與之相同的，埃及的左派革命者並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他還回顧了利比亞的近代歷史，並提出了利比亞出現的革命浪潮中“舊的對抗和新的不滿是一致的”，其中一些是為了反動的部落目的，而另一些則希望從改革中尋求解放。普拉薩德就美法和北約的軍事幹預與歷史學家胡安·科爾進行了辯論。科爾支援它，普拉沙德反對它。他認為，真正的利比亞起義已經被各種令人討厭的人物“篡奪”了，包括一些與中情局有關係的人。普拉薩德對特蕾莎修女在加爾各答的傳教工作也進行了分析，指出她是西方國家集體“資產階級罪惡”的代表。他論證了像特蕾莎修女這樣的人如何掩蓋資本主義的悲劇。1984年12月2日至3日的博帕爾毒案，分明是一個跨國公司為了自身利益無視人
類似生命造成的，特蕾莎修女卻告訴民眾這可能是一場意外，就像火災一樣，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他說，共產主義出現的意義是教大眾如何“捕魚”，而非學會“吃魚”，是為了在社會中開展必要的工作，永遠消除貧困。
在由發達國家主導的政治舞臺上，普拉薩德歷來是這樣敢為人不敢之言。歷史學家保羅·布勒曾這樣評價他，“普拉薩德引領了一種文學現象”，作家阿米塔瓦·庫馬爾則指出，“普拉薩德是我們自己的弗朗茨·法農（筆者注：上世紀早期法國馬提尼克作家、散文家、心理分析學家、革命家），他寫的抗議作品總是帶著希望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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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aggie 審/Littlejane
參考資料：
1. 維基百科Vijay Prashad詞條
2. 三大洲社會研究所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