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壟斷是個熱詞，薇婭被罰的事情大家都聽說了，背後資本的作用不得不重視。
反壟斷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關係為人民服務的執政初心，關係意識形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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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或多或少都聽說過“意識形態”這個詞，但大多數人可能感覺似懂非懂，好像能說上幾句，但是要說深了，好像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個啥。
先丟擲結論，意識形態最簡單講就是立場問題，是“屁股坐哪邊”的問題，是“站誰”的問題，放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就是站侵略者還是站亞非拉受苦受難的被侵略民眾，是站紳士地主老爺還是站祖祖輩輩勤勤懇懇土裡刨食卻還要賣兒鬻女的貧苦農民，是站福報資本家還是站肝禿打工人，是站頤指氣使不知肉糜的環保少女還是站苦苦追求工業化的欠發達國家人民。
所以我們看得出，意識形態，每一項都是關乎對立的兩個陣營的根本利益問題，所以它重不重要？“虛不虛”？
意識形態，就是這些長期的屁股問題，導致的長期所形成的思維習慣、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的角度、對待世界對待社會的方法。
前些年有些聲音有些地區有些教學有些歷史學科考試，號稱要淡化意識形態、不爭論，社會上營造出一派其樂融融的表象，很多矛盾被拖延至今。於是我們看到各種暴雷、各種撕X、各種忘記初心背離理想信念、各種駭人聽聞，各種瓜都吃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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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平時經常聽到的，“這個人左”“那個人右”，但是一會又夾雜著什麼“白左”“極右”“民粹”。那到底這裡面怎麼區分它們之間的關係呢？劃分的標準是什麼呢？
講到“標準”，實際上社會科學不比自然科學。各種社會科學學說都認為自己是最客觀最準確的，但社會科學無法像自然科學一樣，拿到實驗室裡面，幾個小時，或者最長几個星期，就能測出一個結果，來驗證一下結論的正確與否。我們無法對以千萬、以億計的廣大人民以長達幾十、幾百年的社會實踐在短時間之內作出結論。
同樣一個社會問題，正是因為採取立場的不同，導致可能迥然對立的結論。所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對於思想文化而言就非常重要，因為只有啟用和解放人們的思想，才能在觀點交鋒中，讓最廣大人民真心擁護的思想文化、正能量佔據主流。
在紛繁複雜的社會科學爭論中，我們儘量以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視角，結合歷史分析方法和邏輯分析方法，對近幾百年來全球意識形態的主要譜系，作出以下大概的歸類和分析。如有不當之處，歡迎指正。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論斷，猶如牛頓對力學、愛因斯坦對相對論的貢獻，這點上不止是社會主義國家這麼認為，包括BBC在內的西方話語裡，亦把他評為“千年第一思想家”。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不是憑空臆想，而是在黑格爾、費爾巴哈、李嘉圖、亞當斯密等一大批資本主義思想巨匠的理論基礎上，把社會科學研究推進到一個嶄新高度。就像牛頓力學之比伽利略，相對論之比牛頓力學，是一個更高更全面更深刻的新境界。
馬克思的核心貢獻，就是說清了“剩餘價值”的來源問題，庸俗一點理解，就是利潤從哪裡來的問題。
在經典西方經濟學中，在假設層面，已經把“均衡”給設定好了，即那些可能導致“不均衡”的因素，大都在前提假設中進行了剔除。宏微觀模型的結果，也一定是匯出到“均衡”。而無論是靜態均衡還是動態均衡，最終都會導致“均衡”，以此來論證市場是完美的。
但這樣就有一個天然的巨大BUG：既然市場是完美的，是“均衡”的，那麼利潤從哪裡來？利潤會消失嗎？人類的物質財富以肉眼可見的方式在迅速增長，既然沒有利潤、明明是“均衡”的，那財富的積累，從哪裡來？如果市場是均衡的、完美的、不需要干預的，那麼每隔十幾年、幾十年就來一次的或大或小的經濟危機是怎麼導致的？
實際上這個問題一直都是看似精密、以數學模型精緻包裝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阿喀琉斯之踵。而馬克思解決了這個問題。馬克思的觀點，說複雜複雜，說簡單也簡單。概括起來就是，一切社會生產，都是人類的實踐，是勞動人民開發利用地球上的物質，造就了人類社會所擁有的一切財富，是勞動人民的不懈努力，讓人類財富不斷得以積累。也就是“發展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
在馬克思這裡，壓根就不存在“均衡”的概念，“均衡”這個概念本身就是機械的、不符合辯證法的。“均衡”粗暴理解就是正負相抵等於0，而財富積累得越來越多，科技越來越發達，整體正向積累毋庸置疑，那還“均衡”個錘子？
馬克思為了分析財富積累問題，賦予了資本雙重特性，即“動靜二象性”。動的方面，資本是一種動態過程，它可以動態積累、增加；靜的方面，它是財富積累的結果，是可以作為進一步積累財富的“本錢”。如果按照西方經典經濟學，競爭是充分的，市場是完美的，有人賺錢、有人賠錢，粗暴理解正負相抵為0，實現“均衡”，那就解釋不了財富為什麼增加。所以很多人學來學去，覺得西方經典經濟學沒啥用，就是這個原因。
馬克思為了分析財富為什麼增加，提出了剩餘價值的概念。舉個例子，李老闆花了一萬塊錢，其中6000塊錢是原材料成本，4000塊錢是工人成本，生產出產品後，賣到市場上回來一萬五，那麼淨賺5000塊錢。那麼這5000塊錢利潤從哪來的？按照西方經濟學，有老闆賺，總要有別的老闆賠，如果所有老闆都賺了，那還“均衡”個錘子？
馬克思說，成本里面，6000塊的原材料，按照西方經典經濟學的假設，市場上是充分競爭的，整體來看，其出賣收益會穩定在6000塊的平均成本，這一塊，就實現了所謂的長期利潤為0的“均衡”。因此，5000塊錢的利潤只能是從工人這裡來的。這也正是勞動創造財富、勞動者光榮的基本公理法則，這是一個基本的世界觀的問題。也就是說，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是資本家利潤的真正來源，而資本家則佔有了勞動者的剩餘價值。
有人會問，那資本家的管理、企業家精神在裡面不是也很重要嗎？這隨著價值論在後世進一步被擴充套件，管理、知識、資金都作為一種要素放在生產要素裡得到相應的體現。但是仍然不能從根本上推翻勞動工人創造價值的主體地位。
而在分配上，由於資本主義條件下，法律保護私有產權，人與人在生產果實上的分配不是按照勞動貢獻，而主要是按照出資資本的多寡而進行的，資本事實上分配了生產果實的大頭。比如，在一家公司裡，出資入股的人才是公司的所有人。在馬克思的時代，誰出的錢最多，誰就是大股東。工人窮，沒有錢可出，所以工人就不能參與利潤的分配。
西方經典經濟學，認為市場整體上是完美的，物的產權是必須被保護的，但對股權的所有權這塊所蘊含的分配權問題，一直都是迴避的。而這恰恰是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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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最大的迷惑性就在於，它已經用一整套看似完備的經濟學理論、法律體系、道德理念來統一人們的認知，而這種認知看上去又如此符合常識。誰出錢，當然就誰是老闆，誰想當老闆，誰就出錢唄，天經地義對不對？但問題就在於這看似程式公平，但實則從根本上並沒有實現機會公平。勞動工人，拿著微薄的工資，餬口尚且困難，怎麼可能有本錢出資做老闆？但是他們為什麼沒有錢呢？是因為老闆把利潤都拿走了，沒分給工人。但是老闆卻拿著積累下的利潤，再進行投資，於是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收益分配權，進一步在做大的生意當中獲利。
這個過程當中，儘管有的老闆也會失敗、破產，但是社會整體的財富在增長。而從社會階級來講，只有資本家這個階級擁有佔據利潤的權利，所以資本家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階級，財富在不斷增加。工人卻只得到了自己的工資，儘管這工資可能漲漲跌跌。富者越富、貧者仍貧，或者稍好點的能跟著喝口湯，就是在這個迴圈往復無休止的過程當中實現的。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工人階級生產了剝削自己、讓自己保持貧窮的條件，就是這個意思。工人越賣力給資本家工作，資本家就擁有更多的剩餘價值，從而進一步擴大投資，進一步擴大自己的佔有權，同時也有資本可以投入到進一步改進技術，節省更多的勞動力，從而造成大量的失業。失業的人群再去尋找新的工作機會，以滿足市場調整、產業升級的需要，能適應的就得以生存，不能適應的就被淘汰，這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而隨著科技的進步，這個就業-失業週期變得越來越短促。近幾年，相信即使連頂尖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也已經感受到這個壓力了。
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匯出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即由於工人持續的相對貧窮，無力去購買足夠多的商品，而資本推動的驚人生產力卻在不斷生產更多的產品，這麼多的產品究竟賣給誰呢？於是荒謬而悲愴的一幕出現了，多餘的牛奶寧肯倒掉，也要維持售價以維護利潤率，而此時還有太多的人喝不起牛奶。
到這裡，一個根本的悖論登上歷史舞臺：人類勞動、生產產品是為了使用，如果生產出來的產品，人們窮得買不起，寧肯毀掉，也不讓人用，那當初生產它幹嘛？是人們真的不需要這些產品嗎？不，是因為太多的人太窮而買不起，而不是因為他們不需要。而他們貧窮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們為資本家生產了產品、生產了利潤、生產了使得他們處在不利地位的法律條件和經濟力量對比。
而如何去解決這個根深蒂固的矛盾呢？馬克思的設想是，透過公有制、更加有計劃性的政府幹預，來徹底阻斷私有制-剩餘價值迴圈的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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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象，馬克思的理論一經面世，引起了多麼石破天驚的反響。貧苦的勞動大眾們明白了自己受苦受難的原因，苦苦求索的良知知識分子們找到了指路的明燈，而資本家、以及寄生在資本家軀體上的官老爺們，則驚恐不安，誓要遏制共產主義的發展。
於是，自那時起，全球各個利益派別，圍繞所有制、政府計劃與調控的程度、社會對貧富分化容忍的程度進行了持續至今長達幾百年的爭論，這種爭論沒有停止的趨勢，所謂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後疫情時代更是愈演愈烈。
俄國列寧領導的革命和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自己的指導。前者使得俄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在短短30年裡成為和美國並駕齊驅的世界兩極。而後者使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農中國擺脫了殖民壓迫、在建國後短短30年裡建立起全面的工業體系和有足夠自衛能力的國防體系，為之後的改革開放打下了堅實基礎。
然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要流血，要犧牲，要面對失敗和挫折的風險。面對資產階級炫酷的生產力、武裝到牙齒的暴力能力，很多曾經並肩戰鬥的同志、或者一時發過善心的同情者都很可能轉身離開甚至倒戈調轉槍口。俄國革命的過程中，分化出了孟什維克。而恩格斯死後，歐洲第二共產國際分化出了考茨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這些人主張透過議會政治的和平鬥爭方式，與資產階級合作，實現對資本主義的改良。這一思想派別逐漸發展為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一派逐漸成為歐洲議會政治中活躍的力量。
在資本主義陣營那邊，由於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強大壓力，尤其是1917年蘇聯的建立和之後取得的奪目成績，疊加了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使得知識界和決策層開始反思自由放任主義的弊端，決心對資本主義做出改良。他們透過加強社會救濟、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來緩解資本主義的痼疾，這就是凱恩斯主義與羅斯福新政。之後，“二戰”摧毀了老歐洲在全球的殖民體系，各欠發達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與蘇聯主動影響下的社會主義革命相疊加，使得世界紅色版圖空前擴充套件。二戰帶來的慘痛體驗，加上社會主義陣營迫在眉睫的壓力，再加上之前凱恩斯主義和羅斯福新政的階段性成功經驗，使得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尤其在被二戰破壞最嚴重的老歐洲國家，左翼思潮一時佔據主流。
圖：蘇聯紅軍佔領納粹德國國會大廈
自一戰前開始到二戰後，從社會主義分化出的偏“右”的政治流派——社民主義，與從資本主義中分化的相對“左”的政治流派，逐漸合流為歐洲的各類左翼政黨。這其中，有的黨派保留了“共產黨”的稱呼，有的則改名為社會黨、勞動黨、工人黨等。老歐洲一時成為左翼執政的天下，逐漸發展出福利國家制度，工人的境遇大大改善。在北歐等地區，一度有發展成模範國家的趨勢。
而在美國，儘管由於麥卡錫運動等的右翼力量制衡，使得紅色力量的影響遠不及歐洲，但是隨著越戰泥潭和黑人民權運動的興起，左翼力量以一種非紅色的面貌出現，它們關心的議題大多為種族平權、性別平權、人權、綠色環保等，淡化勞資、階級因素。
歐美的這些所謂的“左”，有個共同特徵——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框架中進行修補。他們沒有改變資本主導和僱傭勞動的方式，仍然沒有打破剩餘價值生產與私有佔有的鏈條，只是在二次分配上透過國家提高資本稅率，再對大眾進行福利補助轉移。甚至鼓勵員工在企業中持股，從而對一次分配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最佳化，儘管成千上萬個員工在一家企業中加起來可能只佔微乎其微的股比。
歐美往“左”移的嘗試，成就了一個蔚為大觀的群體——中產階級。這些人從工人無產階級當中轉化而來，其中的幸運兒又在一定程度上摸到了成為資產階級的門檻。於是歐美社會達到了空前的和諧。這些人成為了既有秩序最有力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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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蘇聯，斯大林領導下的大國沙文主義使得陣營內的小弟國們普遍不滿。“大清洗”時期過度擴大的迫害風氣使得國內矛盾也箭在弦上。赫魯曉夫上臺後，對斯大林的“揭蓋子”式批判，動搖了國內相當一批人的紅色信仰，使得更多東歐小弟蠢蠢欲動，更震撼了西歐北美資本主義陣營中對蘇聯紅色政權曾抱有同情和好感的左翼力量。隨後蘇聯對匈牙利、捷克等國自主運動的武力鎮壓，進一步使得歐美左翼力量對蘇式社會主義更加鄙夷。歐洲建制派的紅色情緒至此基本宣告結束。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進行的批鬥大會上，聽眾中有一位後來改變了蘇聯命運和世界格局的人——戈爾巴喬夫。他是從蘇聯官僚中分化出的推牆派的代表人物。經過勃列日涅夫等幾位老人官僚的拖沓遲滯，80年代後期，蘇聯逐漸由盛轉衰。戈爾巴喬夫目睹了蘇聯和西方日漸拉大的差距，恨國情緒越來越失控，最終成了自己國家的掘墓人，也斷送了社會主義在蘇聯進一步改革完善的可能性。
蘇聯亡黨亡國，是蘇聯一國的悲劇，也是全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悲劇。蘇聯興於社會主義，亡於官僚主義沉痾、封建思想回潮、修正主義和親資思想抬頭。由於蘇聯領導集團不負責任的“棄療”，其驟然解體帶給俄羅斯民族的創傷、帶給其他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的負面衝擊至今仍然沒有消失。
左翼力量對資本主義世界的修補，到70年代被資本主義經濟的“滯漲”危機——也稱石油危機，差點打回原形。政界的里根、撒切爾，學界的弗裡德曼等人，舉起保守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的旗幟，打出新自由主義、新古典經濟學的主張，削減社會福利，把國有企業私有化，抑制工會力量，推崇市場至上，一定程度上給資本主義甩了“包袱”。資本主義經濟又起死回生，隨著資訊科技革命的助力，一度造成了高度持續繁榮的局面。但這種繁榮，仍是以相對貧富差距不可逆轉地進一步拉大為代價的。
1991年蘇聯的解體，使得西方陣營的知識分子們不由得發出了“歷史已經終結”於西方自由主義的感嘆。自此之後，歐美“主流”左翼政知界徹底拋棄了紅色元素。其中，本來扮演左翼的群體，更是出於自證清白式的“反思”，把人類的紅色歷史塗汙成“血腥”“極權”“邪惡”。已經徹底淪為資產階級合作伙伴的歐美左翼，不敢觸碰階級問題，為了拉攏選票，只能在種族、性別、人權、環保等問題上做文章，無限垂直細分，客觀上扮演了幫助資產階級分化瓦解大眾的角色。而壟斷資本與金融資本、軍工資本高度結合後所形成的新殖民擴張主義，藉助左翼旗幟粗暴干涉別國內政，以皿煮人權的幌子，在全球範圍內行和平演變、顏色革命之實，迫使其他國家接受自己的遊戲規則，如果評估力量對比對己方有利，那就不惜武行上陣火力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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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歐美仍能在這種美滋滋日子的餘暉中享受片刻，反正印鈔票割全球人韭菜。而2020年疫情，歐美因新冠而死的數字，使得人們驚掉了下巴。富人資產打著滾兒往上翻，窮人打著滾兒往墳墓裡鑽，美國摺疊，好不奇觀。那些曾經仰慕燈塔國的人們，吃驚地發現，“小丑竟是自己”。於是，一百多年前的那個幽靈，又開始遊蕩了。
在內外矛盾下，歐美右翼裡分化出明顯帶有封建保守、反智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而左翼中，為了轉移大眾對資本當權派的不滿，進一步炒作乃至捏造他國“人權”問題，在本國進一步炒作小眾議題，就成了需要緊緊抓牢的稻草。
圖：2020年美國大選後特朗普支持者佔領國會山
歷史來到了一個新關口，有的人迷茫，有的人恐懼，有的人期待，有的人實踐。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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