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的基建法案在最後臨門一腳，被民主黨的一名“叛將”搞砸。拜登一萬七千五百億美元國內基礎建設法案功虧一簣，被西維珍尼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曼欽(Joe Manchin)倒戈所害，前途未卜，讓民主黨人都扼腕不已。
但較早前眾議院另一項有關美國的軍費預算案，兩黨卻高度一致，最後以三百六十三票對七十票的巨大比數透過，並且還將原來預算的金額加碼，增加了二百四十億美元，共達七千六百八十億美元。如此慷慨的撥款，背後是美國強大的軍事凱恩斯主義的勢力，要推動軍工企業的力量，煥發內部的經濟飆升，再加上美國的量化寬鬆，不斷印鈔票，更加使得軍事凱恩斯主義如虎添翼，如猛虎出柙，銳不可當。
這也成為美國外交危機。外交政策背後往往是軍工企業的利益，而美國的外交決策與國防官員與他們的親屬，很多都持有軍工企業的股票，或是擔任它們的顧問，存在龐大的政治經濟的利益輸送，毫不避嫌，而是在專業與愛國的名義下，推動軍工企業的利益。
當前拜登的軍事預算位元朗普離任時的預算還要多三百億美元，龐大的軍費背後的動力就是要準備隨時打仗。五角大廈的腹案是要讓美軍有能力在東西兩線同時作戰，彼此兼顧，而無所偏廢。這在現實的環境就是同時與中國和俄羅斯作戰。
因而美軍在臺海和烏克蘭的危機中，都摩拳擦掌。美軍背後就是寡頭的軍火商集團，它們誓言要開發更多與更新的武器，要確保美國永遠保持軍事上的壓倒性優勢。
面對中國近年在軍事上的創新，美國充滿焦慮感，在很多關鍵的領域上落後，尤其在太空武器、超音速洲際導彈等，中國都突飛猛進，美國相對地缺乏創新的軍工產品出現，包括在人工智慧、無人機、機械人等發展，美國的創新能力都不如中國。
戰爭的決定因素是人，美軍現在的募兵制很難找到最優秀的人才。參加美軍的兵員很多都是底層的黑人與拉美裔，教育水平不高，對於現代化戰爭所要求的高智慧人才都深感缺乏。這也導致美軍普遍的焦慮感。來自全球的新移民，往往成為被徵兵的物件。而廣徵各方的高階人才，也要付出更高的待遇，這成為五角大廈的經濟負擔。
也許凱恩斯自己也沒有想到，凱恩斯主義會成為軍工企業的經濟基礎。他在一九四六年去世前，軍火商還沒有如此肆虐。但美國登陸諾曼底的指揮官﹑後來出任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就見識到軍火商在背後操縱政治的厲害之處。他在一九六一年離任演說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軍火商已經成為一個軍事工業綜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國民須嚴加防範，不要讓這些軍火商的利益凌駕國家利益。
這番警世之言經常在美國知識界被提起，警惕不要讓這些唯利是圖的財團來主導美國的對外關係，以愛國主義的名義來販賣死亡。艾森豪威爾從總統的高度，發現了這龐大的利益鏈條正在主導美國的外交政策，導致“死亡販子”推動美國子弟兵走向戰場。
美國媒體也發現，五角大廈的官員與軍工集團的關係千絲萬縷。退休的將軍與國防高官都被軍火商財團吸納為董事或顧問，或是家屬投資這些財團的股票，利益輸送肆無忌憚。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二零一六年退役後就加入最大的雷神軍火商擔任董事，而五角大廈是最大客戶。前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離任後擔任通用公司軍火製造部門顧問，年薪高近一百萬美元。
歷史學家發現，美國自建國二百四十五年以來，共發動戰爭二百二十多次，可說是每一年都接受戰火的洗禮，讓美國政府成為永遠不停止的戰爭機器。機器的背後就是官商勾結的強大力量。
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中，美國視中國與俄羅斯為最大的假想敵，而中國軍事實力在過去十年間飆升增長，讓美國極為忌憚，要在各個領域加以壓制，但中美之間卻在產業鏈上彼此依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國無法與中國脫鉤，被美國右派批判，美國經濟簡直是“與敵同眠”。
這都成為美國軍事決策者的難題，五角大廈這些年發現，中國製造的大疆無人機產品價廉物美，還有不少美國產品所沒有的功能，但美國政府當局加以部分禁運，美軍無法全面進口。最近美國甚至是全面對大疆加以制裁，並刺激美國要投下更多的經費來開發更厲害的武器。
美國的軍事征途，與資本的征途，一體兩面，背後是軍事凱恩斯主義的體現，主導了美國的外交政策，販賣美國人的焦慮，也販賣美國人的死亡。必須將軍工綜合體的利益鏈條曝光，才可以找到世界和平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