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位來自美國陸戰部隊的一名退役高射炮士兵，懷著對中國的嚮往，遠渡重洋來到了上海，這名士兵名為沙博理。
但讓他沒想到的是，這番中國行，徹底改寫了他的人生軌跡，並且將沙博理與我國的翻譯事業牢牢地聯絡在一起。
在中國，沙博理不僅娶了一個漂亮的演員妻子，而且定居中國，1963年還成功加入了中國國籍，成為最早一批加入我國國籍的外國人之一。
此後多年，沙博理潛心於翻譯事業，翻譯了數百部中國文學作品，並且獲得了“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士兵出身，痴迷中國文化
沙博理原本是一個猶太人，出生在美國紐約，曾在聖約翰大學讀法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20歲出頭的沙博理萌生了參軍的念頭。
在與父母商量後，沙博理應徵入伍，成為了陸軍部隊一名高射炮士兵，投身於反法西斯戰爭中。
在部隊，沙博理表現優異，屢次獲得表彰，上級對他也頗為青睞。不久後，為了解決軍隊在戰場上的交流問題，美軍方準備派遣一些士兵學習中文和中國歷史文化，沙博理幸運地成為了其中之一。
在接觸漢語和中國文化後，沙博理很快被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所吸引。書本上的介紹，讓沙博理在心中描繪出一幅多姿多彩的中國圖畫。這次學習，讓沙博理徹底迷上了中國文化，甚至於在戰爭結束後，退役的沙博理特地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中國歷史。
一年多以後，沙博理按捺不住內心的嚮往，決定到中國看一看，親眼目睹一下書中描繪的東方古國。
這年四月，沙博理帶著僅有的200美元和一些行李，隻身來到上海。來到上海後，沙博理很快發現，這裡與他想象中的中國大相徑庭。
彼時的中國，正在經歷解放戰爭，國內處於戰火硝煙中，社會動盪不安，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參差不齊，這種種跡象，都讓沙博理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落差。
但是沙博理並沒有選擇離去，因為他遇到了一個改變他命運的人，這個人就是他的中國妻子——鳳子。
鳳子本名為封季壬，筆名為“鳳子原”，故又稱封鳳子。在認識沙博理之前，鳳子就已經是上海的一位著名演員，同時還是畢業於復旦大學的高材生，在就讀大學期間，就曾主演過《雷雨》、《日出》等話劇，是上海文藝界的活躍人物。
正是在她的幫助下，沙博理的漢語水平有了突飛猛進的進步，而且在對中國文化的瞭解上也更加深入。鳳子的出現，讓沙博理決定留下來。
晚年的沙博理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曾說：“正是因為鳳子，我才決定留在中國，才能適應並心滿意足的生活，她就是我的全部。”
不久後，沙博理正式為自已取了中文名，“博理”取自“博學明理”，意為他要做一個博學明理之人。
在和鳳子認識後的第二年，兩人便結為夫妻，在那個“跨國婚姻”少之又少的年代，沙博理和鳳子兩人，共同演繹了一段令人羨慕的跨國戀。沙博理曾說：因為鳳子，我愛上了鳳凰，也愛上了中國龍，鳳子就是我的鳳凰。
鳳子除了演員的身份外，還是一名為我黨工作的革命志士，並且在妻子的感召下，沙博理也加入到我黨的革命行動中。他的外籍身份，宛若一把保護傘，讓沙博理得以在後勤方面，給予了我黨很大的支援。
1949年10月1日，在開國大典上，沙博理和鳳子受邀登上天安門，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這次登上天安門，晚年的沙博理曾回憶說，這是他和鳳子共同經歷過的最難忘的事。
紮根翻譯事業，潛心多年成就頗豐
婚後的沙博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開始嘗試接觸翻譯事業。他將目光瞄準了名著以及知名小說，他希望將它們翻譯成英文，傳播到西方，使我國的文化走出中國。
沙博理翻譯的第一本著作是《新兒女英雄傳》，這本書是在他參加完開國大典不久後，才開始著手將它翻譯成英文，經過幾年的潛心鑽研，1952年，沙博理的《新兒女英雄傳》英譯本正式在紐約出版。
而這本書也成為了他眾多翻譯作品中，最早進入美國的作品之一。
在完成這部書的翻譯後，上級領導將沙博理調入了對外文化聯絡局擔任翻譯，從事《中國文學》雜誌的漢英翻譯工作。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沙博理筆耕不輟，將我國的許多著名小說文學作品翻譯為英文，比如巴金的長篇小說《家》、老舍的《月牙兒》、茅盾的《春蠶》等等。此外，沙博理還翻譯了大量的“紅色”書籍，如《保衛延安》、《平原烈火》、曲波的《林海雪原》、高雲覽的《小城春秋》等等。
在此前，曾有領導問沙博理，中國的文學作品中，他最喜歡的是哪種型別。沙博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武俠小說！
沙博理認為，在中國的武俠小說中，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血性隨處可見，對於經歷過戰爭的他來說，這種血性是十分難得的。
在沙博理翻譯的眾多作品中，當以《水滸傳》最為出名。在《水滸傳》眾多的英文版中，沙博理翻譯的版本，被公認為兼具“信、達、雅”的最佳之作，也正因此，沙博理獲得了“中國文聯最高翻譯獎”。
攻克《水滸傳》翻譯難題，兼具信、達、雅
在上世紀60年代，為了在海外傳播我國的歷史文化和文學作品，提高國家軟實力，我國外文局規劃，採用了中外合作翻譯的方式，將四大名著翻譯為英文並出版。
其中《紅樓夢》的翻譯工作，由翻譯家楊憲益和妻子戴乃迭完成；《三國演義》的由美國的漢學家羅穆士和我國的任家禎負責；來自英國的漢學家詹納爾和我國的湯博文負責《西遊記》的翻譯；《水滸傳》則由沙博理和湯博文完成。
在被委任翻譯《水滸傳》的重擔時，沙博理欣然接受。但開始著手《水滸傳》的翻譯工作後，沙博理和搭檔葉君健才發現，這或許是他接觸翻譯事業以來，遇到過的最大挑戰。
《水滸傳》流傳著許多版本，有金聖嘆的70回版本，也有容與堂的100回版本，還有劉興我的115回版本，更有袁無涯的120回版本。
所以，以哪個版本作為翻譯的底本，是沙博理面臨的第一個難題。經過一番研究，沙博理最終選用了100回的版本，不同的是，前70回他使用的是金聖嘆的版本，後30回則使用的是容與堂的版本。
確定了底本後，又一個難題擺在了沙博理的眼前。
相比於此前翻譯的小說作品不同，《水滸傳》的原本完全是用文言文寫就的，這對於沒有學習過文言文的沙博理來說，幾乎相當於重新學習一門語言。
其次，《水滸傳》中的108將，每一個都有各自的綽號，如及時雨、花和尚、智多星等，這些淺顯易懂的綽號倒好理解，翻譯難度不算很大，但是比如一丈青、浪裡白條、立地太歲這些，想要用英文表達出具體含義，難度可想而知。
這些中國人一看就懂的詞語，對於沙博理來說，無異於難上加難。更重要的是，在原文中，一個微小的動作，都能體現出人物的性格和身份特點，如“抿了一口茶”與“喝了一口茶”，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表達的意思卻迥然不同。
此外，在翻譯的過程中，沙博理還發現了原著中存在的錯誤，比如14世紀的服裝、武器、衙門機構，竟然出現在了12世紀的時代背景中；再譬如有些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不相符；還有身為江浙人士的作者，把自己老家的方言，安插在了山東角色的口中……
這些作者失誤犯下的紕漏，沙博理都一一改正，而且鳳子也給了沙博理很大的幫助，夫妻兩人經常就一些地名、官職名的翻譯進行研討，並且還找到很多好友一同探討。
沙博理夫妻的多年好友司徒新梅的女兒，就曾回憶到：小時候在沙叔叔家裡，經常可以聽到沙叔叔和父親一起商討《水滸傳》中詞語的翻譯。
在翻譯中，沙博理秉持著一條原則，這或許也是為何他翻譯的《水滸傳》能廣受歡迎的原因，他說：“翻譯的時候不能直譯，應該把原文的意思吃透再透翻譯成英文，應該做到“傳其神”，而不應該限於“形”。”沙博理的這種翻譯理念，得到了共同工作的其他學者的一致讚譽。
除了詞語的翻譯，在四大名著這類章回小說中，在每一章的開頭，一般都會有兩句七言或八言絕句，高度概括這一章的內容，如《水滸傳》第一回“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
這種方式是在多年的評書藝術發展中，逐漸演變而來的，目的是讓聽眾更好地理解內容。但是在翻譯時，沙博理堅持認為，應該刪掉這樣的章節名。
這種做法自然引來了許多國內翻譯者的反對，但是沙博理對此解釋到：章節名的出現，是為了古時方便聽眾更好地理解，翻譯成英文傳到西方後，這樣的邏輯與西方文學差異很大，況且每一章都在開頭概括一遍沒有必要。
於是在接下來的翻譯工作中，沙博理果斷地刪掉了所有的章回名。這種舉措在當時可謂是突破性的，因為在當時，四大名著的翻譯作為政府規劃，多多少少帶有一些政治色彩。
所以，對於四大名著這種經典著作，沙博理的大膽刪改，是非常有魄力的舉措。
除了章回名，在書名的翻譯上，同樣也為沙博理帶來了很大的困難。起初，沙博理準備將書名翻譯為“Marsh Chronicles（水滸紀事）”，但是經過思考，他認為書名的翻譯應當吸引讀者，便更改為“Heroes of the Marsh（草莽英雄）”。
但是一位上級領導聽聞後，提出了不同意見，這位領導認為韃靼人反對封建王朝是正義的，宋江奉了朝廷的命令消滅韃靼，是“叛徒”。沙博理把“Heroes”改為“outlaws（無法無天的人）”，這才讓領導滿意。
但是有意思的是，“outlaws”在英語中，往往被看做褒義詞，主要含義其實是“挺身而出，反抗壓迫的民間英雄”，可以說，沙博理在這裡給領導下了個套。
在後來的幾年中，由於受到時局因素的影響，《水滸傳》的英文譯名前前後後更改過許多次，光是“Marsh”這個詞，從複數“Marshes”改成單數，就經過了數次討論。
最終在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水滸傳》英文版，英文名稱正式被確定為“Outlaws of the Marsh”。
這個版本進入西方後，得益於沙博理的出色翻譯，特別是在體現人物性格特點等細節之處的翻譯十分巧妙，此書受到了西方文學界和翻譯界的一致好評。
沙博理的老師、哥倫比亞大學中文系主任傅路德在讀完翻譯版的《水滸傳》後，給出了高度評價，稱讚沙博理在翻譯細節之處的巧妙，但沙博理看來，這是老師給自己的譯本打了一個及格分而已。
沙博理曾經寫下過這樣一段話：翻譯中國文學不僅僅是我的職業，這是我的愛好興趣，透過它，讓我有機會去“認識”更多的中國人，到中國各地體會不同的歷史文化，這可能比我幾輩子可能做的事還要多，中國有一句古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想我應該體會到它的含義了。
首批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之一
自從1947年來到中國後，沙博理便把中國看做是家鄉，為之熱愛和付出，但是遺憾的是，沙博理此後16年間始終沒能正式加入中國國籍。
直到1963年，經過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批准，沙博理得以正式加入中國國籍，成為一名真正的中國人。從此以後，在許多場合特別是對外場合中，沙博理十分強調自己不再是“國際友人”，而是一名真正的中國人。
作為中國公民，沙博理時刻關心著我國的發展。在他的桌上，經常放著一本《毛主席語錄》，書中被他密密麻麻地註釋，還圈出不少重要的句子，沙博理曾說：“中國共產黨和群眾的關係，是我見過的最親密的關係，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的法寶。”
其實早些年，沙博理還曾參與過翻譯毛主席的詩詞中。1974年和1976年，沙博理曾先後兩次參與到《毛主席詩詞》的英文翻譯中來，並且作為評定專家，對翻譯中的一些紕漏和失誤，及時提出了妥善的修改意見。
1996年對於沙博理來說，是最難忘的年份之一。
這一年，與他相濡以沫50年之久的鳳子與世長辭，享年84歲，沙博理失去了摯愛。
此後，沙博理經常對著妻子的遺作發呆，常常一看就是一個下午，回想起這50年的風風雨雨，沙博理感慨良多。
時過境遷，轉眼來到了新世紀，沙博理也在中國定居五十多年，在談及是否懷念老家時，沙博理說到：“隨著時間的發酵，我越發地把中國看作我的家鄉，雖然我曾經是美國人，而且我也並沒有失去我的‘美國味’，但是對我來說，美國是我前半生的家，中國則是我永遠的家，這一點永遠都不會變。”
2010年12月3日，中國翻譯協會為了表彰沙博理等翻譯家做出的貢獻，為95歲的沙博理和著名翻譯家許淵衝、草嬰等人，頒發了“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在該獎項設定的五年中，此前只有國學大師季羨林和我國翻譯事業的先驅楊憲益獲得過該獎。
無獨有偶，在2011年4月2日，由鳳凰衛視聯合海內外多家知名媒體共同評選的“年度影響世界華人大獎”中，最受矚目的“終身成就獎”也由沙博理摘得，在此前，獲得這一獎項的有錢學森、袁隆平、楊振寧以及金庸。
對於獲得這個“終身成就獎”，96歲的沙博理很開心，在發表獲獎感言時，他說：“我熱愛中國，中國就是我的家，我是中國人，我的根也在中國。”
結語
沙博理致力於漢英翻譯事業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累計翻譯了198種譯作，內容涵蓋了古典名著、文學小說、毛主席詩詞等等，他也被譽為“翻譯英雄（ Hero of translation）”。
2014年10月，沙博理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9歲。“試問嶺南應不好，此心安處是吾鄉”，正如蘇東坡寫的這句詩一樣，安心之處，便是故鄉，中國便是沙博理的安心之處，也是他永遠的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