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法律專家》系列報道之一

何叔衡：為蘇維埃

流盡最後一滴血

文/張志然

身上征衣雜酒痕，

遠遊無處不消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

風雨登輪出國門。

這是何叔衡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途經哈爾濱時寫的一首詩。

在詩中，何叔衡稱自己為“忘家客”。確實，這三個字可以高度概括他舍小家為大家的革命一生。

何叔衡，1918年4月與毛澤東等建立新民學會。1920年冬，與毛澤東共同建立中共湖南早期組織。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同年10月參與建立中共湖南支部（省委前身）。1928年，赴蘇聯學習並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1930年回國後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任工農檢察人民委員、臨時最高法庭主席、內務部代理部長等職。

從秀才到馬克思主義革命者

1902年，何叔衡26歲。他遵照父命參加晚清科舉考試，得中秀才。

這年的11月，因為深感“世局之洶洶，人情之饋饋”，何叔衡選擇了教書種地，而不願擔任縣衙委任的管理錢糧的職務。

何叔衡利用空閒時間，認真閱讀了明末清初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著作，還學習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變法思想。當時的社會現實，讓他逐步明白，一切問題的根源在於封建王朝的腐敗。

1913年，37歲的何叔衡考到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次年春，四師併入一師），在講習科學習了兩年，結識了毛澤東。

他們兩人很快就成為摯友。何叔衡為人真誠熱心，與人談話說到動情處常哭起來。毛澤東說：“何鬍子是一條牛，是一堆感情。”何叔衡與毛澤東雖相差17歲，但他們志趣相投。何叔衡的女兒何實山、何實嗣在《回憶父親何叔衡》一文中寫道：“當時的許多老同志都稱道：‘毛潤之所謀，何鬍子所趨；何鬍子所斷，毛潤之所贊。’”

求學期間，何叔衡逐漸轉變成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他閱讀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雜誌，並經常同毛澤東、蔡和森、羅學瓚等進步青年研討社會問題，交流改造中國的看法。

1918年4月，毛澤東和何叔衡等人發起成立革命團體——新民學會。在毛澤東、何叔衡等人共同努力下，新民學會從最初的青年進步團體發展成為革命團體。五四運動中，新民學會成為“湖南反帝反封建的領導核心”，併為新文化宣傳和建黨的準備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1920年，毛澤東和何叔衡等又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並共同發起成立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何叔衡還介紹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人赴俄留學，培養了郭亮、夏明翰等一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何叔衡傾注滿腔熱情，呵護提攜後輩，團結進步青年，被謝覺哉稱為培養革命青年的“抱雞婆”。

1921年7月，何叔衡作為13名代表中的最年長者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6月29日，何叔衡的同鄉好友謝覺哉寫下了這段含有暗語的日記：“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攜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後來謝覺哉說，這五個“○”是表示“共產主義者”。

由於留著八字鬍，何叔衡被一大代表們尊稱為“何鬍子”。謝覺哉說：“何叔衡同志對黨的認識和堅定，是超人一等的。”毛澤東則評價何叔衡：“叔翁辦事，可當大局。”由此可見何叔衡作為我黨早期革命家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尤國珍在《毛澤東為何評價他：“叔翁辦事，可當大局”？》一文中描述，在湖南組織赴法勤工儉學時，何叔衡曾有赴法求學的想法。但在毛澤東“不必留法，不如留俄”的勸說下，何叔衡在1928年6月毅然選擇了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在莫斯科留學期間，何叔衡學習認真刻苦，對重大政治問題判斷準確果斷。根據研究者的判斷，當時，和他在一起學習的徐特立、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幾位老同志都在政治上受他影響較大。

1930年7月，何叔衡從俄羅斯回到上海，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他到上海不久，由於嚴重的白色恐怖，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兩個女兒均被捕。女兒何實嗣的愛人杜延慶在另地被捕，女兒何實山的愛人夏尺冰被殺害於長沙。

易鳳葵在《何叔衡是蘇維埃的一條牛》中寫道，兩個女兒獲釋後，他教育和安慰她們，一定要化悲痛為力量。他說：“一個共產黨員就是不應該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馬路上。”

1931年紅軍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全國迅速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也正是這一年，何叔衡不遠千里、突破敵人重重封鎖，從上海趕到江西瑞金。

1931年11月7日，“一蘇大會”在瑞金葉坪隆重召開，大會宣佈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為主席。何叔衡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並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被選為中央政府工農檢察人民委員。

1932年，何叔衡又分別擔任了內務部代部長及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的職務。當時，何叔衡已經56歲，在中央蘇區，他與徐特立、林伯渠、謝覺哉、董必武被尊稱為“蘇區五老”。

巡迴審判調處爭水糾紛

臨時中央政府的九個部門中，何叔衡兼任了三個部門的主要職務，從懲辦反革命犯罪到人民婚姻、糾紛調解、幹部教育等，無不在他的職責範圍內。因為工作實在是太多了，書桌上一盞小小的馬燈常常伴著他工作到深夜。

記者在何叔衡生平陳列館看到，何叔衡自創了“三件寶”。第一個是布袋子，第二個是手電筒，第三個是記事簿。因為他兼任的職務太多，就透過“三件寶”把人證物證一一收集下來。這樣細緻的工作，讓毛澤東對他非常肯定。

何叔衡時常走街串戶、深入實地搞調查。在瑞金群眾心中，他樹立了很高的威望。

巡迴審判，是蘇區司法實踐中的一種新型審判方式，使蘇區的審判工作進一步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一方面及時處理了案件，另一方面又充分發揮了幫助群眾、教育群眾的積極作用。

人民網刊載的《紅色司法故事：從何叔衡調處爭水糾紛看中央蘇區的巡迴審判》一文中記載，瑞金市白露鄉、合龍鄉的毛姓宗族與楊姓宗族因為農田灌溉“搶水”問題，多次引發兩村爭鬥。1932年3月，兩鄉兩姓又發生了激烈械鬥。合龍鄉群眾因春耕迫切需要引水灌溉，於是向中央政府提出控告。

中央政府派人前往該鄉調查，查明瑞金四區白露鄉毛姓一村少數土豪劣紳把持水源，利用封建迷信，煽動落後群眾恃強阻礙他村放水。故於1932年3月8日協同白露、合龍兩鄉群眾討論，要求雙方打破迷信惡俗，讓毛、楊兩姓人都能有水灌溉。但至3月底，毛姓少數人又違約將水圳（壩）搗毀，故意妨礙水利。白露、合龍兩鄉百姓，無奈向最高臨時法庭提出控告。

為解決此糾紛，時年56歲的中央臨時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兩次翻山越嶺，來到瑞金縣兩鄉所爭議的水源處，會同縣裁判部組織巡回法庭，召集區負責人及兩鄉有關人員開會進行調處，最終爭取到毛姓大多數群眾的支援，有效化解了白露、合龍兩鄉的水利糾紛，使案件得到及時妥善的處理，兩鄉兩姓群眾得以化干戈為玉帛。

“當時有上百個村民坐在河邊，聽何叔衡講道理、講法律，經過一上午的調解，雙方當事人都想通了，覺得何主席說得對，雙方達成協議輪流放水。後來這個典型案例，被我們江西省高階人民法院，作為一個經典範例宣傳。何叔衡為民著想、司法為民的精神，一直到今天都難能可貴。”瑞金市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嚴帆向媒體表示。

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司法為民，是蘇區人民司法審判工作的優良傳統。中央蘇區巡迴審判、多元化解矛盾糾紛的方法，也在當今的司法實踐中遍地開花。

據瞭解，瑞金法院葉坪法庭在轄區多個村居，設立了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室，村裡有什麼糾紛會及時跟法官聯絡，共同調處矛盾糾紛。同時，法庭幹警會經常發放法律知識手冊，為群眾解答法律難題。法庭也會在村裡巡迴審理案件，村民前去旁聽案件庭審，增長了不少法律知識。

葉坪法庭傳承紅色基因，賡續蘇區精神，在轄區設立七個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室或巡迴審判點，透過“工作室+‘法律明白人’培養工程”“工作室+綜治中心”“工作室+巡迴審判”“工作室+新時代文明實踐站”的模式，以此輻射周邊村莊開展系列活動。2020年，訴訟收案數同比下降41.79%。

2020年5月12日，江西三級法院成立了贛法民意中心，全面升級12368系統平臺，整合來電、來信、來訪、網路等立體化訴求表達渠道，建立“前端登記分流、中端辦理反饋、後端回訪督辦”工作機制，著力打造集辦事、評價、反饋、整改、監督於一體、線上線下深度融合、前臺後臺無縫銜接、院內院外良性互動的民意實體工作平臺。

截至2020年5月10日，試執行一個多月的贛法民意中心共接受處理群眾訴求18914個，即時辦結17656個，建立分派工單1258個，辦結工單1187個，回訪工單1132個，涉及全省113家法院，絕大多數工單能在1至2日內辦結，熱線服務滿意率99.5%，工單辦理滿意率92%，基本實現了每一個工單都能及時高效辦理，絕大多數群眾訴求能以滿意辦結。

打響中央蘇區反腐敗第一槍

作為紅色政權的首任“大法官”，何叔衡反腐肅貪，疾惡如仇，提出“嚴明黨紀，堅決打擊一切貪汙腐化分子”。1932年5月9日，瑞金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成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以來被處決的第一個貪官。

根據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的《利劍高懸——建黨以來十大腐敗案件剖析》一書中的描述，一天，瑞金縣蘇維埃裁判部（1932年6月透過的《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第一條規定：“裁判部為法院未設立前的臨時司法機關，暫時執行司法機關的一切職權，審理刑事民事案件的訴訟事宜。”）收到了一封舉報信。

信中說，謝步升曾在南下途中，將一名生病掉隊的軍醫殺死，然後非法佔有其金戒指、氈毯等物；偷蓋蘇維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偽造出入蘇區的通行證等證件，私自販運水牛到白區出售，每頭牛獲利大洋3元。

何叔衡看了檢舉信後，立即成立專案組調查謝步升案。在這期間，葉坪村謝深潤的老婆朱秀秀，來到裁判部，檢舉她的情夫謝步升殺人案，被害者就是她丈夫謝深潤。

謝步升自幼家貧。1929年，年屆30歲的他參加了楊金山領導的工農武裝暴動隊，並一度成為雲集暴動隊隊長。面對“紅”“白”拉鋸戰的險惡形勢，謝步升不辭而別，離開暴動隊，轉而做起了生意。

中央蘇區受到白區的包圍和封鎖，必要物資大都比較緊缺。紅白區物資存在差價，謝步升看到了蘇區隱藏的商機，很快就協同幾個人，從中大發橫財。

1930年，“打土豪、分田地”運動高漲，謝步升又參與到運動中。謝步升斗爭積極，且屢立功績，於是他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在葉坪村蘇維埃政府成立時，謝步升又被推舉擔任村蘇維埃政府主席。

村蘇維埃政府主席這個官職並不大，但因為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建在了葉坪村，謝步升的個人聲望也高了起來。又因熟悉情況，辦事幹練果斷，他逐步得到蘇區領導的賞識。

1931年，中央蘇區紅軍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第三次“圍剿”，紅軍隊伍得到擴充，人員大幅增加。蘇區物資緊缺，物價飛漲。謝步升利用與蘇區領導人熟悉的機會，偷蓋公章，販賣緊缺物資。

同村的謝深潤是謝步升做生意時的老搭檔。謝步升夥同中央政府總務廳供應處副處長錢麗萍給謝深潤私開路條，供其從白區販賣糧食和食鹽供蘇區使用，所得利潤兩人平分。

葉坪村成立蘇維埃政府後，開始劃分階級成分，謝步升硬將謝深潤定為中農。謝深潤不僅保住了田，還分得了一些土地和生產工具。受到恩惠的謝深潤一家對謝步升自然感激不盡。

謝深潤的妻子朱秀秀頗有幾分姿色。為報答謝步升，朱秀秀經常邀請謝步升來家裡吃飯。一來二去，兩人竟勾搭成奸。謝深潤髮現了以後，揚言要去告發謝步升。

事發後，謝步升去找瑞金縣委組織部長陳景魁，得知謝深潤已經告發了他，便反咬一口，誣陷謝深潤是個“隱藏的‘社會民主黨’分子”。他說謝深潤反對蘇維埃中央政府，在謝氏祠堂開會，聚眾鬧事，從事破壞工農政權、陷害革命幹部的活動。

身為瑞金縣委組織部部長的陳景魁聽後，竟說：“現在‘肅反’正在風頭上，只要他是‘社民黨’就好辦！明天我要下鄉去發動春耕生產，有事你找謝春山，他在蘇區中央局工作。”其實，陳景魁自己就是一個地主民團頭子，也經常幹欺男霸女的勾當。

有恃無恐的謝步升，和兩個同夥將謝深潤騙到村外殺害了。朱秀秀得知真相後，再也忍不住憤怒，跑去廝打謝步升。謝步升毆打了朱秀秀，並把她關了起來，威脅說：如不老實，會是你丈夫一樣的下場！

朱秀秀從關押地點撬門跑了出來。蘇維埃裁判部根據朱秀秀提供的線索，暗地裡對謝步升進行了調查。僅僅兩天，就基本掌握了謝步升違紀違法事實。

調查人員將有關情況向何叔衡作了彙報。由於涉案者身份特殊，且案情重大，何叔衡向中共瑞金縣委書記鄧小平同志作了彙報。鄧小平當即指示，由裁判部負責調查，速戰速決。調查組成員又向時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說：“你們要把情況調查核實清楚，速戰速決。”

何叔衡要求先進行外圍調查，然後再轉入內線取證。調查人員多方輾轉，找到了謝步升的妻子楊氏。楊氏告訴他們，謝步升經常與一“妖婆”來往，嫌妻子礙事，便偷偷地將她賣給山河村一個老光棍做老婆，楊氏便跑到遠房表姐家躲了起來。

楊氏說，在擔任雲集暴動隊隊長時，謝步升將打土豪所得的許多財物拿回家藏了起來；“一蘇大會”前夕，其利用村蘇維埃主席的身份，用大斗收小鬥出的辦法收集大米，將剩餘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賣給大米商……

與謝步升有往來的“妖婆”，是被鎮壓的瑞金大地主謝益金的續絃汪綵鳳。汪綵鳳說，1930年夏的一天，她在院子裡幹活兒，謝步升帶著縣蘇維埃軍事部的搜查人員進家來，說是要搜查謝益金家是否暗藏武器。沒有查到武器，他們對汪綵鳳教訓一番後便離開了。可謝步升卻在當晚又來了，威脅利誘佔有了汪綵鳳。

調查中，調查人員還發現了謝步升搶劫瑞林寨布店邱老闆的案件和殺害軍醫的罪行。謝步升從軍醫那兒搶來的許多物品，在謝步升的母親和姐姐家裡查獲。辦案人員還發現謝步升私藏的大米和錢幣……

鐵證如山。何叔衡決定，馬上將謝步升逮捕關押。然而，謝步升被關押後遇到了不小的阻力。謝步升的入黨介紹人、在蘇區中央局任職的謝春山竭力袒護謝步升，他認為謝步升並無大錯，並且說這是調查員為了報私仇故意向謝步升發難。

謝春山還在蘇區中央局領導面前誣陷中央工農檢察部，說檢察部與中央路線相對抗，是在推行右傾宗派幹部政策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在沒有調查的情況下，通知中央工農檢察部和調查組釋放謝步升，並稱謝步升問題將由中央局調查處理。

何叔衡十分氣憤。他不同意放人，並決定親自到蘇區中央局去反映謝步升的犯罪事實。鄧小平得知後，拍著桌子說：“我們蘇維埃政權建立才幾個月，有的幹部就腐化墮落，貪贓枉法，這叫人民怎樣相信我們的黨，相信我們的政府？”“像謝步升這樣的貪汙腐化分子不處理，我這個縣委書記怎麼向人民群眾交代？”調查組成員向毛澤東也彙報了情況。毛澤東說：“與貪汙腐化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

1932年5月5日，瑞金縣蘇維埃裁判部對謝步升進行公審，判決謝步升槍決，並沒收他個人的一切財產。倘若不服，在一星期的期間內可以向臨時最高法庭上訴。

謝步升不服，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提出上訴。1932年5月9日，臨時最高法庭作出判決，駁回謝步升的上訴，仍按照瑞金縣裁判部的原判決執行，對謝步升處以槍決，並沒收謝步升個人的一切財產。

1932年5月9日下午，謝步升被執行死刑。這聲清脆的槍響劃過瑞金城西的田野和山岡，震撼了整個蘇區。這是黨在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後反腐敗的第一聲槍響。

謝步升案件本身對於我們在新的時期開展反腐倡廉鬥爭仍然具有啟發和警示意義。從謝步升罪狀看，其腐敗主要表現為“權、錢、色”。時至今日，以“權、錢、色”為犯罪構成的腐敗案件，具有極為廣泛的典型意義。

完善中央蘇區法制

何叔衡在各級黨組織建立監察委員會，實行黨對反貪機構的直接領導，在各級政府設立工農檢察部、控告局和裁判部，這些機構廣泛吸收和動員蘇區工農群眾加入，成立反腐輕騎隊、突擊隊、群眾法庭等組織，並委任工農通訊員隨時檢舉腐敗分子，一張巨大的蘇區反腐網迅速形成。

在何叔衡的領導下，這些反腐機構的工作人員深入基層、暗訪調查、蒐集證據、打擊腐敗的行動，讓腐敗分子防不勝防。

中央蘇區處決謝步升後，反貪機關連續作戰，先後在財政部、勞動部、土地部、中央總務廳、糧食調劑局、中央合作總社等單位查出貪汙腐敗分子60餘人。對其中情節較重者處以重刑，極個別的還判處了死刑。審理了蘇區的鐘鐵青腐敗案、唐達仁貪汙案、左祥雲貪汙案、陳景魁涉黑案和瑞金縣集體腐敗案等。

針對蘇維埃法制還很不健全，特別是當時開展的反貪汙浪費運動還缺乏法律保障的狀況，毛澤東讓董必武與何叔衡一起把這些漏洞堵住、堵死。

董必武和何叔衡商量後，決定從健全組織和健全法律兩方面同時下手。經過大量調查，董必武、何叔衡共同制定的一系列反腐組織工作綱要出臺了。1933年12月15日，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發布了《關於懲治貪汙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被史學家稱之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份反腐敗的量刑標準。

訓令規定：貪汙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貪汙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２年以上５年以下的監禁；貪汙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上２年以下的監禁；貪汙公款在1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下的強迫勞動。

據瞭解，為方便群眾檢舉揭發，中央工農檢察部增設了—個控告局，並在各機關單位、街道路口設立控告箱。

箱子的右側寫著：“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經濟機關，有違反蘇維埃政綱、政策及目前任務，離開工農利益發生貪汙、浪費、官僚腐化和消極怠工的現象，蘇維埃的公民無論任何人都有權向控告局控告！”箱子的左側寫道：“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遞控告書，必須署本人的真實姓名而且要寫明控告人的住址，同時要將被告人的事實敘述清楚。無名的控告書一概不作處理，倘發現挾嫌造謠誣控等，一經查出即送法庭受蘇維埃法律的嚴厲制裁。”

在反貪汙反浪費運動的開始，這些控告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印刷廠、中央造幣廠和軍委印刷所等貪汙案件都是透過控告信檢舉查出的。

當時在蘇區，一些省、縣司法機關的幹部產生了寧“左”勿右的思想，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以簡單化、死刑化代替了公正裁決，輕罪重判和重罪輕判的情況時有發生。對此，主管司法大權的何叔衡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糾正了大批冤假錯案。

但是，何叔衡的正直、堅持原則，卻遭到了“左”傾領導人的打擊和批判。1933年，何叔衡被撤銷所有職務。何叔衡曾多次宣告：“在政治上我從來沒有動搖過。”撤銷所有職務後，他依然為黨、為蘇維埃作著積極貢獻。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何叔衡迫切希望隨軍轉移，然而這一想法，立即被“左”傾領導人否決。

紅軍長征後，江西根據地淪陷。年近花甲的何叔衡，隨隊伍參加游擊戰爭。到1935年，何叔衡、瞿秋白因身體原因，中共中央安排他們轉移至上海治病。他們一行30多人從江西出發，往福建長汀方向前進。

易鳳葵在《何叔衡是蘇維埃的一條牛》中寫道，1935年2月24日凌晨，他們到達了長汀縣濯田鎮梅逕村，被敵人發現。何叔衡年紀比較大，體力不支。眼看敵人就要追上來了，他跟鄧子恢說：“子恢，給我一把槍吧，我是無法突圍出去的，不要拖累了大家，我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鄧子恢說：“你千萬不能這樣！”命令兩個護衛隊員架著何叔衡走。

撤到最後的結果卻是一處高高的懸崖。何叔衡推開兩個護衛隊員的手，說：“你們自己突圍出去吧，你們年輕，還要為革命出力，我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說完，他縱身一躍，跳下了懸崖。

何叔衡倒在一片亂石叢中，昏迷了過去。隨著逐漸甦醒，他感覺到有人在自己口袋裡摸錢。他睜開雙眼，原來是兩個匪兵在搜身。他一把抱住敵人的腳，敵人開槍，把他殘忍地殺害了。

1937年，在延安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6週年大會上，毛澤東組織為犧牲的同志默哀，唸到何叔衡的名字時，在場的人無不為這位革命長者的犧牲感到悲痛。

何叔衡在自己的家書中寫道：“我的人生觀，絕不是想安居鄉里以善終的，絕對不能為一身一家謀升官發財以愚懦子孫的。”這些文字，至今影響著他的後人。如今，何叔衡的後人大部分依然留在農村，以務農為生。

何叔衡的女兒何實山、何實嗣在《回憶父親何叔衡》一文中寫道：“林伯渠同志曾說過：‘舊學問一經和革命學問相結合，即和最新的學問——馬克思主義相結合，蔚然發出奇光。’這奇光，照耀著父親認準革命的方向，百折不回地走到底，直至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這奇光永遠照耀著我們踏著先烈的血跡，勇往直前！”

作者：張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