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疏園是清乾隆至道光時期,歙縣西溪汪氏的一所私家園林,距今已有近三百年曆史,近代新安派著名畫家汪採白先生祖上的故宅。乾隆十七年的不疏園,是一座矗立在徽派樸學發展史上標誌性的里程碑,在清代學術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論不疏園與皖派漢學的密切關係,是本文之主題。這先從西溪汪氏說起。
西溪汪氏
西溪又名西沙溪,是歙縣西鄉的一個村,東距縣城約六公里,位於源出黃山的豐樂水北岸,西邊緊鄰鄭氏族居的貞白裡。二村衡宇相連,街巷相通,儼然一體,古今都合稱鄭村。
西溪始遷祖汪人鑑(1230——1302),字月卿,宋直閣司農少卿汪叔詹(1080——1160)的五世孫,於至元辛卯(1291)年六十二時遷居西溪,有三子四孫,後來便蕃衍成一個大族,世稱西溪汪氏。
董其昌先生雕像
明代著名書畫家董其昌先生與不疏園前主人汪良鍾亦師亦友往來於《菉竹》(《菉竹》為不疏園前身)
董其昌(1555年2月10日—1636年10月26日),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松江華亭(今上海閔行區馬橋)人,明代書畫家。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後諡“文敏”。董其昌擅畫山水,師法董源、巨然、黃公望、倪瓚,筆致清秀中和,恬靜疏曠;用墨明潔雋朗,溫敦淡蕩;青綠設色,古樸典雅。以佛家禪宗喻畫,倡“南北宗”論,為“華亭畫派”傑出代表,兼有“顏骨趙姿”之美。其畫及畫論對明末清初畫壇影響甚大。書法出入晉唐,自成一格,能詩文。其存世作品有《巖居圖》《明董其昌秋興八景圖冊》《晝錦堂圖》《白居易琵琶行》《草書詩冊》《煙江疊嶂圖跋》等。 著有《畫禪室隨筆》《容臺文集》《戲鴻堂帖》(刻帖)等。
人鑑十傳至汪良鍾(1573——1659),良鍾字伯英。明萬曆中太學生。他耽風雅,好讀書,曾“築別館西溪村口,匾以《菉竹》,與董其昌、秦京諸君子往來其間,徘徊乎四如之軒,相羊乎扶搖之閣,徒倚乎含香之亭。”
秦鎬字京,河南汝南人,刻意為詩,著有《頭責齋集》,袁中道(1570——1623)為之序。萬曆戊午(1618)二月,袁中道來歙任徽州府學教授。四、五月間的一天,他“往鄭村晤秦京”,時“京館於汪氏,即宋汪若海之後也。當徽、欽時,若海託麟以諫。後父子俱值秘閣,故有秘閣書院。汪太學酌予其中”。
汪太學便是良鍾,與袁氏也有直接交往。良鍾父汪壎(1538——1616),位元組之,號可齋,已前二年卒。袁氏為撰《明孝子可齋汪公墓表》,盛稱其孝,惜邑志闕載。
良鍾曾孫汪景晃(1666——1761),原名晃,字明若,號旭軒,“年二十二,棄儒術,操百緡以往,賈於浙之蘭溪,及艾而歸裡,則盡傳家事於其子,而一以施濟為己事。”故以義行著於郡邑。
景晃卒於乾隆辛巳(1761),年九十六。桐城劉大櫆(1699——1779)為撰《汪君墓誌銘》,中有云:“然府君非其仲子之賢,雖好施,未必如其志意也。”又曰:“府君既一以施濟為事,不復問家之有無,好施久而所入不足以供。仲君常拮据萬方以應其求取,而唯恐府君知之。府君遂稱心給舍,忘其家之非復曩時。”
原來景晃之所以能數十年如一日,耗費數以萬計堅持施濟,還是靠他的仲子繼承開拓家業,才得以維持“振窮濟困”的義舉。
景晃有三子,仲子汪泰安(1699——1761)字永寧,號磐石,泰安好讀書,每當“活事畢,則篝燈閱書史,至丙夜膏盡乃止。
先是梧鳳(泰安長子)學科舉之學,父見之,無一言及。及從遊方樸山、江慎修兩先生讀經史,治古文詞,父見之,乃大喜”這說明,泰安所希望於其子的,並不是由科舉以取功名,而是窮經研史,成為好學之士。泰安亦卒於乾隆辛巳,僅後其父五個月,年六十三。
泰安更具遠見卓識,在“振窮濟困”之餘,還“治田為園”為後人建立了一個讀書遊息的好處所,這就是不疏園。
皖派經學創始人江永先生曾館於不疏園,著述甚多,《四庫全書》收其所著書至十餘部,其中重要四部著作《算學》(原名《翼梅》)《鄉黨圖考》《律呂闡微》和《古韻標準》都是完成於館不疏園期間。
江永(1681年—1762年),清代著名經學家、音韻學家、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皖派經學創始人。字慎修,又字慎齋,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縣江灣鎮)人。生員出身,晚年入貢。博通古今,尤長於考據之學,深究《三禮》,撰《周禮疑義舉要》頗有創見。於音韻、樂律、天文、地理均有研究,戴震、程瑤田、金榜等皆其弟子。
園名不疏
不疏園是汪泰安一手經營建立的。為什麼取園名為不疏呢?
先君子治田為園,園北有堂,顏之曰不疏,蓋取陶詩《暫與田園疏》意而反之,亦欲使後之讀書其中者,常守厥志,不致苟於利祿。而饕餮於寵榮也。
《不疏》二字原是取為堂名,這與泰安平日教子為人和為學的思想是一致的。及園建成,便把《不疏》二字廣為園名了。
園始建於何時,文獻無明確記載。梧鳳仲子汪灼所撰《半隱閣賦》,序中有云:
先大父於南垞之偏,治田為園,顏之曰不疏,與陶淵明詩《暫與田園疏》之意異矣。又於西隅五丈地建半隱閣。閣半與四部之書樓通,半俯曲池之外,其形雖橢,亦足以偃仰棲息焉。先君子讀書其上幾三十年,洵可樂也。
《四部之書樓》,當為上述之《勤思樓》,其中貯有《二十四櫥書》。閣與樓相通,這是不疏園中最主要的藏書之所。梧鳳在閣上讀書幾三十年,若從梧鳳卒於乾隆辛卯起算,上數二十九年便是乾隆八年癸亥(1743),閣的落成當在是年以前,而園的始建當更早,大約可定在乾隆初。
大體說來,不疏園由興到廢也大約只有一百二十年;而從園毀到今,又大約經歷了一百三十多年。當日的樓庭花木之勝,早已無跡可尋。昔在故里,從年長者告知,韜廬之南,善繼堂之東,有竹林一片,菜圃一畦,即不疏園遺址。流光逝水,忽忽五十年,不知竹林菜圃依然如故否?
不疏園內的建置,可從汪灼《不疏園十二詠》知其大略:
(一)《六宜亭》 巴慰祖書聯:「雪月花時,宜酒宜詩宜畫; 山回水次,宜耕宜釣宜樵。」
(二)《別韻》 秀水鄭虎文書。灼有《人日別韻軒觀梅》七律詩一首,知「別韻」為軒。
(三)《拜經草堂》 宛平朱筠書。
(四)《松溪書屋》 讓堂程瑤田書。
(五)《山響泉》 桐城魯璸書。詩云:「疊石聳千峰 ,飛泉分兩道。」或為飛瀑假山。
(六)《勤思樓》密庵方輔書。詩云:「高樓何所有 ,二十四櫥書。」這是藏書樓。
(七)《雙桐得夏陰》 休寧東原戴震書。詩云:「綠影散空階,便生濠濮想。」當是一座桐蔭下的齋室。
(八)《竹北華南》 懷寧鄧石如書。詩云:「四壁盡書圍, 逼坐青氈破。」這也是一座藏書室。
(九)《半隱閣》 桐城劉大魁書。
(十)《聽雨》 淳安方楘如書。詩云:「菡萏亭亭立,芭蕉樹樹陰。雲根催雨足,散蕩最清心。」灼有《聽雨軒觀荷》七絕二首,當是荷池畔一小軒。
(十一)《不浪舟》 容甫汪中書。詩云:「風生流不生,醉臥孤舟隱。」可能這是一石舫。
(十二)《黃山一角》 方外老漁(汪灼別號)自書。詩云: 「柔風香暗發,先滿向南樓。」灼又有《登黃山一角樓觀梅放歌》七古一首。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小樓。
不疏園內散落著樓軒亭閣,書屋草堂,假山曲沼,其間自有幽徑相通,更有竹樹蔥蘢、花草扶疏相掩映。四季有花,宜雨宜晴宜雪。而更重要的是,園內還有豐富的藏書,真正是一所可供吟眺遊息的讀書園。
在歷史的長河中,徽派樸學大師雲集的不疏園還同時吸引了被後人稱為吳派樸學家及馳名海內的文辭學家往來期間,形成當時空前的學術交流的良好氛圍,使得不疏園成為當時學術研討的重要基地。隨著皖派漢學而名傳千古,它將永遠銘刻在歷史的豐碑上。
著名書畫家白伯驊先生為曲君麗女士造像,中央委員、原總後勤部政委張文臺上將為此作欣然題詩:“曲高和寡正陽春,君子風範眾人欽。麗花獨放真國色,好景怡人四季新。”
江門七子
汪中(1744---1794)在應汪灼之請而寫的<大清故貢生汪君墓誌銘>中,開頭有這樣一段話:
國初以來,學士陋有明之習,潛心大業,通於六藝者數家,故於儒學為盛,迨乾隆初紀,老師略盡:而處士江慎修崛起於婺源,休寧戴東原繼之,經籍之道復明。始此兩人自奮於末流,常為鄉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無以得書是時歙西溪汪君獨禮而致諸其家,飲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書。益招好學之士日夜誦習講貫其中。久者十數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業成散去。其後江君沒,大興朱學士來視學,遂盡取其書上於朝,又使配食於朱子。
戴君遊京師,當世推為儒宗。後數歲,天子修四庫之書,任領局事。是時天下之士益彬彬向於學矣。蓋自二人始也,抑左右而成之者,君信有力焉。
“貢生汪君”即梧鳳。這段話很重要,他概括地敘述了江戴之學的興起,而且首先當歸功於江永和戴震,但“左右而成之”的是梧鳳。其實,當時的不疏園主人是梧鳳之父泰安,“斥千金置書”的是他,禮聘江永和戴震來館不疏園教其子孫的也是他。梧鳳當然也起到玉成其事的作用。
於是在他父子的促成下,不疏園便成當時經學研究的中心。梧鳳以江為師,以戴為友,招來的“好學之士”有哪些人,又開始於何時呢?梧鳳自述雲:
吾友志相合,業相同,擇師而無不同者,休邑鄭用牧、戴東原,吾歙汪稚川、程易田、方晞原、金蕊中、吳蕙川數人而已。
這裡提到七人,加上梧鳳自己,不疏園同學諸子共八人。現以年齡為序,簡介如下;
鄭牧(1714——1792)字用牧,休寧合陽人。
汪肇龍(1722——1780)原名肇漋,字松麓,一字稚川,歙縣邑城人。
戴震(1724——1777)字慎修,號東原,休寧隆阜人。
汪梧鳳(1725——1772)字在湘,號松溪,歙縣西溪人。
程瑤田(1725——1814)字亦田,一字易田,五十字伯易,六十字易疇,號讓堂,又號葺荷,更號葺翁,歙縣邑城人。
方矩(1729——1789)又名根矩,字晞原,歙縣靈山人。
金榜(1735——1801)字蕊中,又字輔之,號檠齋,又號柘田,歙縣巖鎮人。
吳紹澤(1735——1789)字蕙川,歙縣西溪南人。
“傳江氏之學者”是鄭牧、汪肇龍、戴震、程瑤田、汪梧鳳、方矩和金榜等七人,而無吳紹澤。因為吳紹澤很快便轉向詞章之學了。所以同在不疏園從江永研習六經之學,而且後來在經學上各有所成的,實際上是七人。這就是江門七子。
梧鳳自述:“憶餘生二十五年,從遊淳安方樸山先生,後三年從遊婺源江慎修先生。”梧鳳生於雍正乙巳(1725)年,至乾隆已巳(1749)年二十五:後三年為壬申,從學江永當始於是年,這就是江永應聘來館不疏園的一年。
程瑤田在《五友記》中雲:“壬申夏,松岑言於其從祖之弟在湘,在湘因延東原至其家,以教其子。”可知戴震來館不疏園也在這一年。其餘五子,除鄭牧外,家均在歙,且距西溪均約十里。招之即來,當亦始於是年。故七子同集不疏園,從學於江永,當始於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是年江永七十二,同學七人,鄭牧三十七,汪肇龍三十一,戴震三十,程瑤田和汪梧鳳均二十八,方矩二十四,金榜十八。
由上可知,皖派漢學實發軔於歙縣西溪不疏園,時在乾隆壬申,即公元1752年。這在皖派漢學發展史上是永遠值得紀念的一年。
鄧石如先生往來於不疏園期間題寫十二景點之匾額《竹北華南》
鄧石如(公元1743---1805、清朝乾隆年間)安徽懷寧縣五橫鄉鄧家老屋人.號頑伯、完白山人、笈遊道人、古浣子等.是中國清代書法家、篆刻家、金石學家和文壇泰斗,經學宿儒,鄧派的創始人.後人評他的四體書法為清代第一人,稱之為"四體皆精、國朝第一".
江戴程金
江永字慎修,安徽徽州府婺源縣(今屬江西)江灣人,是一位學通天人的經學家。劉大櫆為撰《江先生傳》,在列舉他的著作之後,言其“生而好古,而窮不見用於世,則益專其心於遠稽遐覽,終身樂之無休暇。其於古之制度、名物,必參互而得其據證。”這扼要闡明江永治學的特點。博觀群籍,廣泛蒐集資料,以“參互”所得資料為“據證”,從而明辨“古之制度、名物”的是非正誤。這就是皖派考據學的基本精神。
這種治學的基本精神早在清初,吾歙黃白山生(1622——1696)實已開其先路。而江永以之專治經,便拓寬了在歷算、律呂、音韻、考工、地理等方面探古窮經的一條新路。隨後又得其弟子戴震、程瑤田、金榜的繼承而發揚光大。皖派漢學的始基便奠定於此。
江永館於不疏園,從壬申到戊寅,有七年之久。雖然這在他的一生中為時較短,但對他的學術進展,卻是一段重要時期。他與七子聚首一堂,有世不經見的圖書可供查閱,有“同志舊友”可與參商。這種條件是他過去所不易得到的。
江永平生的重要著作,收入《四庫全書》的有十四種,除《禮經綱目》和《近思錄集註》外,大都完成於壬申以後。其中《算學》(原名《翼梅》)《鄉黨圖考》《律呂闡微》和《古韻標準》等四種重要著作,都是完成於館不疏園期間,餘則完成於已卯返婺源故里以後。
這是他一生硯田耕耘的重要收穫時期。他在這幾年中,教學相長,可以博覽詳稽,與諸子相互辨疑解惑,訂誤求真,便開考明古之制度、名物、以疏通經義的一代學風,而其學又得七子以傳。這對完成他的千秋大業和創立皖派漢學,無疑都是十分重要的。
戴震來館不疏園,時年三十,在治學上具有一定根底,已寫出《六書論》、《考工記圖注》《爾雅文字考》和《屈原賦注》等著作。
《四庫全書》纂修官戴震先生曾問學於不疏園
戴震(1724年—1777年),清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哲學家、思想家。一字東原,二字慎修,號杲溪,漢族,休寧隆阜(今安徽黃山屯溪區)人,乾隆27年舉人,乾隆38年被召為《四庫全書》纂修官,與紀曉嵐一起編纂《四庫全書》。乾隆40年第六次會試下第,因學術成就顯著,特命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戴震治學廣博,音韻、文字、歷算、地理無不精通,又進而闡明義理,對理學家“去人慾,存天理”之說有所抨擊。其視個體為真實、批判程朱理學的思想,對晚清以來的學術思潮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次應聘來教梧鳳之子,正好江永也於同年來到西溪。於是他一面以《說文》教煇(時年七歲)、灼(時年五歲)識字,一面又與梧鳳等同從江永研求經學。他在乾隆乙亥(1755)入都以前,在不疏園至少已住了三年。
這期間,問業有良師,切磋有好友,正是一個進修的好機會。汪灼在所撰《四先生合傳》中敘述戴震與“先嚴同學不疏園,南東異室處。偶讀書有得,未嘗不來先嚴處,分塌坐,執掌談道,歡聲達牆外”。又記他好讀書,“與東方日俱起,所讀之書,五色燦然。終朝握管校禮經。為古文詞,不作一行草書。”這是戴震讀書不疏園的真實寫照。
他的《詩補傳》成於癸酉(1753),是館不疏園的第二年。他佐江永“商定《古韻標準》四卷、《詩韻舉例》一卷”,也在這三年中。從此,他開始音韻學的研究。“終朝握管校禮經”,自然會使他在經學研究上有長足的進步。
乾隆辛巳(1761),戴震第二次來館不疏園,與汪肇龍同教梧鳳之子習制舉之學,時煇十六,灼十四。在館時間大約延續到次年壬午赴鄉試以前。他有《再與盧侍講書》,寫於辛巳夏,是託程瑤田帶去面陳盧氏的,可證此時他在歙。這次在不疏園相處,大概只有他和肇龍、梧鳳三人。他們“久處昕夕無他語,語必經義;義疑輒辨,辯必力持不相下,則辯益疾”。很顯然,這種各抒己見、互相辯論的結果,自會促使他們為學的日益進步。
汪灼在《四先生合傳》中對戴震的功成名就寫了這樣兩句話:“先生名成於徵聘,而學之成源於兩館餘家”從壬申到辛巳的十年中,戴震兩館不疏園,生活安定,既教且學,又正當壯年,精力充沛,有豐富藏書可供博覽,便能“六經秦漢之書無不讀”並能隨讀研究,析疑義,明制度”,故“於諸經,所得獨多,為江門大弟子”。
因此,說他的學成源於兩館不疏園,應該是言得其實的。他對皖派漢學的開拓之功也將永遠不磨滅。而“其學與江相出入”故稱江戴之學。
江門七子在“業成散去”之後,都各有成就。在經學方面,除戴震外,以程瑤田和金榜為最著。
《國學大師文懷沙先生為不疏園題匾》
程瑤田詩文、書法都有較高造詣。“年來有志治經”自是從學江永以後,才從詞章之學轉向經學的。在治學方法上已使戴震自覺“遜其密”,足見他在就學不疏園期間,在“治經”上已打下堅實基礎。
他博學多能,而一生用力最勤,成就最大,仍在經學。“其學長於涵泳經文,得其真解,不屑屑依傍傳注。”所著《通藝錄》是他平生學術成就的總彙,集中反應他的學博而思深和治學的嚴謹,是皖派漢學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江門七子中年齡最小者為金榜。他來到不疏園從學於江永,得與諸子同習六經之學,打下治經的基礎。他“枕葄六經,尤邃於禮”。他自述“幼承義方治禮,宗鄭氏學;長而受學於先師江慎修先生,遂窺禮堂論贊之緒。其間採獲舊聞,或摭秘逸,要於鄭氏治經家法不敢誣也”。由此可略見他治學的嚴肅態度。所著《禮箋》,“詳稽制度,卓然可補江戴之缺”。這又是皖派漢學的一部重要著作。
故創始時期的皖派漢學,也可並稱為江戴程金之學。
松溪流遠
江門七子之一,不疏園主人汪梧鳳,逝世最早,卒年四十七。他在皖派漢學的興起和發展過程中起著組織和推動的作用,功不可滅。
他幼習舉業,工時文,方楘如選其文刻入《新安三子課藝》(另二子為鄭牧和戴震)。他從劉大櫆習詞章之學,工古文詞,所著有《松溪文集》,為文“清暢有法”。江永為其祖景晃作生傳,“即稱君與戴震俱研經學,有著述聞於遠近也”在經學上著有《詩學女為》26卷。然他原“亦意不專此,以子灼習詩,排日書示之,久而卒業,釐為若干卷”而成。
而“其中若律象、地理、人物、典制、音韻、鳥獸、草木、蟲魚之類,援據該洽,考核精審”,是一部具有皖派漢學特色的著作。
梧鳳仲子汪灼(1748——1821後),字漁村,幼從戴震學《說文》,有著紮實的基礎。及長,性耽書史,工詩文,兼擅繪事。著有《漁村文集》8卷、《漁村詩集》22卷。文集中《與劉海峰先生》、《與方希昉老丈書》、《與戴東原先生書》、《四先生合傳》等,都是極有關係之作。
他治經,主要在詩和音韻方面。今可見到的有《詩經言志》26卷、《毛詩周韻誦法》10卷、和《廣韻母位轉切》5卷。就上述三部著作而言,他不僅世其家學,也不愧為皖派漢學的傳人。
《中國書法大家李鐸先生為不疏園題匾》
最後要提到的是泰安的五世孫汪宗沂(1837——1906),字仲伊,號韜廬。生於道光丁酉,猶及見不疏園,而且“居園中數年,手披口誦,以夜繼書”,光緒庚辰(1880)成進士,年四十四,未仕而告歸。
“江南大儒”汪宗沂先生,汪採白先生祖父,汪宗沂先生是不疏園的最後一位主人,也是皖派漢學的最後一位傳人。近代著名山水畫家黃賓虹先生的老師。
生平“於九流百家之學,莫不旁推交通,以宣究得失,然所學仍在經”。“其治經大旨在群徵群經,以存已佚之經;集合眾說之長,以釋未佚之經”。故輯佚和註疏兩方面都有撰述。其著者有《周易學統》9卷附《十翼遺文》1卷、《三表說》3卷、《尚書今古輯佚》6卷、《逸禮大義論》6卷、《聲譜》、《律譜》、《禮樂一貫錄》各1卷、《詩經讀本》3卷、《孟子釋義》1卷、《孝經十八章輯傳》1卷。
幼習醫術,壯喜論兵,晚好道家言,亦各有著作。工詩文詞曲,又深研書法,有《韜廬詩》2卷、《黃海前遊集》1卷、《後緹榮南曲》1卷、《韜廬隸譜》1卷。他博學多能,學兼漢宋,著作等身,堪稱一代儒宗。
他受漢學於儀徵劉文淇,受宋學於桐城方宗誠,雖各有師承,然而家學淵源,自有較深的皖派漢學根基。劉師培稱其“覃研禮經,洞悉樂呂,克秉鄉先生江戴之傳”他是不疏園的最後一位主人,也是皖派漢學的最後一位傳人。而其治學的遺風,至黃賓虹(1865——1955)、羅長銘(1904——1971),仍可時見影響。
黃賓虹(1865——1955)中國近代山水畫著名畫家,為山水畫一代宗師。黃賓虹曾問業於不疏園主人“江南大儒”汪宗沂先生。
歙之西溪有不疏園。其主人汪漁邨素封好客,四方名士遊黃山者多館其家,黃仲則詩所稱好處都被君家佔也。婺邑江慎修先生居是園,著《鄉黨圖考》,假漁邨力以梓行。今松翁姻望世系同出蕭江,印成《黃山遊覽》一冊,遍徵題詠,好事不讓前人,樂得為遊黃山者之助。餘嘉其意為書數語於端。甲戌,黃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