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黃泛區,是一片長達幾十裡的沼澤性土地,始於1938年,是蔣介石為阻攔日軍進攻不惜炸開黃河河堤形成的,建國後得到治理。
它也是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必經之地,那個時候,鄧小平攙扶著行動困難的劉伯承在泥濘中走了幾十裡……
工作上配合默契
劉伯承1892年12月4日出生於四川開縣,他參加過辛亥革命,護國,護法運動,在討伐軍閥的戰鬥中,右眼不幸被槍射中,幾近失明。在信仰共產主義朋友的影響下,他於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國民大革命失敗後,他和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人一起領導發動南昌起義。1927年至1930年,赴蘇聯學習軍事。回國後,參與指揮紅軍對國民黨軍隊的“反圍剿”工作,遵義會議上,他堅決支援毛主席。全面抗戰爆發後,他擔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師長,鄧小平擔任一二九師政委,從此與鄧小平長期共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一二九師以太行、太嶽山脈為依託建立抗日根據地,主要分佈在山西,河北,山東,河南一帶。他們在這裡與侵華日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鬥,在八年時間裡,殲滅日偽軍42萬餘人,解放縣城100餘座。在百團大戰中立下汗馬功勞,配合其他軍隊一起粉碎了日軍的“囚籠政策”陰謀,給予日軍了沉重打擊,鼓舞了人心,振奮了我方士氣。
解放戰爭爆發後,一二九師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即劉鄧大軍,依然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委。為了奪取軍事戰略地區大別山區,1947年6月劉伯承,鄧小平帶領軍隊進攻大別山區的國民黨,拉開了共產黨戰略反攻國民黨軍隊的序幕,建立了新的中原革命根據地。大別山區地理位置特殊,誰佔據這裡誰就佔據了有利位置,有了軍事上立於不敗之地的保障。再者,大別山戰區的開闢也能緩解其他戰區解放軍的壓力,更讓國民黨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
鄧小平這樣說他們挺進大別山的意義:"我們好似一根扁擔,挑著陝北和山東兩個戰場。我們要責無旁貸地打出去,把陝北和山東的敵人拖出來。我們打出去挑的擔子愈重,對全域性愈有利。"
劉伯承比鄧小平年長12歲,性格也不同。劉伯承溫和平易,鄧小平稍顯嚴厲。一寬一嚴的他們成為了戰場上的最佳拍檔。他們互相尊重,信任彼此。劉伯承對下屬說:“鄧政委是我們的好政委,文武雙全,我們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聽政委的話。”鄧小平決定的事情拿去問劉伯承,劉伯承一定會說:“按鄧政委講的辦。”劉伯承決定了,鄧小平就會說:“照劉師長講的辦。”劉伯承常常會把一句話掛在嘴邊:“政委說了,就是決定,立即執行。”
鄧小平說他和劉伯承偶爾也有爭論,但從來沒有哪個固執己見,哪個意見比較對,就一致地去做。
有個奇怪的現象,由指揮部發出的文告,常常分不清哪個是鄧小平寫的,哪個是劉伯承寫的,哪句是劉伯承說的,哪句又是鄧小平說的, 因為所有文告幾乎都是他倆一起擬定的,都署名劉鄧,哪怕是他們出於戰略需要分開時,下發的檔案依舊署名劉鄧。以至於人們都說鄧小平和劉伯承是分不開的,新華社的記者李普這樣形容他們的關係:“在劉鄧之間,是難以放進一個頓號的。”
劉伯承和鄧小平都是軍隊的領導,但是劉伯承寫文章比起鄧小平稍遜一籌,所以鄧小平會替劉伯承回應國民黨的謠言。有一次,國民黨中央社公然捏造劉伯承負傷犧牲的訊息,劉伯承和其他人商量怎麼回擊,鄧小平進門聽到後,直介面授記者新聞稿予以駁斥,這篇新聞稿很快發表在《解放軍報》上,標題為《蔣方捏造“負傷”“犧牲”謠言,劉伯承一笑置之》,文中痛斥國民黨道:“中央社這種無恥造謠,在於掩蔽其接二連三敗績,並圖以振奮其再衰三竭之士氣軍心。近日他們一說劉將軍負傷,二說潛逃,三說犧牲,前後矛盾可笑。天才指揮劉伯承將軍部隊,在三個月中已殲滅蔣軍十個旅(師),第三師師長趙錫田負傷被俘,第一旅旅長黃正誠被執,三十一師師長劉銘錫、一八一師師長米文和僅以身免,微服落荒而逃。其他高階軍官被擊斃者更不計其數。”
“劉將軍現在正發揮其高明的軍事指揮天才,不久的將來,蔣介石軍將再一次嚐到劉將軍的厲害。”
凜然大氣,一氣呵成,讓新華社的記者吳象佩服極了,他後來回憶說:“鄧政委問明瞭情況,沒有吭氣,用右手扶著含在嘴裡的菸斗,在屋裡來回踱步。過了三四分鐘,他說話了:‘我看就這樣吧!’接著便口授了一遍電訊,一句接著一句,不緊不慢,乾淨利索,毫無停頓,更無重複,簡直像在唸一篇已經寫好的文稿。”
生活上的相互關心
他們不僅是工作上配合默契的好同事,好戰友,生活中也是好朋友。他們總相互關心,相互幫助,打趣彼此。
1940年,日軍瘋狂進攻華北地區,百團大戰爆發,形勢緊張。一天,129師部的張香山推開會議室的門,看到了令他難忘的一幕。鄧小平和劉伯承正在仔細地看一張地圖,他們的頭捱得很近。劉伯承眼睛受過傷,一隻眼睛失明瞭,看東西比較困難。鄧小平就拿著蠟燭,劉伯承把手指移到哪裡,鄧小平就把蠟燭移到哪裡,還念出地名來。燭火照亮了地圖,劉伯承能看清楚了。張香山後來回憶起鄧小平和劉伯承這樣生活上的相互關照都特別感動。
他說:“我革命了幾十年,像劉鄧這樣深的感情見得不多。真是高山仰止,令人感動。”
鄧小平常常吩咐底下的人說:“師長年紀較大,視力也弱,大家要特別注意,小事多找我和參謀長,大事才找師長決策。”為了讓劉伯承更好地休息,他常常讓戰士們拉著電話線出去接打電話。安排房子時,鄧小平總把好的那間給劉伯承,自己住差的。
後來解放戰爭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時候,劉伯承由於年齡較大,又失去了一隻眼睛,走起路來有些困難,大別山又到處是山路,馬也不能時時騎,所以他的出行成了麻煩。於是鄧小平就讓警衛做了一副擔架,準備讓人抬著劉伯承走。劉伯承認為這是給部隊拖後腿,堅決不同意,鄧小平就讓警衛員小彭找了根竹竿。
劉伯承拄著,樣子很滑稽。鄧小平向小彭笑他:“你把竹子砍短些,你看他拄這麼長的棍子像個要飯的。”
劉伯承沒有生氣,笑著回道:“要飯的棍就是要長些,這樣才不會受狗欺。我要拿著這根打狗棍,把中國頭號帝國主義走狗蔣介石打倒。”大家哈哈大笑。
鄧小平和卓琳的兒子鄧樸方的名字就是劉伯承起的,鄧樸方兩歲的時候還只有小名“胖胖”,沒有正式名字。
那是後來1945年的一天,卓琳和鄧小平說起這件事,說:“咱們孩子都兩歲了,總叫胖胖不行呀!要是長得瘦,就總叫瘦瘦?該取個名了!”
全面抗日戰爭時期,鄧小平和劉伯承帶領軍隊絕大多數時間駐紮在太行革命根據地,太行這片地區對鄧小平來說太熟悉也太有意義了,所以鄧小平未加思索就脫口而出:“我們給他取個‘太行’吧,叫‘鄧太行’。”
卓琳聽了,又氣又笑,劉師長的兒子也叫太行,鄧小平和劉伯承是親密的戰友不假,但也不至於把孩子名字都起成一樣的吧!
鄧小平看到卓琳的表情,才反應過來,想起劉伯承的兒子早用了“太行”這個名字了。
於是鄧小平跟劉伯承說:“伯承同志,你的兒子佔了我們兒子的名字,你得給咱胖胖起個名!”
劉伯承故意逗他們,說這是政委的事,跟司令員沒關係。
鄧小平說:“誰都知道劉鄧不分嘛!你就給起個吧!”
劉伯承剛才正好在練字,他覺得他寫的字裡就有幾個好的。
他把胖胖招呼到身前,又讓夫人汪榮華把他寫的四個大字拿出來,說:“我剛才寫了‘樸實方正’四個字,這孩子生得正是樸實方正,叫‘樸方’好不好?”
眾人都說這個名字起得好,一致贊同。鄧樸方從此就有了正式名字了。
劉伯承和鄧小平的幾次分別
雖然他們兩人長期一直共事,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他們也經歷過多次分別,直到最後一次劉伯承逝世。
抗日戰爭時期,1942年3月,鄧小平去太嶽、中條山檢查工作。可去太嶽、中條山的路上,駐紮著很多日本兵,劉伯承非常擔心鄧小平的安全。
劉伯承對參謀長說:“現在敵人掃蕩很頻繁。我們對鄧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證。你立刻通知鄧政委要路過的幾個地方,叫他們把接送情況,在當天電告師部。”他每天都去值班室過問。
3月19日晚上,劉伯承來到值班室,聽到鄧小平要經過白晉線的訊息。白晉線防守著很多日軍,非常危險。劉伯承擔心不下,於是他讓兩位參謀去休息,自己親自等待。參謀說:“我們不困,還是師長去休息吧。”劉伯承搖頭,他溫和而不容爭辯地把他們拉去了休息室,把他們按在床上,還幫他們蓋好了被子。
回到值班室後,他一直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著電報的送達,為了緩和自己的緊張情緒,他轉移自己的注意力,翻起值班日記來。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夜已經很深了。電報終於送達了,是“鄧政委已安全到達太嶽”的好訊息,劉伯承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他把兩位參謀叫起的時候,眼睛裡已泛起了血絲。
解放戰爭時期,1947年6月,劉鄧大軍受中央部署挺近大別山,揭開了人民解放軍全國性戰略進攻的序幕,意義重大,但敵人依舊兇狠頑強。國民黨集結了三十萬兵力,瘋狂進攻和圍剿劉鄧大軍,當時大別山上的黨組織絕大多數受到了嚴重損害,劉鄧大軍只有7萬兵力了。12月11日,他們來到黃陂站紅聯村王家灣(今黃店鎮),為分散敵人進攻,儲存有生力量,決定將司令部分成前後方兩個指揮部,一個留在大別山指揮,一個轉移至淮西。
誰留在大別山?誰去淮西呢?他們都爭著說自己要留在危險的大別山,讓對方去相對安全 的淮西。兩個人在會議上爭辯得很厲害。最後,在鄧小平的強烈堅持下,決定由鄧小平堅守大別山, 劉伯承帶一部分軍隊轉移至淮西地帶。
12月12日,是劉伯承帶隊轉移的日子,想到好友鄧小平沒有了他,要獨自在這兇險的大別山裡戰鬥,他放心不下地說:“警衛團都給你留下,我只帶一個排就行了。你在大別山行動頻繁,我帶電臺在淮西給你提供敵情。總之,你在大別山千萬要注意,我還是不放心哦!”
鄧小平寬慰道:“放心吧,我到底比你年輕。我留在大別山指揮,司令員到淮西指揮全域性。”
傍晚時分,鄧小平送劉伯承離開。他們都沒有騎馬,在嚴寒中一路步行,兩個人都沉默著沒有說話。路程雖然很長,但時間過得飛快。很快,他們就走到了跑馬嶺。
兩人停下腳步,他們雙手相握,又緊緊擁抱,淚水溼潤了眼眶。他們的體溫溫暖著彼此,在寒風呼嘯中,這是唯一的溫暖。也許此一別離,他們會再次匯合緊緊相擁,也許此一別離,他們今生都再不會相見了。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為了儲存力量,為了戰勝敵人,不得不做。
當他們鬆開彼此,眼神裡是滿滿的不捨。據考證,到達跑馬嶺後,劉伯承並沒有轉身離開,他又反送鄧小平回到了王家灣前的十字路口。他們的戰友情是多麼令人感動啊!
1948年2月24日,鄧小平率軍離開大別山,與劉伯承成功會合。
1950年,劉伯承提議並受命在南京建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任院長和政治委員,與在重慶的鄧小平分開了。
後來,當劉伯承遭受政治攻擊時,鄧小平往往不顧對自己的影響仗義執言。劉伯承也時時關心著鄧小平的近況。鄧小平1966年有難了,他急切地問陳毅:“小平還好嗎?”
1972年,陳毅因腸癌逝世了,劉伯承聽聞這一訊息,悲痛地對前來看望他的華國鋒說:“我死後只提一個要求,就是要鄧小平主持追悼會,否則決不進八寶山,讓我的兒子把我的屍體扔進荒郊野外去算了。”
他的這個願望最後實現了。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實際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第二代領導集體。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否決鄧小平做他追悼會的主持人。
1986年10月7日,劉伯承逝世。
1986年10月14日,在劉伯承遺體告別儀式上,鄧小平攜家人最早到達靈堂,他向劉伯承的遺體深深鞠了三躬,然後靜靜地長久站立。這位他親密的戰友,曾經的師長與世長辭了,此刻正一動不動地躺在這裡,這是他能見到他的最後一面了。
鄧小平深情地凝視著劉伯承,彷佛是想把他最後的樣子銘記腦海。看著看著,他的眼淚不禁湧出來,無聲地在臉上縱橫流淌,這眼淚是他們幾十年情誼的凝結和證明。
他們一起度過戎馬倥傯歲月,一個是師長,一個是政委,一起商討作戰方案,配合緊密默契,在他們的指揮下,軍隊才能屢次擊退來犯的敵人,保護一方安寧,守衛人民政權。
鄧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寫下他和劉伯承的情誼:“伯承久病,終於不治。我和他長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辭世,使我至為悲痛。
我認識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蘇區。初次見面,他就給我留下忠厚、誠摯、和藹的深刻印象。我們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軍一二九師,一個師長,一個政治委員,以後在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前後共事十三年,兩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協調。我比他小十多歲,性格愛好也不盡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們習慣地把“劉鄧”
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裡,也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