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走失”的孩子都不夠用。

35歲的瑪麗埃拉一直知道自己的故事是不完整的。她經常做噩夢，夢見有人放開了她的手，把她扔進湖裡——她認為，這是被遺棄的創傷後遺症。

1987年，不到1歲的瑪麗埃拉被一個比利時家庭收養。2017年，她找到了自己的瓜地馬拉家人，才發現自己並不像一直被告知的那樣是個棄兒，而是被拐走賣掉的。於是，她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了親生父母給她取的名字，成為瑪麗埃拉·希方特斯·科林·法農（Mariela Sifontes Coline Fanon）。

今年11月，瑪麗埃拉出版了自傳《媽媽，我沒有死去》，講述自己找回親人的故事。

在1960年到2007年裡，數萬瓜地馬拉兒童被世界各國的家庭收養，如今他們是比利時人、法國人、以色列人、加拿大人、愛爾蘭人、丹麥人、瑞典人……長大成人後，他們想去尋找自己的出身，卻遇到了同樣的問題：資訊零散、檔案內容矛盾、證明缺失……

意識到自己可能不是個例，瑪麗埃拉想要為其他被收養的瓜地馬拉人提供幫助，她於2017年創立了基金會“流離的根（Racines perdues）”。在向基金會求助的數百人中，約有40人得以與他們的瓜地馬拉家人團聚，大多數人和瑪麗埃拉一樣，經歷了一場“國際收養”的騙局。

2017年3月8日，瓜地馬拉一家兒童收養中心發生火災，導致36名女孩遇難，她們留下的娃娃散落在廢墟里。圖片：CFP

被收養的孩子

瑪麗埃拉在比利時一個充滿愛的家庭中度過了愉快的童年和青春期。

養父母從來沒有向她隱瞞她的過去。“我沒有把你懷在肚子裡，但我一直把你放在心裡。”她的養母對她說。他們希望她能跟自己的“根”有聯絡，但在18歲前不想和她談論太多這個話題。

養父母一直認為，幫助他們進行領養的比利時協會“搭橋（Hacer Puente）”是一個政府認可的非營利性中介組織。在協會給出的“官方版本”中，瑪麗埃拉出生後，她的親生母親窮到吃不起飯，因此簽署了檔案，主動放棄了撫養權。

關於瑪麗埃拉僅僅11個月的瓜地馬拉生活，中介留給收養家庭的檔案中只有一張“親生母親”的照片，這被養母精心儲存了下來。他們甚至連瑪麗埃拉的真實姓名都無從知道，於是給她取了科林·法農的名字。

瑪麗埃拉長大後成了一名律師，有了自己的孩子。2017年，和5歲女兒伊娃一次談話觸發了她找尋過去的想法。

伊娃看到自己的外貌，一直覺得自己和媽媽一樣，是“來自瓜地馬拉的印第安人”。瑪麗埃拉想要反駁她，卻被女兒的一句話堵到說不出來——伊娃對她說：“你知道自己從媽媽的肚子裡來，卻不知道她到底是誰。”伊娃還說，她想去媽媽原來的國家看看。瑪麗埃拉答應她：“如果有一天能回去的話，我也會找到我的媽媽。”

瑪麗埃拉嬰兒時和現在的照片。圖片：NBC

從那時起，瑪麗埃拉開始整理有關自己被收養的資訊。證件、照片、發票、機票，她花了幾周時間，終於發現包括自己出生日期和地點這些最基本的內容，不同檔案上出現多處前後矛盾，這讓她懷疑自己是不是合法收養。

瑪麗埃拉向養父母提出了自己被拐賣的可能性，他們非常驚訝，但表示支援她追查下去，如果有需要，可以陪同她一起去瓜地馬拉。在家人的鼓勵下，瑪麗埃拉鼓起勇氣，致電“搭橋（Hacer Puente）”協會的代表。對方聽了她的疑惑，含糊應付幾句，便飛快結束通話電話。

瑪麗埃拉意識到，她正在開啟潘多拉的盒子。

一門生意

瑪麗埃拉出生於1986年，11個月大時被收養。這正是瓜地馬拉史上最漫長、最混亂的內戰時期。

1960年，瓜地馬拉獨裁政府和左翼反抗組織之間爆發內戰，這場戰爭一直持續到1996年才結束。雖然戰鬥雙方是政府部隊和反抗組織，但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內戰的本質變成政府軍針對平民發動的一場大規模單方面暴力活動。由於左翼團體受到土著瑪雅人和農民的支援，在叛亂分子佔據的農村地區，政府鎮壓導致對農民的大規模屠殺和對瑪雅人的種族滅絕。據估計，衝突期間有14萬至20萬人被殺害或被迫“失蹤”，150萬人流離失所。

這種恐怖造成的結果在1980年代尤其慘烈——洗劫村莊、酷刑、失蹤……約有440個村莊從瓜地馬拉的版圖上消失。屠殺之後，大量迷路的孩子被士兵帶走作為童工，或是送人收養。很快，有些人發現這是一條生財之道，於是在撿到孩子後並不查證他們是否還有家人，而是直接賣去國外作為“孤兒”被領養。

這門生意發展得越來越“紅火”，甚至逐漸演變為涉及高階政府官員的國際販賣兒童網路。早在1977年，瓜地馬拉就頒佈了一項法律，規定無需透過法官的判斷，只要獲得國家總檢察長辦公室蓋章的公證書，便可以從事“國際收養”的業務。到了1990年代末期，被“國際收養”的瓜地馬拉兒童數量位居世界第四；如果按人口比例來算，瓜地馬拉則是第一。

即便是內戰結束後，瓜地馬拉的“國際收養”仍然“蓬勃發展”。在這個敏感問題上，瓜地馬拉國家總檢察長辦公室僅公佈過一次資料：1997至2007的十年間，有32250名兒童被正式收養，其中86%的兒童被美國家庭收養，其餘則去往荷蘭、法國等歐洲國家。

“這變成了一門生意，孩子們被賣給出價最高的人。”瓜地馬拉檢察官辦公室反人口販運起訴負責人亞歷山大·科洛普（Alexander Colop）解釋說。

在從上世紀8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首都瓜地馬拉城的酒店裡到處都是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的家庭。他們希望收養孩子，聽說瓜地馬拉是一個容易走“國際收養”程式的國家，於是便來到這個滿是嬰兒的“孤兒院”。

世界電視網（Telemundo）的紀錄片《瓜地馬拉迷失的孩子（ Los niños perdidos de Guatemala）》。圖片：YouTube

2019年世界電視網（Telemundo）在紀錄片《瓜地馬拉迷失的孩子（Los niños perdidos de Guatemala）》中揭露了這項暴利“國際收養”業務，發現收養嬰兒甚至比申請經濟援助還簡單。當時瓜地馬拉律師的權力很大，還可以充當公證人的角色，法律允許律師在沒有其他政府機構監管的情況下處理收養事宜。

紀錄片中，一位託兒所負責人講道：“從剛出生24小時到三四個月大的嬰兒，都可供選擇。但收養家庭不能見孩子的親生父母。我這裡大多數孩子都去了荷蘭或其他歐洲國家。律師收取15000美元的費用，另一半是給我的，算作撫養兒童的補償。”

確定被收養的孩子們馬上收拾行李，一兩週內便帶著護照從這個國家消失。

“媽媽，我沒有死”

透過檢查所有賬單，瑪麗埃拉發現，為了最終收養她，1987年，養父母支付了幾萬比利時法郎給中介組織，但很難證明這些款項的合理性。每當養父母表示出疑惑或者擔憂時，比利時方面的“搭橋”和瓜地馬拉撫養過她的孤兒院都會向他們保證不會出任何問題。

“所以這就是我的價值？”發現這筆賬後，瑪麗埃拉感到自己很骯髒，她開啟花灑，在下面站了很久，卻始終無法沖洗去這種厭惡感。

從與女兒伊娃的談話開始，瑪麗埃拉調查了大約一個月，終於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她先是在Facebook找到200多名與親生母親同名同姓的瓜地馬拉女性，然後按城市進行搜尋，對照她們的資訊。就這樣日日夜夜不停地搜尋，瑪麗埃拉發現了一張照片，她立刻知道，“是她，我不喜歡說‘生母’這個詞，她就是我的‘媽媽’”。

這位名叫洛蕾娜的女士，於2017年11月7日釋出了一張有些年頭的新生嬰兒照片，並說明這是她“失去的那個孩子”。而11月7日，正是養父母收到的瑪麗埃拉第一份出生證明上的日期。

這個資訊讓瑪麗埃拉感到“心臟要爆炸”。她向這個賬戶發了一條訊息，一個星期過去了，沒有回覆。她透過社交網路找到了洛蕾娜的兩個女兒，看到她們照片的那一刻，瑪麗埃拉更加確信這是她的姐姐們——她和她們長得很像。

但兩個姐姐難以置信，她們給瑪麗埃拉打了電話。對方的西班牙語講得太快了，瑪麗埃拉很難聽懂。姐姐們也無法接受，擔心她是騙子——一個一直以來被認為去世的妹妹，居然在大洋彼岸好好生活著？

但很快，洛蕾娜給她發來了訊息：“我親愛的孩子，我想我就是你的媽媽，我的心都快停止跳動了。那時，那些人騙我說你已經死了。”

瑪麗埃拉和親生母親洛蕾娜。圖片：Twitter

2017年12月12日，瑪麗埃拉透過影片見到了親生母親洛蕾娜、兩個姐姐和兩個哥哥。雖然她幾乎不會西班牙語，雙方無法完全互相理解，同時她內心強烈地感受到命運的不公正，但淚水像洪流般湧來，壓倒了一切情緒。

重逢後，瓜地馬拉之行很快安排好了。2018年1月，瑪麗埃拉回到出生地，找到了她的家人。儘管不滿一歲就離開了這裡，但家中的氣味、公雞的鳴叫和耳邊的西班牙語，一切都這麼熟悉。

販賣網路

洛蕾娜終於有機會向女兒講述當時的情況。她說，瑪麗埃拉出生前不久，她的父親就去了美國，在那裡開始新生活。這和中介組織告訴養父母的完全相反——洛蕾娜雖然不算富裕，卻也不至於想要拋棄孩子。在醫院分娩後，洛蕾娜和瑪麗埃拉都發燒了，不久有兩個女人告訴洛蕾娜，孩子已經死了，被埋在亂葬坑。

而事實上，瑪麗埃拉被人販子綁走送去奧菲利亞孤兒院。

此前，在收養檔案中，瑪麗埃拉注意到了這個經常出現的名字——奧菲利亞·德·加馬斯（Ofelia de Gamas）。其中包括她“親生母親”簽名的遺棄公證書，奧菲利亞作為證人出現在檔案上。

她透過一些被收養者的幫助協會，發現了奧菲利亞的真實身份：她不僅經營著瑪麗埃拉生活過的孤兒院，還是瓜地馬拉前總統奧斯卡·溫貝託·梅希亞·維克托雷斯 （Oscar Humberto Mejía Victores）的嫂子，是在這個國家受到保護的“兒童販子”。1983年至1986年，維克托雷斯作為瓜地馬拉的獨裁者，在內戰中殘酷鎮壓反對派和平民，他領導下的安全部隊製造了數千起綁架、強迫失蹤和殺害事件。

儘管還不滿一歲，彼時的瑪麗埃拉也和其他孩子一樣，一直被繩子捆著腳固定在床上，有一張照片記錄下了奧菲利亞和這些被綁的孩子們的身影。十一個月的虐待給瑪麗埃拉留下不可磨滅的陰影，時至今日，她都不能忍受睡覺時腳上蓋著東西的感覺。

幾十年來，外界對孩子的需求如此之大，戰爭中“走失”的孩子都不夠用。為了滿足需求，黑幫組織開始說服懷孕的青少年分娩後放棄年幼的孩子，或是尋找容易受騙的文盲婦女，讓她們在不理解任何內容的情況下籤署檔案。

世界電視網（Telemundo）的紀錄片《瓜地馬拉迷失的孩子（ Los niños perdidos de Guatemala）》中，尋找親生父母的瓜地馬拉人展示他們的照片。圖片：telemundo

他們甚至開始在城市裡偷孩子，在醫院裡盯梢那些弱勢的懷孕女性。2002年，瓜地馬拉促進兒童權利機構 (CIPRODENI) 協調員的一名官員馬文·拉巴納萊斯 (Marvin Rabanales) 譴責說：“在人權檢察官辦公室，我們不斷看到報道稱剛剛生產的母親從麻醉中醒來，卻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孩子。”

“被綁架30分鐘後，一個孩子馬上就能擁有一個新的身份。”瓜地馬拉檢察官辦公室反人口販運起訴負責人亞歷山大·科洛普講道。瓜地馬拉的託兒所或其他中介機構往往會要求收養家庭直接來現場接孩子，2007年之前，首都瓜地馬拉城美國大使館附近的豪華酒店Camino Real是最知名的“收養中心”，這裡的一層被改造成“託兒所”，方便想要進行國際收養的夫婦直接“購物”。孩子的價格飛漲，最高可達50000美元。

根據瓜地馬拉消除有罪不罰國際委員會 (CICIG) 2010 年的一份報告，僅在2007年，瓜地馬拉就收到了2億美元的收養費。據估計，其中98%的“國際收養”收養都是騙人的，收養家庭對孩子的來歷並不知情。

當養父母來接瑪麗埃拉時，她的健康狀況比較糟糕。瑪麗埃拉認為，她的養父母和許多其他收養家庭一樣，“從頭到尾遵循了比利時的法律程式”。但他們沒有意識到，她的出生證明是假的，一切都是孤兒院的精心策劃，憑藉奧菲利亞的關係網，拿到官方檔案是很簡單的事。

流離的根

奧菲利亞已於2010年去世。但自瑪麗埃拉之後，比利時、法國和荷蘭的受害者報告了數百起類似案件。2019年5月，醜聞在比利時爆發，進行“國際收養”的“搭橋”組織前財務主管伯納德·辛託賓（Bernard Sintobin）被指控收養欺詐。他被任命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比利時分部臨時主任僅僅一週，雖然案件至今還沒有結果，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火速解僱了他。

辛託賓表示，他從未有過違法行為。他爭辯說，當時關於收養的立法要靈活得多，生母的簡單簽名就足夠了。他還聲稱，至少在當時，他從未懷疑過奧菲利亞·德·加馬斯的誠實，也從未懷疑過她拯救兒童的意圖。

2017年，在與瓜地馬拉家人視訊通話5天后，瑪麗埃拉創立了“流離的根（Racines perdues）”基金會，幫助來自全球23個國家的瓜地馬拉人找到自己的親生家庭。而這些人的故事已經融入了瑪麗埃拉的生活，她意識到，尋找家人本身並不是目的，但瞭解自己的根意味著從此人生有了繼續生長的力量。

2019年第二次回到瓜地馬拉時，瑪麗埃拉見到了親生父親和他現在的新家庭，並舉辦了盛大的派對。如今她生活的最後一塊拼圖也已經接近復位，她的四個父母隔著螢幕已經互相認識，或許在他們準備好之後，能夠真正見上一面。

瑪麗埃拉是幸運的。同樣透過“搭橋”組織被收養的阿爾貝託·祖恩（Alberto Zune）仍在尋找他的親生父母。在調查過程中，他發現收養檔案上出現的父母名字並不是他真正的親生父母。

“這個假爸爸的妻子是走私兒童的人。他們是兒童販運網路的一部分，這個網路擴充套件到了瓜地馬拉政府的最高層。”他解釋說。

2021年6月3日，致力於讓因戰爭而離散的家庭重新團聚的瓜地馬拉組織“精神衛生聯盟（Liga de Higiene Mental）”的辦公室牆上掛著家庭團聚的照片。圖片：Le Monde

2007年，瓜地馬拉的“國際收養”程式因腐敗、脅迫和缺乏透明度而受到嚴厲批評，為符合《海牙收養公約》，政府對收養立法進行了改革，從2008年開始停止國際收養。但瓜地馬拉當局則幾乎從未表示過會承擔數千個家庭分離的責任。

瓜地馬拉律師埃德蒙·穆萊特 (Edmond Mulet) 曾“幫助孤兒尋找外國收養家庭”，1981年，他被指控涉足非法國際收養網路，最終指控被駁回。穆萊特在聯合國擔任外交官後取得了成功，並於2019年成為瓜地馬拉總統候選人。

“立法允許這樣做，這在當時這是完全合法的。證據就是我沒有接受審判。”他在接受世界電視網的紀錄片採訪時辯解道，“我相信孩子們的生命得救了。這裡沒有受害者。”

20年來一直致力於讓因戰爭而離散的家庭重新團聚的瓜地馬拉組織“精神衛生聯盟（Liga de Higiene Mental）”回應道：“他說他這樣做是為了人道主義。如果是這樣，請將收養檔案帶給我們，讓孩子們能夠與家人重新聯絡，這也是人道主義。你有這些兒童原生家庭的線索，告訴我們他們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