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歐洲的中世紀，西方人總是說它是黑暗的、愚昧的、不人道的，很多中國人也人云亦云，說它暗無天日。實際上，所謂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是拿它和文藝復興以來，發展起來的現代社會、現代科技、現代文明相對比而言的，它和同時期的其他國家的狀況相比，一點兒都不黑暗。我覺得，它比中國秦始皇至傅儀這兩千年間的皇帝統治要光明很多。中世紀，是現代文明的前夜和萌芽，具有很多先進的成分。
著名歷史學家張宏傑寫的《中國史簡讀：世界史座標下的中國》就講了這個問題。比如，中國古代農民起義的頻率、烈度都是世界第一，而歐洲基本上沒有農民起義。中國古代，經常性地會發生改朝換代的戰亂，導致人口損失達到50%至90%，比如四川，自古以來，就出現了三次人口的大滅絕。這是什麼原因呢？中國古代的自由民和歐洲中世紀在貴族土地上耕作的農奴，誰的生活更好、更有保障呢？為何中國古代大規模農民起義時常發生而歐洲基本沒有呢？作者認為，歐洲的農奴生活和保障遠遠好於中國古代的自由民。
作者認為，過度汲取和沒有福利保障，是中國古代王朝週期性崩潰的主要原因。中國古代的農民要給朝廷、官員繳納各種賦稅，稅負高得難以想象，郡縣制（秦制）下，朝廷對老百姓、社會的控制、壓榨能力登峰造極，農民很容易走投無路，以至於起義。而歐洲採用分封制，農民在莊園勞動，租種領主的土地，只負責給領主交租，領主為了自己的長遠利益，一般會更加註意對農奴的保護。
作者寫道：
歐洲中世紀的社會矛盾，通常不會發展到這樣極端的情況。面對天災人禍，農奴是享有一定保障的。
首先，中世紀農奴的基本權利是受到保護的。比如領主不能隨便拿走他的土地；即使在農奴制最殘酷的13世紀，領主也要保障農民的基本假期，領主還要負責在耕地時，為農奴提供牲畜和車輛，平時領主要負責維修莊園的各種設施。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農民家裡的主要勞動力死了，妻兒老小隻能投親靠友或流離失所。而在莊園當中，一個農奴家裡的主要勞動力死了，莊園主要負責養活他的家人，這是當時社會的慣例。農奴的孩子如果父母雙亡，成了孤兒，莊園主就要成為他的監護人。這就保證了他們不會因為破產而失去土地，全家流離失所，成為中國古代社會常見的流民。
其次，歐洲和中國周代一樣，在層層分封關係中，下一層向上一層效忠，上一層則有義務向下一層提供免遭人身和財產侵害的保障。在天災人禍降臨時，莊園主要負責救濟農奴，讓他們度過災荒生存下去，這樣做顯然是符合領主本身利益的，因為他要靠勞動者的勞動生活。
除此之外，莊園生活還有其他溫情的成分。農奴們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間自然會形成一種親情和互助。這種感情很快地就會轉化為對社會本身的依戀。例如，遇上殘疾或是疾病時，鄰居會來援助。其實，中國的商朝、周朝也正是這樣的，在小共同體內，人們守望相助。
和中國周代不一樣的是，歐洲除了莊園之外還有教堂，這是一個天然的慈善機構。一遇到災難，每一個教堂都負責照顧本教區的老弱病殘，成了救濟所和寄宿所。
因此，歐洲在中世紀，雖然偶爾也會發生大面積的災荒，但不會出現大面積的流民。因為莊園和教堂會把大部分災民固定在本地，不會成為全國範圍內的破壞性力量。
歐洲歷史上沒有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農奴和莊園主之間如果發生衝突，會有一定申訴或者妥協的空間。農奴和莊園主發生衝突，可以向更上層的領主或者國王請願。歐洲國王們的王權是脆弱的，國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來與貴族博弈。當內部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不同利益集團會坐到一張談判桌上來協調各方的關係。
但是，秦以後的中國社會高度一元化，並且具有高度的剛性。農民沒有類似的訴求渠道，他們是被取消了嘴巴並且被分割成一盤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數”，在忍無可忍之時，他們才會自發選擇聚眾示威甚至小規模暴亂等手段來抗爭。然而不幸的是，他們的抗爭幾乎從來沒有成功過。朝廷對這類行為從來都是嚴厲打擊，絕不手軟。在這樣一個沒有自我糾錯能力的社會里，當官進民退到逼近生存這一底線時，便只剩下造反這一種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