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斌
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社會工作學院）黨委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民委首批“民族問題研究優秀中青年專家”。研究方向：近現代西南民族關係、西南邊疆與東南亞跨境民族史研究。著有：《歷史上雲南文化交流現象研究》《百越民族發展演變史：從越、僚到壯侗語族各民族》。
王興宇
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摘要：東漢王朝在西北邊疆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反覆的進入與退出，本質上與王朝國家統治者在“守中治邊”和“守中棄邊”邊疆治理戰略思想上的交替變化有關。在此過程中，東漢王朝不時利用西北邊疆民族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抵禦匈奴的滲透與攻擊，這是“華夷一體”“守在四夷”邊疆治理思想在西北邊疆的實踐，發揮了西北民族在守土固邊中的作用。當然，東漢王朝對西北邊疆治理策略的選擇及得失，在很大程度上與任用的“邊吏”作用發揮情況密切相關。
關鍵詞：東漢；西北邊疆；守中治邊；守中棄邊；守在四夷
東漢王朝承接秦和西漢以來的大一統格局，又開啟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民族大量內遷之態勢，是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的重要時期。並且，在東漢王朝與周邊民族的關係方面，西北地區的匈奴與漢的關係仍然佔據著重要地位。總體來看，整個東漢時期西北邊疆的民族關係是複雜的，除了與匈奴的關係之外，西北邊疆內部各民族也因為各自的利益發生矛盾衝突，東漢王朝一方面要解決西北邊疆各民族內部的矛盾衝突，另一方面在“守在四夷”的邊疆治理思想指導下，也調動西北邊疆民族的軍事力量參加防禦和反擊匈奴的進攻。而西北邊疆民族的政治首領，則在匈奴與東漢王朝之間左右徘徊，因此，東漢時期西北邊疆民族關係顯得十分複雜，內部也有諸多的矛盾衝突。在此背景下，治邊官吏往往採取“交遠攻近”的策略解決西北邊疆民族內部的矛盾衝突，取得了一些經驗和教訓。總之，對東漢王朝治理西北邊疆策略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和認識在民族關係複雜的多民族地區如何進行有效治理的問題。
目前，就東漢時期西北邊疆治理相關的研究成果來看，主要有以下幾類：
第一類，直接以東漢王朝西北邊疆治理相關議題為研究內容的成果。主要有高榮《東漢西北邊疆政策述評》、崔永強《班超與東漢中期的西北邊疆經略》、閆忠林等《論班勇經營西域之方略——管窺東漢王朝的西北邊防（西域）戰略》、李正周《東漢“三絕三通”西域與“羌禍”之關聯》、《東漢與西域關係述考》、於沙沙等《東漢西域屯田“三廢三置”與西北邊疆安全研究》、楊秀清《論東漢對羌族的政策》、趙海清《東漢處理羌患問題的徙邊政策析論》、靳進《東漢安帝時期的邊疆危機》、李三謀《東漢王朝的治邊經略》、付火水《東漢的邊防政策》等。這類成果或就東漢王朝在西北邊疆政策的總體情況進行評述；或就東漢王朝某一時段、某一人物經營西北的策略進行研究；或就東漢王朝治羌政策的西北因素進行分析。但這些成果都沒有把東漢王朝西北邊疆治理，既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又具體來分析其中的演變與發展，也很少把東漢王朝在西北邊疆的治理策略與“邊吏”任用及古代治邊思想聯絡起來進行歸納研究，多為歷史事實的陳述。
第二類，與漢代或秦漢邊疆治理、邊疆民族相關的研究成果，涉及東漢時期西北邊疆治理的內容。主要有李大龍《兩漢時期的邊政與邊吏》、木芹《兩漢民族關係史》、江娜《漢代邊防體系研究》、謝紹鷁《秦漢西北邊地治理研究》、王力《兩漢王朝與羌族關係研究》、胡志磊《漢代西域經略的影響及當代意義》、王斌斌《河西走廊與漢代西北邊防經略研究》、安梅梅《兩漢的屬國制度》、翟麥玲《兩漢西北邊疆移民政策比較研究》、趙紅梅《漢代邊疆民族管理機構比較研究——以度遼將軍、護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將為中心》、李洪波《兩漢時期的馬政與邊疆安全》、楊海英《淺談兩漢的西域都護府》、趙梅春《王符的治邊思想》、李大龍《兩漢重要邊吏的選拔和任用制度述略》等。此類成果在更為宏大的歷史背景下，提及了東漢王朝的西北邊疆治理策略，或與西漢時期的治理策略進行了比較，討論其中的聯絡與變化，但其研究的重點偏向於西漢時期。
第三類，以古代治邊思想為研究內容的成果，涉及東漢時期的治邊思想。主要有方鐵《古代“守中治邊”“守在四夷”治邊思想初探》、楊明輝《試論我國傳統治邊觀念的核心——“守中治邊”與“守在四夷”》、孫嶽龍《論東漢中後期邊疆形勢下政論家的治邊思想》等。此類研究，對“守中治邊”“守在四夷”等治邊思想在東漢的實踐情況有所涉及，但是沒有結合具體的實踐過程來分析。
第四類，中國邊疆治理和邊政研究為主題的相關成果，涉及東漢時期西北邊疆治理的內容。主要有程妮娜等《中國曆代邊疆治理研究》、周平等《中國邊疆治理研究》、厲聲等《中國曆代邊事邊政通論》等。此類成果在追溯和研究中國曆代治邊方略的時候，對東漢時期的西北邊疆治理、邊事和邊政進行了梳理和敘述，但總體上顯得比較簡略。
第五類，關於遊牧社會的研究的成果，涉及東漢王朝在西北邊疆治理的相關情況。主要有［俄羅斯］扎欽斯基《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美］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美］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美］狄宇宙《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游牧力量的興起》、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等。此類成果總體上把西北邊疆放在遊牧社會和農耕社會之間的互動視野下來探討，但東漢王朝時期的情況在其中分量有限，並且有被模式化的傾向。
總之，就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結合治邊思想的取捨、治邊官吏的選擇，以及治邊實踐的具體過程來研究東漢王朝在西北邊疆的作為，還有必要，也有空間。
一、“守中治邊”與“守中棄邊”：複雜多變的西北邊疆地緣政治與民族關係
建武二十一年（46年），西北邊疆的“車師六國”與鄯善、焉耆等十八國的政治首領都“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這實際上是“車師六國”等希望歸附東漢王朝，但是光武帝認為“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顯然，光武帝的國家治理戰略，是首先治理內地郡縣秩序，然後才治理邊疆。所以沒有接受“車師六國”等的請求，這是光武帝處理西北邊疆民族問題的戰略失誤，放棄了“守中治邊”的邊疆治理策略。光武帝的決策實際上是一種“守中棄邊”的行為，因此“車師六國”與鄯善、焉耆等便歸附了匈奴。這是因為光武帝還沒有看到車師等部在整個西域地緣政治當中的重要性，所以把本來可以利用的西域政治力量推到了匈奴的一邊。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莎車國王賢乘機控制了西北邊疆，不斷攻擊西北邊疆的其他民族。建武二十二年（47年），莎車國王賢知道東漢的西域都護尚未到位，於是給鄯善王安寫信，命令鄯善王絕通漢道。但是鄯善王安“不納而殺其使”。莎車國王賢大怒，發兵攻鄯善。鄯善國王安迎戰，兵敗逃入山中，莎車國王賢殺略千餘人而去。這年冬天，莎車國王賢又攻殺龜茲王，兼併其國。而久留敦煌的鄯善、焉耆諸國侍子對於這樣的政治局面十分擔憂。因此鄯善王給光武帝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但是光武帝仍然決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治理中原上，所以回覆說：“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這明顯是放棄對西北邊疆的控制，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莎車國王賢死後，西域出現了動亂，互相攻擊，“小宛、精絕、戎廬、且末為鄯善所並。渠勒、皮山為于闐所統，悉有其地。鬱立、單桓、孤胡、烏貪訾離為車師所滅”。雖然後來各個民族都擺脫了鄯善、于闐、車師的控制，但西北邊疆複雜的政治格局由此可見一斑。其根本原因是，在西漢滅亡到東漢建立的過渡時期，沒有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對西域進行治理。最主要的問題是，光武帝改變了“守中治邊”的邊疆治理策略，採用了“守中棄邊”的邊疆治理策略，因此西北邊疆才出現政治動亂。
漢明帝永平（58～75年）初年，北匈奴脅迫西北邊疆的民族攻擊東漢河西郡縣，東漢的地方官員採取關閉城門固守的策略，雖然匈奴的攻擊沒有給東漢的河西各郡造成損失，但是這個事件本身說明，東漢王朝必須要加強對西北邊疆的治理。因此漢明帝首先確定了“守中治邊”戰略思想，即改變了光武帝先治理內地郡縣，再治理邊疆的策略，在永平十六年（73年）命令將帥北征匈奴，攻佔西北邊疆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部），設定宜禾都尉進行屯田，開始對西北邊疆的治理。東漢王朝的這個舉措引起了良性的反應，于闐諸國都同時派遣王子到洛陽作為人質，王朝國家的力量在西漢之後又進入了西域，使西北邊疆的政治格局發生變化。
永平十七年（74年），東漢王朝利用這個良好的歷史機遇，恢復了西漢時期曾經設定的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但是，在王莽時期給西北邊疆民族留下的民族矛盾，並沒有因為東漢王朝的進入而減弱。永平十八年（75年），漢明帝剛剛去世，西北邊疆的政治形勢就發生了變化，焉耆與龜茲聯合起來打敗了西域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死朝廷吏士二千餘人；與此同時，匈奴和車師國的軍隊還圍攻戊己校尉。東漢王朝的政治軍事力量遭到了很大損失，這說明北匈奴仍然在利用西北邊疆的民族政治力量與東漢抗衡。因此，新繼位的漢章帝改變了治理西北邊疆的策略：“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建初二年（77年），漢章帝又停止了在伊吾屯田，匈奴便乘機佔領了宜禾都尉屯守的伊吾。顯然，漢章帝在位的13年間，東漢王朝對西北邊疆的治理是失敗的，採取了退守的策略，這是東漢王朝在開通西域之後第一次主動放棄對西北邊疆的控制。從邊疆治理的角度來看，漢章帝是放棄了漢明帝“守中治邊”的戰略思想，仍然採取光武帝“守中棄邊”策略，這樣的思想對於多民族中國國家發展具有負面影響。
東漢和帝即位之後，再次確定了“守中治邊”戰略思想，採取了一系列強硬的策略，加強對西北邊疆的建設。首先，東漢王朝認為，解決西北邊疆各種問題的核心是要擊破匈奴，消除匈奴在西域的軍事和政治影響，所以在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發動對匈奴的軍事行動，大破匈奴。和帝永元二年（9０年），竇憲又派遣副校尉閻槃帶領二千餘騎攻擊伊吾，奪回了宜禾都尉屯守的伊吾。其次，在永元三年（91年），和帝派遣班超進入西域。班超首先到了鄯善。一開始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班超感覺到十分奇怪，認為一定是有匈奴的使者也在鄯善。隨後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班超“乃召待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對此，“侍胡惶恐，具服其狀”。之後班超向鄯善人表達了自己堅決要消滅匈奴使者的決心。沒有想到的是，班超的想法連自己的下屬都反對，但是班超認為，“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最後班超得到了下屬支援，到了半夜，班超帶領將士直奔匈奴使者的駐地，“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之後，班超召見了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班超在鄯善擊殺匈奴使者的舉動，給了西域各國極大的震動，西北邊疆的控制權再次回到東漢王朝的手中。
因為班超的功績，和帝任命班超為西域都護，駐龜茲。之後又重新設定了戊己校尉。戊己校尉領兵五百人，駐守在車師前部高昌壁。又再設定了戊部候，駐守在車師後部候城，兩地相距五百里。因此，東漢王朝在西北邊疆建立了一個較為強大的防衛體系，遏制住了匈奴對西北邊疆的攻擊，這是採納“守中治邊”治理邊疆策略的結果。
遺憾的是在和帝去世之後，漢和帝在位時期執行的“守中治邊”戰略思想沒有得到貫徹執行，繼位的安帝又採取了“守中棄邊”策略，民族政策和對西北邊疆治理的策略有了變化，因此西北邊疆的民族在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當中，又開始反抗朝廷。部分民族不斷髮動對西域都護的攻擊，對這些攻擊，本來應該是給予反擊，但是安帝認為，西北邊疆道路遙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這是東漢王朝第二次主動放棄對西北邊疆的控制。因此北匈奴乘機進入西北邊疆，取得了對西域各民族的控制權，而且不斷攻擊涼州刺史部下屬的敦煌郡、酒泉郡。整個東漢王朝西北地區的軍事、政治格局一下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現了社會動盪。因為涼州刺史部下屬的敦煌郡、酒泉郡、張掖居延屬國等郡縣，是從東漢王朝政治中心京兆地區通往西北邊疆的戰略要道，匈奴攻擊的這些地區已經距離東漢王朝腹地不遠了，如果再往前就有可能進入京兆地區，對東漢王朝的威脅更大。
面對匈奴的攻擊，元初六年（112年），安帝被迫派遣行長史索班帶領一支千餘人的軍隊屯守伊吾，目的是去招撫西域，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前歸附。沒有想到，北匈奴卻帶領車師後部等打敗了索班和歸附的車師前王。鄯善等部也向敦煌太守曹宗求救。敦煌太守曹宗因此請求出兵反擊匈奴，報索班之恥，準備進取西域。但是，鄧太后不同意，僅僅是命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屯守在敦煌郡，增加了兵士三百餘人，實際上還是沒有能夠有效地對西北邊疆的治理起到實質性的作用。所以，匈奴仍然和車師前王入寇河西。
安帝延光二年（123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安帝陳述了三條建議：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抄。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崑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梨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這三條建議是把徹底打敗匈奴作為首選，由於安帝基本的戰略思想是“守中棄邊”，所以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把敦煌太守張璫的建議交給朝廷官員議論。尚書陳忠上疏在回顧了從西漢開始對西域治理的歷史後認為，如果讓匈奴控制西域，那麼西域必定歸附匈奴。陳忠還認為，東漢王朝對於西北邊疆的治理之所以出現這麼多的問題，其原因是“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因此，陳忠建議必須加強軍事力量反擊匈奴，“威示百蠻”。
最後和帝只好放棄了“守中棄邊”的戰略思想，採納了陳忠“守中治邊”的建議，任命班超的兒子班勇為西域長史，擊敗車師。東漢王朝再次取得對西北邊疆的控制權，這就是歷史上自光武帝建武年間到安帝延光年間的所謂西域三絕三通。東漢王朝對於西北邊疆治理的變化，本質上是王朝國家統治者在“守中治邊”和“守中棄邊”邊疆治理思想上的變化所導致。東漢的歷史事實說明，中央王朝採取“守中治邊”則有利於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採取“守中棄邊”則違背了多民族中國國家發展歷史規律，不利於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與發展。
二、“守在四夷”的實踐：西北邊疆民族抵禦匈奴
所謂“守在四夷”是中原王朝邊疆治理思想的一部分，就是讓邊疆民族積極參與到守衛邊疆的事務當中來，讓邊疆民族參加保衛邊疆的軍事行動，具體到東漢王朝時期的西北邊疆，就是團結西北邊疆的民族抵禦匈奴對西北邊疆的攻擊。
東漢初期，匈奴與東漢王朝在西北邊疆爭奪的重點是車師前部、車師後部、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也就是爭奪對塔里木河以北“車師六國”的控制權。“車師六國”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北與匈奴相連線，從車師前部向西可以到達焉耆北道，從車師後部向西可以到達烏孫。所以東漢及匈奴對這個地區的爭奪是十分激烈的。因此，東漢王朝以“守在四夷”的邊疆治理思想為指導，團結西北邊疆的民族共同抵禦匈奴。
和帝永元二年（9０年），大將軍竇憲攻破北匈奴，給了車師極大震懾，前後車師王各自遣子奉貢入侍，和帝一併賜印綬金帛，表明朝廷接受了他們的歸附。永元八年（96年），戊己校尉索頵打算廢除車師後部國王涿鞮，立破虜侯細緻。涿鞮認為，是車師前王尉卑大出賣了自己，於是反擊尉卑大，捕獲了尉卑大的家人。戊己校尉索頵的這種做法，實際上起到了負面的作用，引發了西域民族的內部矛盾鬥爭。永元九年（97年），朝廷派遣將兵長史王林，徵發了涼州刺史部六郡的軍隊以及朝廷可以調動的少數民族武裝力量二萬餘人，共同討伐涿鞮，抓獲了車師後部千餘人。涿鞮向北逃入匈奴地界，被漢軍抓到之後，斬之，隨即立涿鞮之弟農奇為車師後部國王。
順帝永建元年（126年），班勇率領車師後部國王農奇的兒子加特奴及八滑等，徵發精兵攻擊北匈奴呼衍王，大破之。班勇於是請求順帝立加特奴為車師後部國王，八滑為車師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134年）夏天，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一千五百人，在閶吾陸山谷伏擊北匈奴，“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眾”。陽嘉四年（135年）春天，北匈奴呼衍王率兵入侵車師後部，順帝認為，車師六國接近北匈奴，是西域蔽扞，於是命令敦煌太守徵發朝廷能夠控制的西域諸國士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共計六千三百騎去救援車師後部，在勒山伏擊北匈奴，但是東漢的軍隊沒有取得預期的結果。陽嘉四年（135年）秋天，北匈奴呼衍王又帶領匈奴軍隊二千人攻破了車師後部。
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北匈奴呼衍王帶領三千餘騎兵進攻宜禾都尉駐地伊吾，伊吾司馬毛愷派遣官兵五百人與呼衍王在蒲類海（今天的巴里坤湖）東邊進行激戰，匈奴呼衍王大勝，攻下了伊吾城。到了夏天，桓帝派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帶領敦煌郡、酒泉郡、張掖屬國兵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知道後撤退而去，漢軍無功而還。
桓帝永興元年（153年），車師後部國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髮生矛盾衝突，車師後部國王阿羅多遂反叛，攻圍漢軍屯田的且固城，殺傷吏士。車師後部候炭遮帶領一部分人離開阿羅多，投降朝廷的軍隊。阿羅多情急之下，帶領家人投降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疏請求立車師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作為車師後部國王。之後原來的車師後部國王阿羅多從匈奴那裡回來，與卑君爭奪國王位置，得到了車師後部民眾的支援。戊己校尉閻詳擔心阿羅多招引北匈奴來報復，將導致西域大亂，所以“開信告示，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回朝廷賜給卑君的印綬，重新立阿羅多為車師後部國王，讓卑君回到敦煌郡，把車師後部的三百戶人讓卑君屬役之，食其稅。
塔里木河以南軍事力量、政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是莎車國。莎車國的地理地位十分重要，可以透過莎車國到達南亞地區，莎車國在西漢時期與朝廷的關係是十分融洽的，西漢元帝時（前48～前33年），該國曾經派遣莎車王的兒子作為人質長期住在長安。西漢晚期因為王莽錯誤的民族政策引發了西域各民族的反抗，匈奴乘機攻佔了西域的一些地方，唯有莎車王延最為強硬，不肯附屬匈奴。對此，《通典·邊防典八》說：“至王莽時亂，匈奴略有西域，唯莎車不附屬。”
東漢光武帝初立，莎車國王康帶領莎車周圍的民族一起抗拒匈奴，而且還“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29年），河西大將軍竇融按照慣例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讓莎車國王代為管理西域五十五國。建武九年（33年），莎車國王康去世，光武帝諡康為宣成王。立康的弟弟賢為莎車國王，其後賢攻破拘彌國、西夜國，殺死了拘彌國和西夜國的國王，在沒有得到朝廷同意的情況下立其兄康的兩個兒子為拘彌、西夜王。這是莎車國的擴張行為，由於東漢王朝的勢力還沒有進入西域，所以也就默認了莎車國的擴張行為。
建武十四年（38年），莎車國王賢與鄯善國王安一併派遣使者到洛陽朝貢，東漢王朝認可了這種政治關係。建武十七年（40年），莎車國王賢再次派遣使者朝貢奉獻，請求設定西域都護。光武帝認為事情重大，便詢問大司空竇融，竇融認為，“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光武帝於是“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對此，敦煌太守裴遵進言說：“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沒有想到光武帝居然又聽從了敦煌太守裴遵的話，下詔書收回了賜給莎車國王賢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作為一個帝王如此輕率地改變已經做出的決定是極其不妥的，所以莎車國王賢不肯交出都護印綬，雖然最後迫於壓力還是交出都護印綬，但是莎車國王賢由此開始與朝廷產生矛盾，仍然稱自己是朝廷封的大都護。此後，莎車國王賢越來越驕橫，要求西北邊疆的各個民族向莎車繳納賦稅，還多次進攻龜茲諸國，由此引發了西北邊疆的不穩定，同時也損害了朝廷的政治形象。
明帝永平四年（61年），莎車國國相且運等人對於國王賢的驕暴越來越反感，投降了于闐。于闐王廣德便帶領諸國兵三萬人進攻莎車。賢派遣使者對廣德說：“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為？”廣德回答說：“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婿，至親，宜出見之。”在這樣的情況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莎車的且運等人於是把自己的軍隊交給於闐，其後于闐“虜賢妻子而並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西域歷史上強勢的莎車國國王賢統治的時代結束。
匈奴聽到于闐國王廣德滅了莎車國的訊息後，派遣匈奴的五個將領同時徵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攻于闐，在強大的軍事壓力面前于闐國王廣德乞降，並且以其太子為作為匈奴的人質，還要歲給匈奴罽絮。章帝元和三年（86年）冬天，匈奴又派兵帶領賢質子不居徵回到莎車立為莎車王，但是已經投降匈奴的于闐國王廣德乘機殺了不居徵，立不居徵的弟弟齊黎為莎車王。對此，班超徵發西域諸國的軍隊攻擊莎車，大破之，莎車由是降漢。
三、“交遠攻近”與“邊吏治邊”：東漢王朝對西北民族的治理
（一）“交遠攻近”與治理焉耆、龜茲等民族
西北邊疆的民族內部因為各自的利益關係，不斷產生矛盾衝突，東漢王朝為了邊疆的穩定，積極出面協調，幫助西北邊疆民族解決內部的矛盾衝突，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還採取了“交遠攻近”的策略。
東漢章帝建初三年（78年），在“守在四夷”邊疆治理思想指導下，班超帶領疏勒、康居、于闐、居彌的軍隊一萬餘人攻姑墨石城，大勝，斬首七百級。因此班超希望乘此機會擴大戰果，奪回那些仍然被匈奴控制的民族及其政權，於是上疏請求用兵。在上疏中班超認為，在治理西域的過程當中，有效地控制龜茲是十分重要的。他說：“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併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當時西北邊疆的政治格局是絕大多數的民族及其政權都接受了朝廷的治理，“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班超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他已經進入西域五年，對於西北邊疆的情況比較清楚，認為應該立龜茲侍子白霸為新的龜茲國王；班超進一步指出，莎車、疏勒等國田地肥廣，草牧饒衍，可以為駐守在西北邊疆的朝廷軍隊提供糧食。而且姑墨國和溫宿國的兩個國王，是龜茲國王所置，如果姑墨國和溫宿國投降都護，那麼龜茲就會不攻自破。
看了班超的奏疏，漢章帝知道班超可以辦成此事，同意了班超的建議。而此時班超的友人徐幹也上疏漢章帝願意前往西域。漢章帝建初五年（80年），漢章帝任命徐幹為假司馬，帶領千餘人前往西域。在此之前，莎車國王以為朝廷不會出兵，於是投降了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也在這個時候反叛。在徐幹到達之後，班超遂與徐幹攻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班超攻破番辰後，開始準備以交遠攻近的策略進攻龜茲。所以希望藉助烏孫的武裝力量一起攻擊龜茲，便向漢章帝說：“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漢章帝採納了班超交遠攻近的策略。漢章帝建初八年（83年），任命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
漢章帝元和元年（84年），漢章帝又派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支援班超，班超於是徵發疏勒、于闐的軍隊一起攻擊莎車。莎車國王私下派遣使者與疏勒王忠見面，以巨大的利益誘惑“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班超則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但是康居國王卻派遣精兵來救疏勒王忠，班超的軍事行動受阻。在這段時間裡，月氏與康居和親，班超便派遣使者攜帶錦帛等禮品送月氏王，同時讓月氏王“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班超的這次軍事行動之所以取得勝利，也是一次交遠攻近的策略應用得好的結果。
（二）“邊吏”對東漢時期西北邊疆治理的作用
這裡的“邊吏”是指東漢王朝在邊疆地區的最高官員，他們是具體實施完成國家邊疆戰略的人，他們個人的作為，對於邊疆治理至關重要。
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立龜茲左侯兜題為疏勒王。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春天，班超從間道進入疏勒。在距離兜題所居住的槃橐城九十里的時候，班超派遣官員田慮先往勸降兜題。班超告訴田慮：“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田慮見到兜題之後，兜題看到田慮隻身一人，而且看上去輕弱，所以就沒有投降的意思。正因為如此，田慮乘其不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班超之所以沒有殺死兜題而是釋放了他，目的是要利用疏勒與龜茲的矛盾，從而有效治理疏勒。
東漢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明帝去世，焉耆國王乘機打敗了西域都護都護陳睦。因此班超孤立無援，而此時龜茲、姑墨又不斷髮兵進攻疏勒，班超只好固守盤橐城，與疏勒國王忠互為首尾，相互照應。雖然士吏單少，但是也拒守了一年多。順帝即位之初，認為陳睦剛剛被打敗，擔心班超一個人不能自立，所以下詔讓班超返回內地，因此引發了疏勒舉國憂恐。特別是疏勒的都尉黎弇認為，漢朝的使者走了之後，龜茲必然滅亡疏勒，所以以刀自刎。班超在到達于闐的時候，于闐國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著班超的馬腳不放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班超返回了疏勒。而疏勒兩城自從班超離開之後，一部分疏勒人迫於壓力投降了龜茲，而且與尉頭國一起聯合。班超回到疏勒，首先是捕斬投降龜茲的人，然後擊破尉頭國，殺六百餘人，疏勒重新恢復了安定。
東漢安帝元初年間（114～119年），疏勒內部發生了矛盾衝突，疏勒王安國認為，他的舅舅臣磐有罪，將臣磐放逐到大月氏，但是臣磐卻得到了月氏王關愛。疏勒王安國死後，沒有兒子，由安國的母親主持國政，與國人共同立臣磐的侄兒為疏勒王。臣磐聽到之後，向月氏王請求返回疏勒當國王，月氏國王於是派兵把臣磐送回疏勒當了國王。此後，疏勒與朝廷的關係一直不錯，順帝永建二年（127年），疏勒王臣磐派遣使者向朝廷奉獻，順帝任命臣磐為漢大都尉，任命臣磐的侄子臣勳為守國司馬。順帝永建五年（130年），臣磐遣派遣他的兒子與大宛、莎車的使者一同前往洛陽朝貢。順帝陽嘉二年（133年），臣磐又向朝廷貢獻獅子、封牛。
在疏勒與朝廷保持友好關係並且不斷髮展的時候，疏勒王漢大都尉在狩獵中被他的叔父和得射殺，和得自立為疏勒國王，這一年是靈帝建寧元年（168年）。靈帝建寧三年（170年），涼州刺史孟佗派遣從事任涉帶領敦煌士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統領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起來一共三萬餘人，討伐疏勒的和得，進攻楨中城，但是進攻40餘日都沒有能夠攻下，最後只好撤退。此後，疏勒國內部貴族為了爭奪國王位置相互鬥爭不斷，朝廷因為疏勒國距離西域都護府太遠，便沒有介入和調解疏勒國的內部鬥爭。
永元六年（94年），西域都護班超徵發西域諸國軍隊討伐焉耆、危須、尉黎、山國。焉耆國王廣把朝廷軍隊進入焉耆的葦橋拆除，“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就在這個時候，曾經在洛陽當過人質的焉耆左侯元孟，“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班超在殺了焉耆左侯元孟派來的使者之後，仍然大會諸國王，“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革建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在坐定之後，班超問焉耆國王廣危須王為什麼不到？焉耆的腹久等人為什麼逃亡？於是在陳睦故城殺了焉耆王廣，尉犁王汎“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與此同時，班超還，“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這是班超用政治和軍事的方法重新調整西域的政治格局。因為班超在處理焉耆的事情上寬嚴有度、懲罰分明，對於西北邊疆的治理有懲戒的作用，所以“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因此，班超應該是一個“良吏”，和班超這個“良吏”相比較，其他一些“邊吏”就有不如。
桓帝元嘉元年（151年），西域長史趙評在於闐病死，趙評的兒子前往于闐迎喪，途經拘彌國。拘彌國王成國與于闐國王建歷來不和，於是就和趙評的兒子說：“于闐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趙評的兒子在沒有調查的情況下聽信了拘彌國王成國的話，告訴敦煌太守馬達。元嘉二年（152年），桓帝任命王敬代為西域長史，而敦煌太守馬達卻對西域長史王敬隱瞞了這件事。王敬在路過拘彌國時，拘彌國王成國又向王敬說：“于闐國人慾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闐必服矣。”由於王敬貪立功名，聽了拘彌國成國一面之詞，便有了殺于闐國王建的念頭。王敬到了于闐之後設宴邀請于闐國王建，“而陰圖之”，但是有人私底下把王敬的陰謀告訴了于闐國王建，建一開始不相信，認為：“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第二天上午，建帶領屬官數十人拜訪王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前斬建。”于闐侯將輸僰在知道建被殺的訊息之後，聚集了于闐的軍隊攻擊王敬，王敬持建頭登上城樓宣告說：“天子使我誅建耳。”這反而激怒了于闐侯，馬上帶領于闐的軍隊“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王）敬，懸首於市”。西域長史王敬被殺的事件，其教訓是深刻的，王敬在沒有了解于闐與拘彌內部矛盾衝突實質的情況下，隨意介入民族內部的矛盾鬥爭，不但自己被殺，而且還讓西北邊疆陷入了混亂。
于闐侯將輸僰在殺死西域長史王敬之後，準備自立為王，但是被于闐民眾殺之，于闐民眾擁立建的兒子安國為于闐王。敦煌太守馬達聽到這個訊息，馬上準備帶領軍隊出塞攻擊于闐，但是沒有得到桓帝的同意，而是把馬達調回洛陽，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宋亮到達于闐之後，撫慰于闐，下令于闐人自己去斬殺于闐侯輸僰。但是，這時輸僰已經死了幾個月，可是于闐人仍然砍下於闐侯輸僰的人頭送敦煌，而沒有告訴宋亮實際情況。當宋亮後來知道其中有詐，竟然沒有出兵攻擊擅自立的于闐王，因此“于闐恃此遂驕”，其結果是朝廷對西北邊疆的控制力開始減弱。
綜上可見，邊疆地區的“邊吏”對於邊疆的穩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一個有智慧的邊關將領（即“良吏”）能夠保證邊疆穩定，甚至可以使邊疆的疆界擴充套件，但是暴烈或昏庸的邊關將領則可能會使邊疆動亂，甚至是導致邊疆萎縮，使國家的實際利益受到損失。
四、結語
從長時段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多民族中國的發展歷史表明，“守中治邊”是王朝國家治理邊疆的基本策略，可以使邊疆得到拓展，可以使邊疆穩定和鞏固，實踐證明其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隨意改變“守中治邊”的策略，必將導致邊疆的動亂，甚至是邊疆的收縮，東漢時期對西北邊疆的治理就是典型案例；與此同時，“守在四夷”也是王朝國家治理邊疆的一項重要策略，其是“華夷一體”的具體體現，“華夷”都是多民族東漢王朝的臣民，所以邊疆民族有了戍守邊疆的責任。西北邊疆的地緣政治雖然複雜，但是絕大多數民族與東漢王朝的關係性質是清晰的，所以王朝國家“守在四夷”的戰略思想得以貫徹，也得到了邊疆民族的主動配合與支援，這些都是多民族中國國家發展的重要文化財富，值得重視與深入研究。
【注】文章原載於《思想戰線》2020年第5期。為方便手機閱讀註釋及參考文獻從略。
責編：李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