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般都比較關注二戰歷史，對日寇暴行更是有著切膚之痛，每一代中國人都不會忘記。
但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相對比較淡漠，因為我們不是實際參戰國，直到1917年8月北洋政府才對德、奧宣戰，用派出勞工形式支援協約國，後來成了戰勝國。
雖然中國是戰勝國，但在巴黎和會上還是受到了列強欺負，中國利益成了它們交易的籌碼，因此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後來的歷史發展課本上都有述敘。
因為容量問題，課本上沒有說的是，其實，一戰給了中國工業發展帶來了一個天賜良機。很遺憾，將近十年時間都沒有抓住，畢竟“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等到歐洲列強結束絞肉機般的廝殺，捲土重來回到中國時，一切都晚了，直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中國的工業發展才有根本性改變。
一戰與中國
歐洲戰爭的爆發，給中國工業和經濟發展提供了極有利的環境：
一、外來貿易競爭者迅速衰落，推動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
二、交戰各方對原材料和食品的渴求，刺激了中國出口貿易；
三、白銀價格飈升，令中國貨幣購買力大大提高，也有利於償付外債。
這些有利因素是顯而易見的，戰事一起，由於歐洲各國下達全面動員令，歐洲銀行資本抽調回國、公司停止或減少了業務活動、絕大多數在華職員回國入伍當兵。
這在客觀上造成了中國市場受到保護，中國當時是無法主動採取貿易保護政策，因為關稅權不在北洋政府手裡，長期處於被外來工業製品傾銷的地位。
以傾銷最為嚴重的紡織品來說，戰前，中國的棉紗進口量為250萬擔，棉布為1900萬匹，戰時，減少分別降為130萬擔和1400萬匹，戰後初期下降得更多，這促進了中國紡織工業的興起。
在出口方面，歐洲急需的軍工原料，如鎢和銻供不應求。鎢，1913年國際價格為7.4美元/磅，1916年飈升到25.3美元/磅，翻了近四倍，這是送上門來的小錢錢。
還有植物油（油漆用）、皮革、羊毛、麵粉、雞蛋、蔬菜，特別是英國和沙俄的軍隊的紅茶需求量極大。
中國有條件滿足“戰爭市場”的需求，併成為一個大供應商。
再說貨幣（白銀），1913年墨西哥革命後，全球鷹洋出現短缺現象，1914年，一戰爆發，各國都不得不加快了鑄幣節奏，而實行銀本位制的中國，自然成了最大受益人。
1914年，1兩中國銀可兌換0.67美元；1917年可兌換1.03億美元；1919年達到1.39億美元，匯率變化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
一、提高中國白銀的全球購買力，特別是在大中型機器進口方面；
二、減少了外債的實際償付額。
說個題外話，戰後，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組織並號召中國青年到法國“勤工儉學”，就是因為看到了中國白銀兌換法郎的優勢以及容易找到工作機會的環境，而法國學校也急需獲得收入。但到1920年冬天，一切都變了，中國學生苦不堪言，鬧出了不少風波（改天專門寫這事，以及毛澤東為何不選擇赴法國留學？）
當中國減少了競爭壓力、擴大了出口市場、提高了貨幣購買力，但為什麼這些有利條件沒有得到利用，反而讓美國和日本在戰爭佔到了大便宜？
中國、美國、日本一開始都是中立國，可以向交戰集團雙方賣商品，但中國存在著致命的不利因素：
一、歐洲外資抽回，中國企業無力籌措資金，因為金融業不發達，銀行太少。
大戰期間中國新增銀行為96家，相對大型銀行有：1915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由張謇，陳光甫合夥。還有浙江實業銀行、北京的鹽業銀行、上海的四明銀行、天津的中孚銀行，1916年，浙江興業銀行也搬至上海（1906創於杭州）……
但大多數企業還是習慣於無擔保、無抵押的錢莊貸款模式。江浙錢莊是以個人關係、地方關係的圈子信用為主，融資範圍很窄。
1917年開始，銀行和錢莊進入並存時期，但還是錢莊受歡迎，因為新式銀行需要擔保或者抵押，還有嚴格的貸款審查流程，企業並不喜歡。
錢莊是機密事務，外人也看不到賬簿資料。熟人之間只憑信用就可以貸款，如果債務方賴賬，他的家鄉圈子就不要混了，其它圈子也沒有可能信任他，這是毀滅性打擊。所以，錢莊無論在放款便捷性上，還是在還款信用度上都比銀行有優勢。
但這並不是好事，因為錢莊模式既無法形成全國性金融機制，也無法建立完善的貼現制度。
一戰之前，中國並沒有證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上海股票交易所只在租界存在，主要為外國證券服務）。
當中國的銀行和錢莊繁榮起來之後，到了1921年，上海產生了140個交易所，但吸引的主要是瘋狂投機客。
問題出在中國沒有權力機構能夠監管如此多的交易所，極度的自由必然導致極度的混亂。美國則抓住機會加緊對中國金融業的控制，它的亞洲銀行公會（ABC）集中大量資金進入中國金融市場。
企業不得不向美國、日本金融機構借款，把企業抵押給它們，這個問題的危害性後來就顯現了出來。
二、中國遠洋輪船嚴重匱乏，而向其它國家租船費用卻極其昂貴；
1913年，上海到倫敦海運商品一噸價格為2英鎊，但到了1917年，價格升至一噸50英鎊。因為一來，歐洲商船大多被軍方徵用；二來，運費加入了風險費用（商船會遇到水雷甚至潛艇襲擊）。
美國、日本作為中立國，它們的遠洋運費自然一路上漲，戰時，商船從上海到舊金山的運價，從一噸5美元升到了70美元。
中國企業面對雪片般的訂單時，卻找不到本國船隻運貨，只能租中立國商船，同時，中國西方下的機器訂單，也是成本畸高。
沒有自己的遠洋輪船， 中國企業急死也沒用，它們的利潤在運輸途中就已經被別人割走一大塊。
漢治萍公司負責人曾在第十次股東大會上痛苦地說：由於無法添置機器裝置，所以，也無法利用大戰帶來的有利局勢。
也就是說，中國企業的有識之士知道大戰帶來的機會，但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不是企業所能解決的問題。
三、中國工業裝置短缺，急需的機器，因歐洲有戰時限制政策運不到中國。
中國企業向英國訂購的機器，款都已經付了，但人家不發貨，說是戰時政策，一直拖著。
鋼材的供應也停止了，中國又沒有產鋼能力，只能催英國，英國就讓澳大利亞提供鋼材，但澳大利亞卻在1915年把價格翻了一倍，隨便你要不要。
機器和鋼材缺乏怎麼辦？只能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因為你沒有重工業。
除了自身不利因素外，日本對中國工業的傷害可謂是致命一刀。
日本人除了獲得了經濟特權外，它對中國還有領土和政治野心，它在中國的掠奪工具是各種拓殖會社、興業會社、實業會社等。
日本還大力增加對中國重工業領域的直接投資，有預謀地“殺死”中國工重業。
重工業被日本人控制到什麼程度？現代化的採煤業，有四分之三是日資控制，鐵礦業則完全是日資。
重工業無法發展，就意味著中國在一戰時期失去了真正的工業發展機會。
發展起來的是輕工業，如紗廠，1914年只有8家，1922年達到49家，還有榮氏家族的麵粉工業，李鴻章的侄子李經羲的榨油業（恆裕公司，從德國人手裡收購）。
在江浙滬之外，廣東的菸草、造紙、火柴工業也發展迅猛，北方還有啤酒、針織、肥皂、玻璃、毛巾、地毯、縫紉機、汽水、白酒等小企業。
但就是沒有基礎工業，而日本基礎工業卻在迅猛發展，包括軍工業。
中國賺到的錢來自哪裡？茶葉、蠶絲、原棉、皮革、油料、尤其是銻和鎢，佔了全球市場份額40%，利潤奇高。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就是貿易逆差國，但到了1919年，貿易赤字從戰前的1.13億兩白銀減少到了1.6千萬兩白銀。
然而，中國經濟只是甦醒了幾年，等歐洲列強回來，又睡著了。
實際上，中國工業發展不起來，還有一個嚴重問題，就是買辦集團的存在。
它們只為外國人利益服務，當賺錢的時候，北洋政府和地方政府收不到什麼稅，當中國企業被西方碾壓時，它們則向北洋政府求救，要求得到財政支援。
1921年，企業倒閉潮一來，上海140多家交易所就崩盤了，6月份，中法工商銀行倒閉，引發上海灘金融崩潰，1922年上海爆發“信用交易風潮”，買辦們趁亂套利。
1923-1924是紗廠危機，歐洲商品瘋狂地向中國湧來，它們的對手是日本。而中國民族工業企業根本無力抵擋，脆弱的經濟奇蹟，於是便夭折了。
如此有利的機會抓不住，那就說明中國體制和社會出現了嚴重問題，需要一場真正的革命。
1949年，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革命成功，一個貧窮而嶄新的新中國誕生了。
新中國在面臨西方全面封鎖時，站直了身子挺了過來，並發展成為一個擁有全面工業體系的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