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日本投降已經成為必然，中國人民贏得最後的勝利也只是時間問題。
面對國內局勢，1945年4月，在毛主席的主持下，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就是著名的七大。中共七大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會。在這大會上，選出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和任弼時五人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也就是我們後來常說的“五大書記”。
五大書記銅像
“五大書記”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傳奇色彩，他們對中國歷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以“五大書記”的出現為標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經歷多年的艱辛探索，由稚嫩走向成熟。
“五大書記”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分工：毛主席為核心，負責全面工作；朱老總負責軍事工作；周恩來負責外交和統戰，並協管軍事；劉少奇負責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作；任弼時則負責組織和群團工作。
五大書記
“五大書記”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在黨內形成了一個完美“天團”。新中國成立後，“五大書記”更是成為國家和黨中央最高領導人的代名詞。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在“五大書記”確立沒多久，中央又緊急添補了兩位“候補書記”，這是為什麼呢？
“五大書記”並不是憑空出現，而是歷史的必然。1945年，抗日戰爭接近尾聲，國內的主要矛盾開始發生變化，階級矛盾逐漸成為主要矛盾。在這種背景下，毛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共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召開的最後一次大會，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會議，它使得全黨在思想、政治和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一致。
中共七大
中共七大的第一條重要貢獻就是確立了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確立馬克思主義為黨的指導思想，可是在之後的發展中，無論是陳獨秀還是王明都盲目遵守共產國際的指示，忽略中國的國情因素，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從而使中國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
而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在中共七大召開之前，全黨瀰漫著“左”傾教條主義思想和經驗主義，毛主席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農村包圍城市”等一系列正確主張卻被忽視。1940年底到1941年6月，一場席捲延安的思想政風運動之後，全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洗禮，毛澤東思想的權威才得以樹立。期間，劉少奇、朱德和周恩來等人曾撰文支援毛澤東思想，到了中共七大，毛澤東思想正式寫入黨章，實現了全黨在思想上的統一。
中共七大的第二個重要貢獻就是形成了以毛主席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決策層。
從中共一大到遵義會議，中共雖然一直有領導權威，但是無論是陳獨秀還是王明等人，他們的領導權威基本上都是傾向於個人，而這樣的領導層，對領導人的個人素質和能力存在過度依賴，充滿著變數和風險，極易破壞黨的領導權威。
中共七大
遵義會議之後雖然形成了以張聞天、毛主席為主的集體領導機制，但是中共中央仍然沒有真正形成絕對的政治領導力量。隨著國內民族危機的不斷加深和革命形勢的發展，原本的領導力量已經不足以應對黨內事務，“五大書記”的形成成為必然。
自1927年南昌起義，中國革命已經走了18年的彎路，這18年來，這五個人始終和錯誤路線作鬥爭，扛住了多方面的壓力，一直堅持正確的革命道路，經過歷史和時間的選擇，事實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他們的正確性，因此這也是他們五個能夠脫穎而出，獲得全黨認同的原因之一。
中共七大是一次勝利的大會，對於我黨的歷史走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然而幾乎在中共七大召開的同時，蔣介石也召開了國民黨六大，這不是一個巧合，而是蔣介石一次別有用心的計劃。
蔣介石
中國七大召開時，毛主席審時度勢，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報告中明確指出，在消滅日本侵略者之後，要堅決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一個“聯合政府”。
蔣介石本身就想一黨專政，搞獨裁，聽到共產黨提出要建立聯合政府的想法，無疑是碰到了他的底線。雖然蔣介石不同意建立聯合政府，但是當時國內連年征戰，抗日戰爭也尚未結束，國民黨軍隊損失慘重，黨內資金和物資都依靠美國救濟。如今美國基於本國利益，不希望中國國內再挑起內戰，蔣介石也只好按兵不動。
雖然軍事上不能有所行動，蔣介石卻依然沒有放棄實行自己的獨裁計劃。經過深思熟慮，蔣介石想了一個“絕妙”的點子——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
為了實現自己的計劃，蔣介石接連向延安發了三封電報，老蔣這一招可謂是極其險惡，如果毛主席不去，那麼他就可以以此為藉口，指責共產黨不願意和談為由挑起內戰，如果毛主席去了，到時候相當於是羊入虎口，來到他們的地盤，會發生什麼可想而知。
這一陰謀詭計當然被我黨領導人一眼就識破了，黨內大多數人都反對毛主席去重慶參加談判，但是毛主席卻不這麼想。當時正是歷史的緊要關頭，如果共產黨前去談判，這既能彰顯我黨氣魄和擁護和平的決心，還能在談判時儘量爭取達成共識，也許真的能免去內戰，為國內建設贏得一個和平的環境。
毛主席的這一決定，讓大家的心都揪起來了，可是毛主席本人卻顯得很淡然，其實他也沒有十足的把握，這從他臨走前做的兩件事可以看出。
第一件事情，毛主席交代自己離開延安期間，所有的職務由劉少奇代理，而另一件事情就是建議黨內書記處除了七大選出的五大書記之外，再增補兩位候選書記。
從這兩件事我們可以看出毛主席此次去重慶，已經抱了破釜沉舟的決心。雖然美國人曾經承諾保證毛主席的安全，但是為了應對重慶談判中可能發生的危險，他還是做了必要的準備。那為什麼選了兩名候選書記呢？
這其實是考慮到了周總理，重慶談判是毛主席和周總理一起去的，而兩位候選書記正好可以在自己和周總理遭遇不測之後，繼續管理全黨全軍的工作。而被選舉為“候補書記”的兩個人我們都非常熟悉，他們就是陳雲和彭真。
陳雲
陳雲和彭真作為黨內元老，兩人從五四運動時期就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走上了革命道路，兩人都以政治工作見長，因此才被毛主席選擇成為候補書記。
彭真
而重慶談判果然像毛主席想像的那樣，並沒有那麼容易，面對中共和平建國的提議，蔣介石表面上同意，卻提出了一大堆過分的要求，不僅要求我黨縮減軍隊，還逼迫我黨交出政權。
1945年10月10日，兩黨關於和平建國問題終於達成了初步協議，史稱《雙十協定》，然而沒過多久，蔣介石就公然撕毀了協議，並在國內挑起內戰，所幸的是毛主席和周總理都得以安全返回延安。
重慶談判時期的毛澤東和周恩來
這次談判雖然沒有達成和平建國的局面，但是就像毛主席說的那樣，它是有意義的，它證明了以毛主席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是真正愛好和平的政黨，也為我黨在國內外贏得了廣泛的支援和同情，使國民黨政府由主動陷入被動。
彭真和陳雲的“候補書記”一職雖然沒有發揮實際作用，但是他們在關鍵時期在延安坐陣，給全黨吃了一顆定心丸。1945年9月，由於解放戰爭的需要，兩人又被中央緊急派去了東北，負責東北局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彭真和陳雲在重慶談判時期並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但是建國後，兩人卻為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
1949年，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因為戰爭時期的舊疾未愈，加上建國後百廢待興，長時間抱病工作，身體狀況開始急轉直下，任弼時是中共五大書記中最年輕的一個，可卻是身體最差的一個。
任弼時
1950年，任弼時被中央強制送到蘇聯養病，但是考慮到新中國正處在用人之際，經過大半年的休養之後，任弼時強烈要求回國。然而，剛剛回國不到一年時間，任弼時就因為操勞過度再次暈倒了。當時毛主席要求他一天只能工作4個小時，可是任弼時工作起來根本顧不得時間。
任弼時
1950年10月26日晚，抗美援朝戰爭正式打響的第二天，任弼時正在辦公室看地圖，專心研究戰局，卻突發腦溢血，經過全力搶救最終不幸離世，年僅46歲。
任弼時去世對於我黨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黨內同志都極為傷心，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任何一個領導人對於全國人民來說都極其珍貴。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中央領導集團的完整性，中央書記處候選書記之一的陳雲，由候補轉正，正式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的五大書記之一。
陳雲
陳雲的繼任是全黨共同作出的決定。陳雲非常擅長經濟領域，這與中國當時的國情是十分貼合的。但是戰爭已經基本結束，全國也獲得瞭解放，經濟建設無疑是新中國面臨的頭等大事。
而陳雲上任後也沒有辜負黨和國家的期望，面對紛繁複雜的經濟問題，陳雲有自己的一套處理辦法，他提出：“要用90%的時間去弄清情況，用10%的時間去制定政策。”
當時新中國國內，物價飛漲、經濟凋敝，陳雲上任後先是對國內的經濟情況做了一個整體的瞭解之後，有計劃地清除了國民黨留下的“惡性通貨膨脹”，穩定了國內金融物價，又對糧食實行統銷統購，為當時抗美援朝戰爭提供了堅實的後勤保障。除此之外，陳雲還主張制定了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年9月，陳雲兼任了國務院副總理一職。
陳雲
陳雲用了短短一年的時間就實現了全國財政經濟的統一，使全國物價穩定在一個正常水平，建國初期的經濟建設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狀態。1995年，陳雲因病逝世，享年90歲，晚年他依然高度關注黨和國家的發展，一直矢志不渝地支援黨中央的各項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而另一位“候補書記”彭真，在新中國成立之後，被任命為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後來又擔任北京市市長，在他的帶領下，北京市的國民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由一個滿目瘡痍的消費城市變成了煥然一新的生產城市，北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彭真功不可沒。除此之外，彭真在領導憲法、民法、婚姻法、經濟法等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工作中也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論述，為我國法律體系作出了突出貢獻。
彭真
歷史已經成為過去，無論是陳雲還是彭真，他們都沒有因為曾經是“候選書記”而心生不快，反而把國家利益看得比一切都重，他們多年來勤勤懇懇地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而支撐他們走下去的那份捨生忘死的信念，值得我們所有人銘記和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