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中共中央決定由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擔任上海市市長,負責儘快“醫治”戰爭創傷,實現上海的重建。
陳毅上任後馬不停蹄,立刻就為戰後的恢復工作開始了奔波勞碌,可就在上海解放後的第三天,時任中共中央情報部部長的李克農給陳毅發去了一封急電。
電文中寫到:陳毅市長,我深知君之忙碌尤甚,然仍要拜託代為查詢李靜安同志的下落,煩請您務必要找到他,無論生死。
陳毅看完電報後知道這件事很重要,當即向李克農回電表示願意幫忙,在處理完手頭的急事後,隨即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全力尋找李靜安的下落。
當時北方初定,上海也剛剛解放,李克農和陳毅二人責任重大,每天都需要處理非常多的急務,為此經常工作到半夜,連一點空閒的時間都抽不出來。
可李靜安究竟何許人也?他為何能夠得到李克農和陳毅兩位我黨高層領導的重視?上海市公安局最終有沒有找到他的下落呢?
其實,李靜安就是我黨著名的紅色特工李白,靜安是他的化名,關於他的故事,還要從一部電臺說起。
“電臺重於生命”
李白,原名李華初,於1910年5月出生在湖南省瀏陽縣張坊區白石鄉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在他8歲時被父親送往私塾唸書,然而時運不濟、命途多舛,正在上學的李白幾年後家中突遭不幸,他的母親因病離世,作為家中長子的他被迫輟學,從小就承擔起了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
因為飽受地主的壓迫和剝削,李家生活極為困頓,家中常無隔夜之糧,父親難以養活他們兄妹三人,無奈之下就將13歲的李白送到了鎮上的一家染坊當學徒。
當時恰逢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不久,湖南各地正在毛澤東等黨員的帶領下積極開展農民運動,年幼的李白深受鼓舞,於是便主動加入了當地的兒童團,參加宣傳工作。
國共合作以後,中國的革命形勢豁然開朗,各地的農民運動轟轟烈烈,李白年紀雖小但表現十分突出,在1925年就以15歲的年紀破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當地最年輕的黨員之一。
李白加入我黨後更加努力,常常跟隨組織一起開展打倒土豪劣紳的行動,可就在農民運動席捲湖南之際,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叛變革命,農民運動也隨之陷入了低谷。
然而有著堅定信念和革命信仰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沒有放棄救亡圖存的希望,並不斷為之奮鬥,李白亦是如此。
在面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那段時間裡,李白轉入地下,積極參與營救被捕同志,發動群眾開展武裝暴動,一刻也沒有停歇。
1927年9月,毛澤東在湘贛邊地區組織發動了秋收起義,狠狠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李白當即參加了秋收起義的部隊,後來和毛澤東一起上了井岡山。
起初,蔣介石對盤踞在井岡山的我黨部隊並不在意,主要將注意力集中在我軍南昌起義的部隊上,然而在毛澤東的正確指揮下紅軍戰士連戰連捷,後又和朱德成功會師,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空前擴大,從此成為蔣偽政權的心腹大患。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國民黨軍對紅軍部隊發動了多次圍剿,而就在1931年初的一次圍剿中,我軍成功繳獲了一批國民黨軍的無線電臺,隨即成立了無線電培訓班。
李白因為年輕學習能力強而且工作積極認真,便被組織上選派到培訓班學習,開始了與電臺的首次接觸。
或許連李白自己都沒有想到,當看到電臺的那刻,他心裡有著一股難以言說的親切,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李白憑藉著驚人的天賦和比別人加倍的努力,很快就成為了一名出色的無線電通訊人員。
1934年10月,蘇區紅軍因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被迫進行長征,李白此時擔任紅五軍團電臺臺長,因為當時部隊電臺急缺,他被安排在了隊伍的最後面,以保證安全。
就這樣,李白和無線電隊的戰士們用肩扛手提的方式帶著發報機、蓄電池等電臺的零件隨隊出發了,路上不僅要面對敵軍從地面的圍追堵截,還要時刻警惕飛機的轟炸,環境十分險峻。
李白深知電臺的重要性,出發之前就向大家提出了“電臺重於生命”的口號,長征路上,他冒著槍林彈雨的生命危險,臨危不懼,多次從容地完成了發報任務,受到了領導的表揚。
紅軍順利到達陝北後,李白前往抗大繼續深造,不久就成為了我黨無線電領域內的翹楚,同時被任命為電臺政委。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日軍從南北兩路對我國領土發起了大舉進攻,不久上海淪陷。
第二次國共合作達成一致之後,紅軍改變為八路軍奔赴了抗日戰場,此時剛從抗大學成的李白同樣躍躍欲試,隨時做好了開赴前線的準備。
可就在出發前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軍委三局局長王諍來到了他所住的窯洞,王諍開門見山地對他說道:“李白同志,考慮到你是黨內為數不多的能夠精通電臺使用的戰士,組織上決定派你前往上海敵佔區執行秘密潛伏任務。”
李白絲毫沒有拖泥帶水,果斷答應了組織的安排,儘管王諍來之前還想著爭取他的意見,畢竟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辦事確實十分危險。
就這樣,李白化名李霞,在沿途地下黨同志的護送下前往了上海。
沒有硝煙的戰場
1937年10月,李白順利抵達了上海,幾天後就見到了時任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的李克農,兩人剛一見面就相談甚歡,並在接下來長達十幾年的共同戰鬥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長達三個月的淞滬會戰使得這座遠東第一大都市面目全非,除了洋人的租界以外,其他地方都變成了一堆廢墟,上海百姓在日寇的蹂躪下流離失所,生活艱難。
因為彼時上海已經淪陷,李克農為了保護李白的安全,便湊錢在法租界霞飛路148號租了一幢三層樓房,供他棲身。
初到上海的李白顯得與這座魔都格格不入,過慣了貧苦生活的他哪裡受得了上海的燈紅酒綠,面對組織上提供的優厚待遇,李白開始心生愧疚。
一次,和李克農彙報完工作以後,李白當即向他表示道:“克農同志,我這幾天實在受不了這裡的生活,你還是向組織上申請換一個人來吧,我想去前線打仗,天天在這裡吃好的喝好的,這讓我實在過意不去。”
李克農聽後笑著說道:“李白同志,給你的特殊照顧都是為了工作的需要,不要以為現在很安逸,以後我們面臨的困難和危險不比在前線少,這裡就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你要做好思想準備。”
李白聽完李克農的話這才放下心來,為了讓他儘快適應上海的生活,李克農還專門安排人負責教李白基本的生活習慣,讓他學著做一個“大少爺”,很快李白就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城裡人。
1938年春,經過幾個月的努力,電臺終於架設完成,李白打開了開關,戴上耳機,用手仔細搜尋著延安的訊號。
“通了!通了!”十幾分鍾以後,李白高興地喊道。
日軍佔領上海以後,為了肅清殘留的抗日力量,專門成立了特務組織特高課,加大了對上海來往人員的監視。
為了避免暴露,李白經過一段時間內的努力,主動利用手中僅有的幾個簡陋工具,調低了電臺的功率並且選擇在半夜12點以後發報,因為自己住在法租界,日軍電訊處的探測車離得比較遠,始終沒有發現他的蹤跡。
李白在上海公開場合的身份是一位富商家的學生,但卻是單身,為了避免引起別人的懷疑,1938年4月,李克農安排一名叫裘慧英的同志和李白假扮成夫妻,共同完成工作。
裘慧英也是一名共產黨員,當時在上海是一名從事工運的女工,和李白假裝結為夫妻的時候才21歲。
李白早在之前就聽說組織要給他找一個物件假扮夫妻,可沒想到她竟是如此年輕,所以在剛“結婚”那天的當晚,李白就囑咐裘慧英道:“一旦被捕,絕不能使黨的利益有絲毫損害,不能連累任何同志”。
裘惠英起初也不理解組織上為什麼派她來和李白假扮夫妻,因為在這裡絲毫沒有任何工作,只是單純地吃喝玩樂,為此她多次請求組織上能讓她回去繼續動員工人抗日。
幾個月後,組織上批准了裘惠英的請求,可此時的她卻反悔了,表示願意留下來陪李白一起工作,並高興地對組織說:“我不走了,哪裡也不去了!”
原來透過日復一日地相處,裘惠英多次見到李白深夜發報時的模樣,還不時聽到樓外的警報聲和日軍巡邏的聲音,她深刻體會到了李白工作的危險性,裘惠英決定留在這裡陪著他一起工作。
兩人在工作中逐漸產生了感情,1940年秋,在得到了組織的批准後,李白和裘惠英正式結為了革命伴侶。
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的日軍公然走進了法租界,開始加大力度搜尋租界內潛藏的“抗日分子”。
李白得知日軍佔領租界後,沒有選擇撤退,而是繼續冒著生命危險向延安方向傳遞情報,裘惠英也一直陪伴著他,並表示與之榮辱與共。
1942年9月的一天,幾個日本憲兵突然衝進了李白的家裡,此時李白正在樓上發報,裘惠英在樓下看到闖進來的日本憲兵後,當即高聲朝著樓上大喊。
李白知道事情不妙,趕緊銷燬了往來的秘密檔案,並在極快的時間內把最後一封電文發了出去,電文的最後李白加上了“再見”、“再見”、“再見”……
隨後,日軍衝了上來,把他連同裘惠英一起抓進了監獄,李白知道自己這次可能無法活著離開了,此時的他望著眼前的妻子心裡滿是愧疚。
但儘管如此,為了革命大局,李白還是擔心妻子經受不住嚴刑拷打而供出組織的資訊,在被押解的路上,李白趁日軍不注意,悄悄地和妻子說道:“犧牲事小,革命事大,一定要保守黨的秘密”。
裘惠英聽後默默地點了點頭,李白夫婦被關到監獄以後,敵人對二人用盡了酷刑,夫妻身上皆是血跡,觸目驚心,但他們兩個無一屈服。
日本特務見一起用刑不成,便把裘惠英拉開,轉而繼續拷打李白,不僅如此還讓裘惠英站在旁邊看著,以達到讓其崩潰的目的。
特務們用上了辣椒水、老虎凳等種種酷刑,李白的腿被打斷了,指甲也沒有了,身上的衣服和血肉緊緊粘在了一起,但縱使日軍如何逼迫,他始終都沒有說出一個關於我黨的秘密。
可一旁的裘惠英親眼看見丈夫受此酷刑,她怒吼著:“你們這群畜生!快住手!不要再打了!”情緒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李白見狀趕緊朝妻子遞了一個眼神,裘惠英最終還是忍了下來。
經過兩個月的關押和毒打,日本特務始終沒有查出李白夫妻是抗日分子的確鑿證據,後來在打入敵人內部情報人員許彥飛的幫助下於6個月後被保釋出獄。
此時的李白早已遍體鱗傷,組織上建議他前往延安後方進行休養,可李白依然果斷地回答道:“我願意繼續留在這裡為組織傳遞情報,因為沒有比我更瞭解這裡情況的了。”
裘惠英也沒有走,因為上海戰事吃緊,兩個人暫時前往了浙江避難,在那裡,裘惠英用心照料著李白,二人形影不離。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已經養好身體的李白又帶著妻子一同回到了上海,繼續參加工作。
次年6月,內戰爆發,在李克農的直接指揮下,李白再次在上海潛伏下來,並且化名為李靜安。
解放戰爭前期,戰場主要集中在長江以北的廣大區域,南方我黨的部隊很少,而上海作為蔣偽政權的經濟中心和戰略要地,更是備受重視,大批特務聚集在了上海。
身處敵人腹地而外無援軍,李白的處境可想而知,但儘管如此,他仍然沒有忘記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即為了救國,不怕犧牲,堅決服從命令。
隨著國民黨反動派重點進攻的失敗和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解放軍逐漸轉入戰略反攻,解放戰爭進入到了關鍵時刻。
而此時的李白也更加忙碌,幾乎每天都要向中央傳遞打入敵人內部的人員用生命送出來的情報,他日以繼夜地忘我地工作著,期待著黎明的到來。
然而儘管李白已經隱藏得天衣無縫,可長時間的發報還是讓敵特有機可乘,他們利用當時最先進的追蹤裝置,並且採取分割槽斷電的方法,最終還是鎖定了李白的住處。
1948年12月29日深夜,一群特務衝了進來,可李白絲毫沒有慌張,他像往常一樣冷靜地發著昨天送來的情報,直到敵人上樓的那一刻……
李白被捕後,國民黨特務正準備對他進行拷問時,掀開了他的衣服,發現了道道疤痕,原來這是上次日本特務留下的,可國民黨特務還是沒有手下留情,再次毒打了李白同志的身軀。
可無論敵特如何逼迫,李白都一口咬定一切事情是自己所為,用生命保護了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機密,為我軍日後成功解放上海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1949年5月5日,在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向毛人鳳下達了“堅不吐實,處以極刑”的密令,兩日後李白被押往浦東楊思戚家廟秘密殺害,年僅39歲。
就在犧牲前不久,李白在牢中找機會給妻子寫下了最後一封家書,書中寫道:
慧英:
我在這裡一切自知保重,儘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並好好撫養小孩為盼。
祝好
靜安字 四月十二晚
“008號”電文
1949年5月27日,經過16天的激烈戰鬥,上海成功解放,為了穩固民心和上海的形勢,第二天一早黨中央經討論決定由陳毅以共產黨員的身份擔任上海市市長,維護治安。
時任中共中央情報部部長的李克農聽到上海解放後,立刻想起了曾經一起戰鬥過的好友李白,但由於自己在北平實在抽不開身,便立刻給陳毅發去了一封電報,請他代為查詢。
此時的陳毅正為了眾多的戰後遺留問題忙得焦頭爛額,但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後,還是答應了李克農的請求,因為早年間陳毅也在敵後進行過幾年的游擊戰爭,他深知潛伏人員是多麼的不容易。
1949年6月17日,陳毅以軍管會的名義向上海市公安局發去了“008號”電文:茲於1937年冬,延安黨中央派往上海地下黨工作之李靜安(即李白)同志,去向不明,特勞查。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命令後不敢怠慢,立即在全市內組織警民共同尋找,這時候就再次印證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僅僅三日後,公安就在群眾的幫助下,於浦東楊思地區戚家廟後面的一處荒地上發現了李白同志的遺體。
公安局局長隨即找來了李白同志的妻子裘惠英前來確認,因為距離李白同志被害的時間還不到一個月,裘惠英一眼就認出了身上穿著破爛襯衫的丈夫,因為他的背上依然傷痕累累。
裘惠英想起了一個多月前丈夫託人寄給自己的那封信,本以為現在解放了就能一家團聚,可沒想到丈夫早已離她而去,頓時癱倒在地,放聲痛哭,而此時他們唯一的孩子才剛剛五歲。
遠在北平的李克農得知此事後潸然淚下,內心悽愴不已,日後每每念及,常再三嘆惋。
後來,李克農在上海調查期間親自到萬國公墓為李白烈士掃墓,並且親切地接見了裘惠英母子,在臨行之時反覆囑咐他們母子二人一定要照顧好自己。
1958年,八一電影製片廠根據李克農的建議,以李白同志為原型拍攝了著名影片《永不消逝的電波》,把默默無聞的英雄事蹟搬上了熒屏,以此表達對敵後戰線革命先烈的無限敬意,並時刻教育著祖國的下一代。
2009年9月,李白同志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之一,李白同志的精神值得我們後人永遠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