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給胡適的一封親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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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8月23日，李大釗從北京來到上海，幾天以後給北京大學任教的胡適寫了一封信，內容如下：

適之吾兄：　　

學潮如何結束？中山抵滬後，態度極冷靜，願結束護法主張，收軍權於中央，發展縣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據之局。洛陽對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議員即日返京。昨與溥泉、仲甫商結合“民主的聯合戰線”(Democratic front)，與反動派決戰。伯蘭稍遲亦當來京，為政治的奮鬥。《努力》對中山的態度，似宜贊助之。弟於明日與仲甫赴杭一遊，一二日即回滬去洛陽返京矣。餘容面談，請將此情形告知夢麟、一涵諸同人。

弟 李大釗

　　這封信不足二百字，但它蘊含的資訊量很大。

　　“學潮”，是指發生在北京各高校的教育獨立和教師索薪運動。1922年5月的直奉戰爭之後，北京高校的教育危機日益嚴重，各高校教職員工由原來爭取教育經費獨立，進一步提出整個教育獨立的要求。

　　“中山抵滬”，說的是孫中山在陳炯明兵變後被迫從廣州出走上海，這是他一生所遭受的最慘重的一次失敗。孫中山被迫離開了廣州，非常國會自然也無法在此立足，於是也就有了後面所說的“中山命議員即日返京”。

　　“分省割據”，其實還有一個好聽一點的名字，那就是“聯省自治”。五四運動以後，一些人認為，既然南北政府都無力統一全國，與其連年征戰，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了，再實行聯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透過武力而最終實現全國統一。從表面上看，這似乎為久經戰禍、渴望和平統一的國人提供了另一種可行的選擇。然而，1922年5月以後，地方軍閥為了抵制直係軍閥“武力統一”的威脅，相繼唱起了“聯省自治”的高調，企圖透過割據一方的辦法保住自己的實力與地盤。

　　對於這些地方軍閥的如意算盤，孫中山多次予以揭露。1922年8月12日，他在赴上海的途中指出：“中國此時最可慮者，乃在各省借名自治，實行割據，以啟分崩之兆耳。”在這次講話中，他還再次強調了“發展縣自治”的想法，“至言真正民治，則當實行分縣自治。蓋縣之範圍有限，凡關於其一鄉一邑之利弊，其人民見聞較切，興革必易，且其應享之權利，亦必能盡其監督與管理之責，不致如今日之省制，大而無實，復有府道界限之爭也。”

　　孫中山對地方自治的設計，用心可謂良苦。然而在軍閥混戰的情況下，又有誰能容他“發展縣自治”呢?李大釗在信裡給出了這樣的答案：“洛陽對此，可表示一致。”

　　“洛陽”指的是當時在洛陽擴軍練兵的吳佩孚。五四運動爆發時，吳佩孚旗幟鮮明地支援學生運動，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正直愛國的軍人形象，斯大林、孫中山，甚至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都紛紛與之接洽。吳佩孚手下的得力干將白堅武是李大釗的同學，透過這層關係，李大釗曾於1922年6月6日親赴保定會見吳佩孚。從某種意義上說，孫中山“收軍權於中央，發展縣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據之局”倒是與吳佩孚武力統一全國的想法有幾分相近。

　　“溥泉、仲甫”，是指張繼、陳獨秀，李大釗信中所說的“與溥泉、仲甫商結合‘民主的聯合戰線’”，並不是指後來的國共“黨內合作”，而是指國共兩黨的“黨外合作”，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在西湖會議前的一貫主張。

　　“伯蘭”，即孫洪伊，中國近代興辦教育的知名人士，與李大釗有深厚的交往。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軍政府時曾被任為內閣總長及高階顧問，為促進國共合作做了許多工作。

　　“《努力》對中山的態度，似宜贊助之”，這一句話看似不經意，卻是李大釗這封書信的重點所在。

　　1922年6月，在陳炯明發動兵變的幾天以後，胡適在《努力》週報上發表短評，竟讚揚陳炯明的舉動是“革命”，這不能不引起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國民黨人的極大憤怒。

　　李大釗與胡適始終是關係不錯的朋友，因此，他親自給胡適寫信，進行調解和勸說，於是也就有了“似宜贊助之”這句話。也正是李大釗的這句話，使得《努力》週報後來刊登的《述孫陳之爭》，《再述孫陳之爭》，以及胡適的幾則短評，在對待孫中山的調子上稍稍發生了一些變化。

　　“弟於明日與仲甫赴杭一遊，一二日即回”，李大釗這裡所說的與陳獨秀的赴杭一遊，實際上是去參加中共中央西湖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共產國際根據馬林的彙報作出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主張。

　　在陳獨秀等人逐漸將《新青年》改造成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的同時，胡適的周圍也重新聚集了一批知識分子，其核心成員包括丁文江、任鴻雋、高一涵、蔣夢麟等人，他們更傾向關注現實問題。因此，李大釗這封信的最後一句話便是“請將此情形告知夢麟、一涵諸同人”，顯然是希望他們能夠改變對孫中山的態度，最好能“贊助之”。

　　李大釗的這封信是一份很重要的文獻資料，因為沒有在信裡寫明日期，所以一直以來，對於這封信的寫作和寄發日期，基本上都是籠統地寫成8月。隨著檔案材料的不斷深入發掘，可以推算出這封信的寫作和寄發日期應該是8月27日。理由如下：首先，據胡適在日記中記載，他在北京收到李大釗這封信的日期是1922年8月30日。當時從上海發信到北京，需要四天左右的時間，所以李大釗此信應是8月27日左右寫好後發出的。其次，李大釗和陳獨秀從上海到杭州乘火車約需半日的時間，次日參加西湖會議比較符合常情。西湖會議的會期是8月29日至30日，也就是說李大釗應於8月27日寫好並寄發此信，然後於8月28日與陳獨秀赴杭州出席西湖會議。

（國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