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年，在甘肅曾經出土了一份“居延漢簡”，這份漢簡當中竟然包含了一份通緝令，這也是目前為止，我國發現最早的通緝令。
那麼這份通緝令長什麼樣子呢？難道真的畫著古人的樣貌嗎？
這份記錄叫做《甘露二年丞相御史書》，是由朝廷丞相御史府製作的通緝令，是一份“丞相級別”的犯罪記錄，可見這份通緝令在當時的分量。
通緝令中通緝的是一名叫“外人”的婢女，當時漢武帝的第四子劉胥因為詛咒案自殺，朝廷為了追查餘黨，這才釋出了這份通緝令。
通緝令中並沒有畫像，由於那時候的紙張還沒有普及，所以其實這份通緝令所使用的是竹簡，而想要在竹簡上繪畫出犯人的樣貌，的確非常困難。
這份通緝令有兩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描述犯人的姓名、樣貌，其中甚至精確到犯人的臉型、身形、髮色等，對犯人的外貌描述極盡筆力。
後半部分就主要記錄了這張通緝令在各個區縣層層通關的記錄，哪些對方發現了疑似犯人的蹤跡，哪些地方沒有異常等，都描述得一清二楚。
後來隨著時代的演變，紙張開始普及，人們作畫更加普遍，通緝令也就開始逐漸繪畫上了犯人的樣貌。從唐朝之後，通緝令上就出現了畫像，以便於人們辨認。
我們時常在電視劇中看到抓捕犯人的通緝令，一般都由官府張貼在牆上，這時候百姓都會圍過來議論紛紛。
只見牆上的通緝令只用非常抽象簡陋的方法描述出犯人的樣貌，要麼是寥寥幾筆，要麼是誇張醜陋。
這個時候大部分人都會有一個疑惑，老百姓們真的能認出來犯人嗎？
當然了，電視劇中為了省事，都是隨意畫兩筆敷衍一下觀眾，真實的古代通緝令會著重畫出犯人的長相，至少會將特徵體現出來。
不過說實話，特徵畫得再具體，也不可能跟犯人一比一還原，按照這樣的通緝令尋人，能找到犯人的機率非常低，這種通緝令的弊端非常多。
首先就是時效性的問題。
我們知道，現代的技術非常發達，想要尋人，只需要在網路上釋出資訊就可以了，甚至時光再倒退幾十年，也可以將通緝令影印出來，然後張貼在大街小巷。
但是古人卻沒有這樣的技術，那怎麼辦呢？那就需要師爺出山手動畫像了。
一般師爺會先畫上犯人的樣貌，然後再具體描述犯人的長相、特點等，最後再說明所犯何事，那麼這裡就有個問題：
因為畫像需要透過省市府州縣等層層張貼，需求量是十分龐大的。
所以師爺畫像的時候幾乎要把手累斷，如果衙門有條件的話，也許會僱幾個秀才幫忙一起畫，如果沒有條件，那就只能乾等著師爺畫完。
這樣就會錯過抓捕犯人的最佳時機，等到師爺全都畫完了，犯人肯定也跑得差不多了。也許會有老百姓能夠提供一些線索，但是等到官員們追查過去，犯人已經沒有了蹤跡。
其次，老百姓不識字，就更加增加了尋找犯人的困難，古代沒有義務教育普及，普通的老百姓大字不識一個，出來圍觀通緝令，也是大多看個熱鬧。
官府也知道這一情況，一般也會派出人員去村莊中講解，不過因為地方村莊又多又亂，一來並不能各個小村小戶都能顧及到，二來百姓口口相傳之間也免不了導致資訊錯亂。
所以其實通緝令在村莊中的作用有限。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最致命的問題，古代沒有電腦，無法準確地獲知犯人的樣貌，所以其實師爺畫像的時候，是根據目擊證人描述的外貌一通瞎畫。
那麼畫出來的畫像可想而知，根據別人的描述，這個犯人有可能是奇形怪狀，也有可能異常抽象，還有的犯人甚至長了兩個頭，根本不像個人。
退一萬步來說，就算師爺是按照犯人真實樣貌畫的，那最上級的師爺畫完畫像以後，下級府縣的師爺再比著畫，一級一級傳下去，畫像中的人就更難辨認了。
因為畫像一般也只能強調犯人的特徵，無法畫出真實的樣貌，所以很多百姓看到跟通緝令上的畫像相似的人，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到衙門再說。
南宋時期，就曾發生過認錯犯人的事：
當時一個叫做林駙祖的秀才好端端地在大街上走著，突然被官兵抓起來了，非說他就是文天祥。
林駙祖氣的破口大罵，直言認錯人了，但是官兵根本不聽這些，畢竟衙門裡喊冤的人多了去了。
官兵一路將他押到了京城，京城的衙門拿出畫像一看，還真就長得一模一樣，當即就要扔進大牢。
好在這時候，有位在門口路過的鄉親認出了林駙祖，證明了他的確不是文天祥，官府這才放人。
後來林駙祖找到文天祥，告訴了他被官府錯認的事，文天祥還因此寫了首詞大罵官員眼瞎。
那麼我們知道了通緝令的弊端了，也就是說依靠通緝令抓到犯人的可能性並不是那麼大，那麼為什麼官府還要費勁張貼通緝令呢？
官府當然也不是傻子。
雖說有弊端，但是也有一定的好處，否則通緝令不可能延續了幾千年還流傳至今，當然了，這種好處也僅僅限於古代。
古代的交通並不發達，並且人口也沒有那麼密集，所以師爺畫像慢沒錯，犯人跑得也慢，並且官府抓捕犯人可以騎馬。
騎馬不但費錢，還格外引人注目，那麼犯人肯定是不能騎馬了，除了馬之外，也沒有什麼比較快的交通工具了。
另外，古人雖說沒有身份證號，但是卻需要“通關文牒”，這個通關文牒可不是隻有出城才有，上到省市，下到村莊都需要出示。
古代設有里長、亭長、鄉長等基屋單位，出個門相當於要先向街道處打報告再向上報審，上面同意之後就會開路引。
這個路引非常重要，上面會詳細寫明出行人的戶籍所在地，去往何方，因何而去，何時歸來，只要多待一天，馬上就會被扣押。
每個關卡都會設定“收費站”，查驗比現在還嚴，只要工作的官員看到通緝令上有這個名字，必定會立即報告縣衙。
也有人說，那我不進城，躲在鄉村的路邊或者馬棚睡覺不就可以了嗎？其實這個辦法更行不通。
不光進村的時候需要路引，租房、住店都需要路引，夜晚之後就會宵禁，如果打更的人半夜還看到外面有人，那就說明這個人不正常，不把人扭送到官府才怪。
另外，古代的村莊大部分是“家族式”的村莊，一個村子就那麼幾個人，大部分還都是宗族親戚，聯絡比較密切。
如果突然之間多了一個陌生人，鄉親們都會格外警惕，如果這個人有反常，自然是先送到官府去。
一旦發現是犯人，那就別想逃掉了，古代由於階層制度嚴明，砍頭、誅九族等刑罰的存在，也是震懾人們的一大原因。
別說是陌生人了，就算是自家人，為了不被牽連，發現以後，也會選擇將犯人交出去。
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將皇權集中，發明了“連坐”的制度，這種連坐制度一直持續到清朝滅亡才結束。
所以在這種殘酷的封建制度下，就算你想包庇犯人，其他的親戚們也不允許，一旦有人告發，那麼極有可能被株連。
另外，古代常常流行一句話：“重金之下必有勇夫”，這話說得沒錯。
在《資治通鑑》中就曾經記載了這樣一段話：“詔天下有能告殺人者，賞錢五萬”，五萬錢可真不是一個小數目。
很多古代不是很富裕的百姓人家，全家一年的花銷可能也就幾百個銅板了，那麼5萬錢相當於現在的上百萬的購買力。
這筆錢能讓全家人一輩子吃喝不愁，也有些通緝令只要是提供線索就會有獎勵，所以也有些村民碰上跟畫像相似的人，二話不說先扭送官府，萬一是個逃犯呢？
其實綜合來看，這個通緝令的指望老百姓去抓到犯人只是其中一個目的，更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讓官府警惕。
犯人一旦流竄，如果各地府縣都開始戒備的話，那犯人幾乎是寸步難行。
各地官府會根據畫像抓來很多比較相像的人，到底誰才是真正的犯人，透過對比審問以後就能得知了。
那麼這樣的確是能抓到犯人，但是也就造成了抓錯率極高，很多地方腐敗的衙門為了跟上面有交代，對抓捕來的人屈打成招者不在少數。
也有的確實抓到了犯人，但是一對比跟畫像沒有半點相似之處，這就比較尷尬了。
所以其實古代的各種看似不是很科學的制度，實則都有它存在的意義，雖說功效不是很高，但是搭配上古代殘酷的封建制度，反而能發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