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刀貳
2021年6月8日，日本外務省官網上，公佈了一份“國際交流基金會”的業務實際評估報告。
報告顯示，在2008年到2016年期間，該基金會曾推出過一個專案，
邀請國內73名個人和71名團體成員赴日考察。
蔣方舟的名字赫然在列，她拿著每個月2萬的資助，在日本旅居一年，並出版了書籍《東京一年》。
她曾經大言不慚表示：“我獨自一人在東京生活了一年，東京也拯救了我。”
有人指出，這難道不是拿著日本的錢，替日本寫的“洗白”軟文？
此訊息一出， 瞬間引起軒然大波，蔣方舟也被掛上熱搜，貼上“賣國”、“漢奸”的標籤。
即使她迅速做出回應，表示只是“正常的文化交流”。
無奈，如此蒼白無力的解釋，網友們根本不買賬。
昔日“天才少女”淪落至此，難道真的只是人設崩塌這麼簡單？
這一切的背後又隱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醜惡？
一、“神童”誕生記
蔣方舟，是個名副其實的“鐵路子弟”。
1989年，出生於湖北襄樊鐵路醫院，父親是鐵路乘警，母親是鐵路中學的老師。
從小生長在鐵路家屬大院，本該過著平淡生活的她，卻從7歲那年開始走向不平凡的人生。
當同齡人還在享受無憂無慮的童年時，蔣方舟卻開啟了寫作之路。
小學時的她，生活已經變得格外忙碌。
每天放學後到母親任教的學校，去圖書館找一本書，邊等母親下班，邊看完一半。
待到母親下班，在回家的路上，她還要坐在母親的腳踏車後座上接著看完剩餘的部分。
除此之外，她還要每天寫上大約五百字，遇到不認識的字只能查字典，不許用拼音代替。
功夫不負有心人，9歲那年，她終於寫出了散文集《開啟天窗》，此書被湖南省教委定為素質教育推薦讀本。
從此，蔣方舟成了人口中的“天才少女作家”。
也是從這時開始，她便早早失去了放寒暑假的權利。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蔣方舟馬不停蹄地開始籌備人生中的第一本小說。
每天凌晨4點起床，眼都沒來得及睜開，便要開始在鍵盤上敲敲打打。
那時，她家裡的條件並不好，三口人擠在30幾平米的一室一廳。
蔣方舟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房間，活動沙發就是她的床，飯桌就是她的書桌。
屋裡隔音不好，外面環境嘈雜，她也只能靠強大的自覺性遮蔽。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只用了4個月時間，蔣方舟便寫出了《正在發育》一書。
書中不乏關於生理期、戀愛、婚姻的內容。
很難想象，一個年僅12歲的小女生，竟然能毫不避諱地談論如此“大尺度”的話題。
於是，蔣方舟被扣上了“早熟”、“叛逆”的帽子。
但這並沒能阻止她繼續前進，一年後蔣方舟接連出了《青春前期》和《都往我這兒看》兩本書。
當時《南方都市報》的副刊編輯給後者寫了序：
“自己努力多年才能稍微領略的文字秘密，今天已被一個十三歲的女生輕易掌握，甚至比自己做得更好，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沮喪的呢？
從2002年開始，蔣方舟成了各大報刊爭搶的香餑餑。
《南方都市報》、《新京報》、《海峽都市報》、《足球報》等先後為她開設了專欄。
此時的她已經順利進入湖北襄樊一中，成了一名初中生。
愈發繁重的學業，加上彷彿永遠也寫不完的稿件，讓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為了不耽誤寫作，她甚至想過退學。
好在母親跟老師協調後，讓她獲得了“不用寫作業”的特權。
初中畢業後，蔣方舟進入了湖北最好的中學——華師一附中。
為了讓她能夠更好地創作，學校甚至專門給她配備了一間單人宿舍，還把這裡命名為“蔣方舟創作室”。
不久後，蔣方舟當選為中國少年作家協會主席。
同樣，高中時期的蔣方舟仍然可以不寫作業，一直到高三，她不停地地積累、輸出、變現……不是在寫稿，就是在寫稿的路上。
18歲之前，她接連出版了9本書，包括《正在發育》、《青春前期》、《都往我這兒看》、《邪童正史》等等。
2008年，19歲的蔣方舟被清華大學降60分破格錄取。
同年，廣州《新週刊》向她丟擲橄欖枝，邀請她擔任特約記者。
2010年，蔣方舟升職為該雜誌主筆。
上大學後，蔣方舟開始頻繁出現在各類節目之中。
從訪談類節目《天下女人》，到成為《快樂男生》的跨界評委。
再到近幾年的《圓桌派》、《奇葩說》……
可在這期間，蔣方舟的寫作生涯，卻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
她的作品停留在那本引發爭議的《東京一年》。
隨著時間的推移，“天才”的光環似乎在悄然褪色。
有人開始質疑“神童”的稱號是否摻水，有人預言年少成名的她早晚會跌下神壇。
二、淪為“工具人”
不得不說，幾乎所有能夠被稱為“天才少年”、“天才少女”的孩子背後，都站著一位足夠狠心的“虎媽”或者“狼爸”。
他們兢兢業業培養孩子，對孩子寄予厚望，期待孩子能替自己完成沒來得及實現的夢想。
蔣方舟的母親尚愛蘭便是其中一員。
當初蔣方舟剛剛降臨到這個世界不久，收到的第一份禮物便是來自於母親的嫌棄。
“我媽對我的要求很高，她本來想給我起名叫‘蔣美麗’，但生下我之後，很嫌棄地看了一眼，就放在一旁了。”
以至於每次出門，還要給她臉上蓋塊布來遮“醜”。
從蔣方舟出生開始，母親就擔心她智力有問題。
曾經把她和同一個產房的小孩放在一起，測試他們的反應能力。
結果，別的孩子都挺正常，唯獨蔣方舟“兩眼望天，不動不哭”。
母親頓時心生一股不祥的預感，直到蔣方舟1歲她都在隨時隨地觀察女兒的智力。
身為語文老師的母親，曾經用10分鐘的課間時間，讓蔣方舟做了一套試卷。
還好蔣方舟得了滿分，她瞬間對女兒燃起信心。
為了不讓女兒驕傲，她堅持在別人面前說：“我家孩子笨”。
這樣的打擊式教育，讓蔣方舟在未來很長的時間裡，始終陷入自卑、焦慮中無法脫身。
她曾經自曝“自己是討好型人格”，小時候母親每天會給她2塊錢吃早餐。
但她卻從來不花錢，餓了就去撿教室地上的東西吃。
從同學吃剩的零食，到掉在地上的尺子、橡皮，都成了她充飢的“寶貝”。
就這樣到了小學五年級，有一天她又將別人吐掉的棗核撿起來。
準備吃掉的瞬間，她才意識到“這也太噁心了”。
而她之所以這麼做，不過是為了把早餐錢攢起來，然後得到母親的一句表揚。
年輕時的母親，曾經夢想著成為一名作家，雖然也曾參賽拿過獎，最終卻沒有堅持走下去。
於是，她便想著把女兒培養出作家，來延續自己沒完成的夢想。
在別人家的小朋友還在看卡通繪本的年紀，5歲的蔣方舟便在母親的“精心安排”下，讀起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蔣方舟7歲那年的夏天，尚母親神情嚴肅地給她傳達任務：
每個小學生畢業前，必須出版一本書，不然就會被警察抓走。
擔心言語上的刺激不夠，身為乘警的父親立刻掏出工作時用的手銬，將女兒稚嫩的雙手拷住。
夫妻倆一唱一和，小小的蔣方舟哪裡見過這種仗勢，很快就在恐慌之中信以為真。
在這之後，蔣方舟花了整整8個小時，寫完了一篇600字的文章。
看著不知是害怕還是寫文太難，而哭得淚眼婆娑的女兒，母親輕飄飄吐出一句：“你是天才”。
短短四個字，對於那時的蔣方舟來說，卻彷彿有千斤重。
以至於之後的人生，她都在與“文字”糾纏不清。
後來，蔣方舟出了散文集、小說，積攢了不少人氣，母親則打心底認為寫作比學業重要。
畢竟，僅僅10歲出頭的蔣方舟，光是給《南方都市報》供稿，每個月就能拿到4000元的稿費。
母親總是告訴她，這些錢先幫她存起來。
可慢慢地，她發現這些稿費會時不時變成家裡的某個物件，或許是一部手機，或許是一輛摩托車，甚至是一套新房。
有一段時間，父母甚至雙雙辭職，完全靠蔣方舟的稿費養家。
某天，她聽到父母聊天說：“女兒可不能生病啊。”
還沒來得及感動，就聽到接下來的後半句：“還得還房貸呢……”
上大學後，蔣方舟離開家鄉，獨自來到北京。
但這樣也無法阻止母親對她的“操控”。
兩人每天必須打兩個小時的電話，或者影片三個小時。
對於她和母親這樣的相處模式，蔣方舟是這樣形容的：
“仍然感覺有一個漫長的臍帶，將我們聯絡著，變成一種很討人嫌的依賴的關係。”
大學畢業後，蔣方舟因為工作變得越來越忙，經常需要去外面應酬。
有次回家晚了，母親竟然把自己比作一隻狗：
“一直四腳趴在地上，用頭頂著門，這樣就能第一時間感覺到主人回家了。”
蔣方舟聽完這番話，心疼母親又感到滿滿的無力。
從那之後，她每天都回家吃晚飯，哪怕不知道和母親說什麼，也不再把她一個人留在家裡。
每天早上六七點，母親就會起床，她趁著這段時間去檢視蔣方舟的手機。
每一條訊息、每一個朋友圈都不放過。
彷彿被檢視的不是她的親生女兒，而是正在被審問的罪犯。
從小到大，沒有界限感地干涉和操控，讓蔣方舟成了只需完成母親指令的工具人。
沒有主見、唯唯諾諾，甚至無法抵抗外界的誘惑。
即使成年後，她的內心仍然是個沒長大的孩子；
即使有“天才少女”的光環加持，也難免走上錯誤的道路。
三、人設崩塌
大學四年期間，蔣方舟沒有寫出過一本小說。
只是把一些散文、雜文、時評、書評，集結成《我承認我不曾歷盡滄桑》。
究其原因，她把之歸結為“無法真正地去體驗生活”。
為了擺脫所謂母愛束縛，蔣方舟每天早上8點就去咖啡館，一呆就是一整天。
畢業一年後，她嘗試著寫了一本小說——《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
結果評分慘淡，沒能激起一點水花。
甚至某位出版社主編直言：“放棄吧，你沒有寫小說的天賦。”
消沉了一段時間後，她決定暫時離開這個煩惱之地，去東京旅行一年。
在這期間，她獨自來陌生的國度、陌生的城市，用心欣賞風景、感受生活、思考人生。
一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
有生以來，她終於把自己還給自己，第一次感受到真真實實的生活。
回國後，蔣方舟將在日本的經歷、見聞等等記錄下來，出了一本名為《東京一年》的書。
故事到這裡，女主角“成功擺脫母親操控，走向新生”，美好的結局似乎馬上就要到來。
如果不是那份寫著“蔣方舟”名字的“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名單。
網上一片譁然，等待蔣方舟的則是鋪天蓋地的謾罵。
“拿著日本人的錢，替日本人辦事，還寫了一本吹捧日本的書。”
與此同時，那本《東京一年》的內容，也讓蔣方舟的真實寫作水平再度遭到質疑。
有人說她：“文筆稚嫩，無病呻吟”。
有人說她：“用一年的流水賬賣錢，思考太廉價”。
而真正惹怒眾人，讓蔣方舟陷入“惡評”漩渦的遠不止這些！
還是《東京一年》這本書裡，她描述脫衣舞女的一些不雅行為，
甚至稱讚這是“一種極其嚴肅而又孩童般的行為”，沒有任何淫蕩的意味，而是對女性器官的崇拜。
除卻對“日本興文化”的肆意鼓吹，書中還有這樣一段描述：
在東京的廁所中，馬桶上會有個叫“音姬”的按鈕，在女性方便時可以按下播放流水聲，以此掩蓋尷尬的如廁聲響。
對此，蔣方舟得出的結論是：“東京對單身女性比北京更友好”。
這樣捧一踩一的“精日”言論，想必難逃眾人法眼。
尤其是“網際網路擁有記憶”的今天，即使日後做再多解釋，也無法掩蓋已經發生過的劣行。
輿論愈演愈烈，蔣方舟的黑料也被扒了個徹底。
早在2011年，她還曾在社交平臺涉嫌詆譭軍人。（內容太過不貼完整的）
疫·情期間，一部日本紀錄片中，談及中國的疫·情管控制度，
雖然她沒有明確表明立場，言語間仍然不難讀出她對國內抗疫方式的不滿。
抹黑國內的抗議方式。
稱：“用一種非常時期（指疫·情）的狀態去判斷哪種（制度）好哪種不好，這種思維的武斷本身就是一個挺危險的事情”。
如此模稜兩可的態度，如此明顯的捧殺，蔣方舟的人設算是徹底崩塌。
先不談她是否真的天賦異稟，光是這一點就足夠昔日“才女”跌下神壇。
如果不能明白自己的根在哪裡，自己從哪來成長起來的。
無論什麼天才，都會走向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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