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當前經濟增速持續放緩、煤炭需求萎縮且產能過剩、關閉煤礦的數量逐年增加，這對我國煤炭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構成較大壓力。為關閉煤礦或待關閉煤礦尋求可替代的新興產業，推動煤炭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已成為一項必要而緊迫的任務。
旅遊開發是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經濟轉型的重要渠道之一。英國曼切斯特市的北部地區、德國魯爾區、法國洛林地區等傳統老工業區，透過廢棄礦山旅遊開發基本實現了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我國自 2004 年開始探索利用廢棄礦山開展旅遊的實踐與制度建設，大力支援資源型城市旅遊開發：批准建立了 88 處國家礦山公園，出臺了《全國工業旅遊發展綱要（2016—2025 年）（徵求意見稿）》《“十三五”旅遊業發展規劃》《關於探索利用市場化方式推進礦山生態修復的意見》等多個政策檔案。我國煤炭資源型城市大多是“因煤而興”的城市，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形式多樣、各具特色的煤炭工業旅遊資源。這些旅遊資源價值不同，城市旅遊開發的基礎條件也有區別，因而我國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的旅遊開發潛力存在很大差異，相關旅遊開發的適宜性與開發模式也將不盡相同。在這一背景下，加強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的潛力測度、開發潛力型別識別及其開發模式研究具有現實意義。
目前國內外學者在工業遺產調查和保護、礦山旅遊資源開發價值與開發模式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 [2~7]；但從資源型城市視角出發、探討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測度的進展較為有限，且存在一些不足：①已有研究僅從“資源觀”的視角將礦山旅遊資源作為旅遊開發潛力評價的重點，缺乏對旅遊開發條件的研判，特別是對礦山所依託的外部條件認識有所欠缺；②在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模式方面的研究趨於增加 [8]，但較少從煤炭資源城市的視角出發來研究煤礦工業遺址旅遊開發模式；即便一些研究成果已有提及，也沒有將之與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聯絡在一起，無法為篩選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的開發模式提供科學依據。
Gunn 提出了旅遊開發潛力理論，將旅遊資源和開發條件作為旅遊開發適宜性評價的重要因素 [9]，為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的測度、型別識別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鑑於此，本文以煤炭資源型城市為研究物件，基於旅遊開發潛力理論，重點考慮礦山旅遊資源、礦山開發條件、城市開發環境等維度，開展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的旅遊開發潛力識別模型研究；面向重點煤礦，採用熵值法綜合評價多個礦山遺址的旅遊開發潛力並識別其潛力型別；提出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開發模式與發展建議，為推動煤炭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提供理論參考。
二、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模型
評價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的目的，是評判該城市是否具備發展旅遊的條件。在參考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基於旅遊開發潛力理論，構建了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模型（見圖 1）。
圖 1 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模型
模型的核心層是礦山遺址旅遊資源，這是旅遊開發的前提條件。按照價值等級的不同，礦山旅遊資源主要分為 3 類：工業遺產、礦業生產未擾動的自然人文資源、作為潛在旅遊資源的一般性土地資源。工業遺產的旅遊資源價值最高，表現為具有歷史、技術、社會、建築或科學價值的工業文化遺蹟 [10]，涵蓋煤礦露天坑、礦井生產建築、選煤廠、篩選廠、原煤裝儲 / 運輸系統、排水供水系統、通風系統、照明系統、動力裝置（如變電站、發動機房、泵房、壓縮機房、鍋爐房等）以及與煤礦相關聯的社會活動場所 [11]。工業遺產價值越高，對旅遊者的吸引力越強。
模型的中間層是礦山開發條件。煤炭開採直接破壞和佔用大量土地資源，對生態環境、礦山岩石、土層穩定性造成一定的影響；同時這些受損的土地在外部環境的侵擾下，極易引發礦山水土流失、礦山地表塌陷、採礦邊坡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 [12]。礦山遺址旅遊開發必須考慮場地生態環境質量和風險安全狀況。生態環境質量、風險安全狀況越好，則開發成本越低，越有利於旅遊開發。礦山遺址上的建築物質量是影響礦山遺址旅遊開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建築物結構的安全狀況越好、再利用修復成本越低，則旅遊開發潛力越大。此外，開發企業、地方政府、外來遊客、當地居民等多個利益主體均在工業遺產保護、利用和管理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各利益主體關係友好度和參與度將直接影響旅遊開發的可行性和經營效果。
模型的外圍層是城市開發環境。旅遊產業本身是關聯性強、對宏觀環境系統依賴和影響都很大的產業型別，其發展依賴於客源市場，執行涉及“吃、住、行、遊、購、娛”眾多部門和行業。礦山遺址旅遊開發需要廣闊的市場，並以完善的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體系為支撐。
本文基於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蹟旅遊開發潛力模型，本著遵循國際準則、體現中國特色的原則，參照《關於工業遺產的下塔吉爾憲章》（2003 年）、《都柏林準則》（2011 年）、《臺北亞洲工業遺產宣言》（2012 年）以及我國近些年來出臺的一系列準則和政策，構建了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測度體系（見表 1）。①在工業遺產維度，選取歷史價值、科技價值、審美精神價值、社會文化價值、觀賞遊憩價值 5 個指標來體現旅遊要素價值和資源影響力；②在礦山開發條件維度，選取生態環境質量、安全風險狀況、建 / 構築物質量、利益相關者關係等指標來反映礦山自身的開發條件；③在城市開發環境維度，選取經濟實力、交通區位、基礎設施、市場需求、旅遊業發展水平和政策支援 6 個指標，作為對礦山遺址旅遊開發的宏觀支撐條件。
表 1 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的測度體系
三、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測度
（一）資料來源
根據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 2020 年），目前我國共有資源型城市 262 個（煤炭資源型 73 個），其中成長型城市 31 個（煤炭資源型 14 個）、成熟型城市 141 個（煤炭資源型 33 個）、衰退型城市 67 個（煤炭資源型 23 個）、再生型城市 23 個（煤炭資源型 3 個）。由於缺乏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九臺市（現長春市九臺區）的資料，文中以剩餘 71 個煤炭資源型城市為研究物件，開展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測度研究。相關資料主要來源於《中國統計年鑑》《中國旅遊統計年鑑》《中國城市統計年鑑》以及地方誌等文獻資料。
（二）旅遊開發潛力測度
我國缺乏煤炭資源型城市工業遺產及礦山開發條件方面的統計資料，故本文主要開展工業遺產、城市開發環境兩個維度的測度研究。在工業遺產維度的測度方面，考慮到煤炭資源型城市的重點煤礦開採規模大、歷史悠久，相應工業遺產價值較高，故以重點煤礦開採年代的久遠性作為衡量工業遺產價值的評價標準：從近代煤炭工業出現到新中國成立期間（1840—1949 年），賦值 0.8~1.0 分；新中國社會主義煤炭工業初步發展階段（1949—1958 年），賦值 0.6~0.8 分；社會主義煤炭工業“二五”至“三五”發展階段（1958—1970 年），賦值 0.4~0.6 分；社會主義現代煤炭工業大發展階段（1970 年至今），對於重點煤礦賦值 0.2~0.4 分。
以此標準為依據，邀請 13 位行業內專家，對待研究的煤炭資源型城市進行打分。同時結合煤炭資源型城市重點煤礦工業遺產的儲存完好程度，適當地最佳化調整相應的賦值。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所依託的重點煤礦見表 2。
表 2 煤炭資源型城市與重點煤礦分佈情況
注：資料來源於地方誌、各地旅遊發展規劃、相關學術文獻 [17~19]、官方旅遊網站介紹和野外實地考察等。
選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公路、水運、民航客運量，城市道路面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文化、體育、娛樂業從業人數，分別作為城市經濟實力、交通區位、基礎設施、市場需求、旅遊業發展水平等指標的衡量變數。
採用熵值法對煤炭資源型城市旅遊開發潛力的各指標進行合成。首先採用“極差標準化”方式，對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的各指標資料進行標準化處理（處理後的數值區間為 [0,1]），相應計算公式為：
式（1）中，Xij 為第 i 個煤炭資源型城市的第 j 個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指標，
為標準化後的指標。
隨後，求解資訊熵值 ej 與資訊效應值 dj：
式（2）中，K 主要與煤炭資源型城市數量 m 有關。在 m 個樣本處於完全無序分佈狀態時，Xij = 1/m, K = –1/lnm。資訊效應值 dj 為 ej 與 1 的差值，dj 值越大，表明指標越重要。
最後，求解第 j 個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的權重和第 i 個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的旅遊開發潛力：
採用熵值法，分別求得 71 個城市開發環境維度的開發潛力，涵蓋工業遺產價值、城市開發環境維度在內的綜合開發潛力（見表 3）。煤炭資源型城市在工業遺產、城市開發環境、綜合開發潛力三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城市開發環境維度的開發潛力排名前十位的城市為：徐州、邯鄲、濟寧、邢臺、鄂爾多斯、棗莊、張家口、焦作、畢節；綜合潛力排名前十位的城市為：徐州、邯鄲、棗莊、邢臺、焦作、張家口、大同、淮南、平頂山、撫順。
表 3 煤炭資源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的識別結果
（三）旅遊開發潛力的空間分佈特徵
運用 ArcGIS10.1 軟體的“密度分析”功能模組，對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進行核密度分析，以進一步探究相應旅遊開發潛力的空間分佈特徵。在計算過程中，將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視為 population 欄位，根據重要程度不同賦予某些要素以更大的權重。核密度分析法一般設定為：在某點 x 處，f(x) 由 Rosenblatt-Parzen 公式來計算：
式（4）中，
為核函式，h>0 為頻寬，x–xi 為估值點 x 到事件點 xi 的距離。
為獲得較佳的效果，分析過程多次設定搜尋半徑（200 km）來進行數值試驗。在全國範圍內，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的空間分佈具有集聚性特徵，呈現出“兩核、三中心”的空間格局。“兩核”為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的高值區，其一分佈在華東地區北部，圍繞著棗莊、濟寧、徐州、淮南、淮北等城市；其二分佈在華北地區南部和中南地區北部，圍繞著張家口、邯鄲、邢臺、焦作、晉中、陽泉、大同等城市。“三個中心”主要指東北北部、遼中南、江南中部；東北北部圍繞著雞西、鶴崗、雙鴨山、七臺河等城市，遼中南圍繞著撫順、阜新、遼源、北票等城市，江南中部圍繞著萍鄉、冷水山、漣源、資興等城市。
四、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模式選擇
（一）旅遊開發潛力型別
各類資源型城市的煤礦資源稟賦不同，相應礦山遺址旅遊開發的條件和適宜度也有差異。為明確我國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的旅遊開發模式，參照自然間斷點分級法，分別將工業遺產價值、城市開發環境兩個維度潛力劃分為高值和低值兩個層次，分界值分別為 0.602、0.272。據此獲得 4 種城市旅遊開發型別：高價值高潛力型城市、高價值低潛力型城市、低價值高潛力型城市、低價值低潛力型城市。
（1）高價值高潛力型城市包括六盤水、張家口、邢臺、邯鄲、大同、長治、雞西、淮南、三門峽、鶴壁、平頂山、阜新、撫順、遼源、淮北、萍鄉、棗莊、焦作、通化、徐州 20 個城市。
（2）高價值低潛力型城市包括永城、陽泉、晉城、忻州、晉中、廣元、鶴崗、雙鴨山、七臺河、銅川、石嘴山、霍州、北票、新泰、資興、冷水江、漣源、合山、華鎣 19 個城市。
（3）低價值高潛力型城市包括鄂爾多斯、畢節、昭通、榆林、霍林郭勒、靈武、臨汾、運城、呂梁、宿州、亳州、濟寧、婁底、達州、渭南 15 個城市。
（4）低價值低潛力型城市包括朔州、錫林浩特、禹州、哈密、阜康、安順、平涼、古交、調兵山、登封、新密、鞏義、滎陽、綿竹、烏海、耒陽、孝義 17 個城市。
（二）旅遊開發模式的優選
不同型別的煤炭資源型城市，適合的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模式不盡相同。旅遊開發模式的優選，涉及市場服務範圍、旅遊產品等方面（見表 4）。①明確旅遊服務的客戶群體，當地居民、外來遊客或是主客共享。②確定旅遊產品的開發主題，這依賴於廢棄礦山旅遊資源的型別及價值水平，可以是工業遺產、自然人文旅遊資源，也可以是人工主題景觀。
表 4 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模式
高價值高潛力城市的工業遺產的資源價值高，外部開發環境好。這類城市應注重利用煤礦工業遺址打造以工業遺產為依託，以追求經濟和社會效益為目標的旅遊產品。具體開發模式有國家礦山公園、博物館、休閒遊憩旅遊綜合體等，服務的目標群體以外來遊客為主，以當地居民為輔。例如，國家礦山公園模式在保護工業遺產的前提下，以展示礦業遺蹟景觀為主題，形成集遊覽觀光、工業憶舊、科學考察、科學知識普及為一體的地域空間，具有良好的經濟和社會綜合效益。
高價值低潛力城市工業遺產的資源價值高，但外部開發環境差。這類城市可以利用煤礦工業遺址打造以工業遺產為依託，以追求工業遺產保護為目標的旅遊產品。具體開發模式有博物館、公共遊憩空間等，服務的目標群體以當地居民為主，以外來遊客為輔。例如，公共遊憩空間模式以工業遺產保護為前提，以廢棄礦山生態恢復與重建為基礎，透過功能重構和場地風貌的景觀再造，為當地居民提供休閒和娛樂場所。
低價值高潛力城市工業遺產的資源價值低，但外部開發環境好。這類城市應注重利用煤礦工業遺址打造以人工主題景觀為依託，以追求經濟效應為目標的旅遊產品。具體開發模式有文化創意園區、商業服務中心等，形成的旅遊目的地成為主客共享的遊憩空間。例如，文化創意園區模式利用礦山遺址的工廠建築物、生產設施等，引入“創意、藝術、時尚、高科技”等元素對周邊環境進行整治與改造，從而衍生出高附加值的旅遊產品。
低價值低潛力城市工業遺產的資源價值低，且外部開發條件差。這類城市可針對特殊興趣的小眾群體，開發科考型、探險型等形式的旅遊產品。例如，利用廢棄礦山嚴重破壞的生態結構、地質剖面、古採礦遺址、典型地質災害遺蹟、現代礦山與典型礦床等，開發研學旅遊產品，為生態修復、地質研究、採礦學等方向的研究者提供實習實驗的場所；利用廢棄礦山形成的特殊地物地貌，開發礦山探險、礦難逃生等旅遊產品。
（三）跨區域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模式
在礦山遺址旅遊開發的過程中，打破區域壁壘，將多個遺址整體開發、有機串聯，這是跨區域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模式的核心內容。我國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空間分佈所具有的“兩核、三中心”集聚特徵，為跨區域礦山遺址旅遊開發創造了基礎條件。依託煤炭資源型城市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共同文化背景、產業內在關聯性，可以打造不同主題的跨區域旅遊開發模式。
一是以工業文化為主線，整合多個具有相似或相關文化背景的礦山遺址旅遊資源，形成富有特色的旅遊功能區。例如，依託我國“一五”時期蘇聯援建的 25 個煤炭工業專案，串聯鶴崗、雞西、雙鴨山、遼源、阜新、撫順、通化等東北地區城市以及大同、平頂山、焦作、淮南、銅川等中西部地區城市，形成以突顯“一五”時期煤炭行業成就為核心的礦山遺址旅遊功能區，充分展示煤炭資源型城市的煤炭開採歷史與旅遊資源。
二是以產業鏈為主線，沿著“開採–洗選–發電–高能耗產業”的產業環節，延伸形成基於產業關聯的跨區域礦山遺址旅遊帶。例如，依託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的原料運輸、產品銷售及物料遷移路線，串聯重慶、黃石、萍鄉等重點城市，形成“漢冶萍”多元工業遺產旅遊帶。
五、結語
（一）研究結論
本文從旅遊資源、礦區開發條件、城市開發環境等維度，構建了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測度模型以及評價指標體系，拓展了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測度相關方法，對我國礦山遺址旅遊開發實踐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研究發現，徐州、邯鄲、濟寧、邢臺、鄂爾多斯、棗莊、張家口、焦作、畢節 10 個城市位居開發環境維度的開發潛力排名前列，徐州、邯鄲、棗莊、邢臺、焦作、張家口、大同、淮南、平頂山、撫順 10 個城市位居綜合潛力排名前列。
完成了我國 71 個煤炭資源型城市的旅遊開發潛力型別識別，梳理出了高價值高潛力型、高價值低潛力型、低價值高潛力型、低價值低潛力型 4 類城市，探討了不同型別城市在服務群體和開發產品方面可採取的開發模式。
我國煤炭資源城市礦山遺址開發潛力空間格局呈現“兩核、三中心”的集聚特徵，可依託工業文化或產業鏈主線來構建跨區域礦山遺址旅遊功能區和旅遊帶。
（二）發展建議
第一，結合城市旅遊資源開發潛力，選擇相應的開發模式。我國煤炭資源型城市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潛力存在很大的差異性，應立足於資源稟賦、礦區開發條件、城市開發環境，因地制宜地探索多功能、多產業融合的旅遊發展創新模式，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旅遊產品、跨區域旅遊帶，規避“千城一面”的發展問題。
第二，編制礦山遺址旅遊開發規劃，實現礦城一體化發展。將礦山遺址旅遊開發納入煤炭資源型城市發展規劃，與城市更新建設統籌考慮，與城市文化提升和空間融合同步發展。在城市總體規劃框架下，促進煤礦工業遺址旅遊資源、周邊自然人文旅遊資源的整合利用，激發旅遊產業與其他關聯產業的借力和轉化。煤礦工業遺址發展為與城市文化相協調、建築風格相一致、生產生活生態功能相補充的休閒遊憩空間，推動礦城一體化發展。
第三，探索實施“政府主導、多方合作”的礦山遺址旅遊開發新機制。因前期投入資源大、後期維護成本高，僅憑一方之力，礦山遺址旅遊開發及其經營管理是難以為繼的。建議積極發揮政府在廢棄礦山遺址旅遊開發中的引導、扶持與公共服務的作用，大力引入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等開發模式，探索政府、礦山企業、社會投資方、公眾等多元主體參與的合作機制，形成合力以共同推動關閉煤礦轉型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