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明史學者黃仁宇先生所寫的《萬曆十五年》，參考了許多明人筆記。粗略計有沈榜的《宛署雜記》，劉若愚的《酌中志》，陸容的《菽園雜記》，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如果以時間上斷代，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與黃仁宇著作所涉及的內容，最為契合。
沈德符祖父父親都是科舉出身，家學淵源。其父曾任翰林院檢討，參與編修了《大明會典》。史官家庭從小耳濡目染，沈德符早早種下了“尋史”之心。十二歲之前，他隨父親在北京生活。十二歲之後，因為父親過世，他隨母親回到浙江秀水（今浙江嘉興），在祖父的潛心教導下，埋首於曾祖祖父所建的藏書樓“芳潤樓”中，讀書自礪。再後來，他入國子監讀書，給自己定下每天讀書的數量，每天必須讀完“一寸厚”的書籍。萬曆四十六年，已經四十歲的沈德符考中舉人，第二年卻會試落第。大約還在國子監做貢生的時候，不到三十歲的沈德符開始編著《萬曆野獲編》。中年以後，又陸續進行了修訂和續編。只可惜，沈德符生前並未看到書籍刊行。但是，他在序言中介紹了全書資料的收集，“餘生長京邸，孩時即聞朝家事，家庭間又竊聆父祖緒言，因喜誦說之。比成童，適先人棄養，復從鄉邦先達，剽竊一二雅談。”又講，“餘以退耕而談朝市，非僭則迂。然謀野則獲，古人已有之，因以署吾錄。”“野獲之編”，這是全書書名的由來。
《萬曆野獲編》寫官場見聞、朝章掌故，往往是沈德符耳聞親歷，故而頗有史料價值。明初一大懸疑事件“建文帝下落”，一直到萬曆朝依然糾纏不清。年少的朱翊鈞在一次“御講”畢，忍不住詢問帝師張居正，“建文君出亡事”，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無考”，也算是急智之下的圓融回答。在“人主別號”一節，沈德符透露了明代幾個荒唐皇帝的小秘密：自封“威武大將軍”的武宗別號“錦堂老人”，迷通道教熱衷青詞的世宗自號“天池釣叟”。讀到此間，總會覺得明代帝國，既荒誕可笑又一片烏煙瘴氣。
比起明代朝政的荒誕不經，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沈德符筆下明代官場的醜陋腐敗。書中卷八“權臣籍沒怪事”，記載了被嘉靖拋棄之後抄沒嚴嵩家的情形。黃白之物且不計算，光是碧玉白玉圍棋即有數百副，金銀象棋數百副，法書、名畫不計其數。其中一件“褻器”，“乃白金美人，以其陰承溺”，對此沈德符評論“尤屬可笑”。其實，嚴嵩的兒子嚴世蕃更加荒淫，他的妻妾總共有二十七個，侍女無數。據說《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就是以他為原型。當時查抄嚴家的清單，被人編成了一本書，叫做《天水冰山錄》，寓意“太陽一出冰山落”。
對於權相張居正，《萬曆野獲編》也著墨頗多。神宗親政之前十年，張居正權傾朝野，沈德符寫他以天下為己任，有客人奉承他“相業至偉”，張居正一本正經地糾正說，“我非相，乃攝也”。短短一語，張居正的狂傲自負昭然若揭。為了討好這位“攝相”， 讒佞之徒送他一幅黃金對聯，“日月為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嶽，四方誦太嶽相公。”（張居正字太嶽）在皇權為天的封建年代，這簡直是再明顯不過的僭越，而精明過人卻權欲發昏的張居正竟然笑而納之。沈德符記載，張居正重病期間，“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御史朱璉暑月馬上首頂香爐，暴赤日中，行部畿內，以禱祝奉齋。”如此官場生態，傳遞的只是屑小的諂媚，也成了張居正身後被神宗清算的動因。難怪海瑞評價張居正，“工與謀國，拙於謀身”。
明代官場之弊，在沈德符筆下，所記不在少數，尤其以世宗神宗兩朝為多為詳。譬如卷十一“借官出使”，記錄萬曆朝遣員出使屬國，賜使者著“一品官服”，回國之後“覆命繳還”，一品官服只是出去裝一裝樣子，出使“大員”其實往往是低級別官員，這很有一點欺騙別人和狐假虎威的意思。更要命的官場奇聞，也被沈德符如實記載下來。在“掣籤授官”一節，明代至為荒唐的一幕隆重上演：吏部授官，專門備有“籤筒”，官員去往哪裡任職，與其地所需以及自己之才能特長全無干系，而是像進廟搖籤一樣，抓鬮碰運氣。手氣好的抽到肥腴之所，阿彌陀佛欣喜若狂；運氣差的抽中“絕域煙瘴”之地，便頓足捶胸如喪考妣。吏部專門設定了做籤之人稱作“選司官”，而“選司官”每每接收被選官員的賄賂請託，就專門在“籤筒”上做手腳。每一支籤的高低、長短、大小、厚薄，都一一對應著肥缺苦差。這些“暗標”，唯有吏部長官與派出的“選司官”清楚。看了這一出出神操作，又怎麼能夠奢望這些官員去履職盡責呢？
其實，有過專在豹房“上朝”的皇帝，有過潛心煉製“紅鉛丸”差點死於宮女之手的皇帝，有過“不郊不廟不朝三十年”的皇帝，他們治下的大臣們“發明”的“掣籤授官“又有什麼奇怪呢？沈德符的如史之筆，毫不留情地剝下了大明燦然的外衣，露出了內裡由上而下的敗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