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趙構即帝位於應天府，重建宋王朝，史稱南宋。南宋建立後即南遷揚州，在金軍奔襲下又南逃杭州，金軍渡江南侵，高宗自明州下海南逃。金軍追擊不及，後退兵時受挫於鎮江江中，渡江北歸後金尤部被調赴西北參加宋金“富平之戰”，金雖戰勝但尤所部金軍主力留駐西北，南宋得以立足江南。金立偽齊作傀儡，又放回奸細秦檜。

北方八字軍、五馬山寨，江淮趙立、劉位、張榮等組織義軍抗金。鐘相起義於鼎州，後被擒殺。

吳珍連敗金軍於和尚原、仙人關，岳飛收復襄陽地區，後又鎮壓楊麼起義軍。

偽齊南侵失敗後為金所廢。宋金第一次和議後金毀約南侵，劉錡大敗金軍於順昌，岳飛北伐中原，攻佔鄭州、洛陽，後接詔令退兵，功敗垂成。

宋金訂立紹興和議，岳飛被殺害後，秦檜獨相擅權終生，迫害抗金派，任用奸佞，賄賂公行。秦檜死後高宗仍實行降金求和國策，但高宗在位末年，金毀約南侵，高宗被迫抗金以求生存。

一、宋王朝的重建

南宋的建立者趙構，是徽宗的第九子，宣和三年(1121年)封為康王。宣和七年十二月，當南侵的金軍即將兵臨首都開封城下之際，徽宗倉促將帝位傳給長子趙桓，是為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上旬，金軍已攻抵開封城下，宋欽宗同意割讓太原(今山西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間(今河北河間)三鎮，並以親王、宰相作為人質。同月中旬，康王趙構與次相張邦昌前往金軍營作為人質。二月初，宋將姚平仲夜襲金軍失敗，金軍要求更換人質，提出以徽宗弟越王趙及首相為人質，欽宗以越王為叔父不可遣派，改以五弟肅王趙樞代康王趙構，並升張邦昌為首相去做人質。同年八月，金軍第二次南侵。十一月，康王趙構又奉命前往河北金東路軍軍營求和，剛到達磁州(今河北磁縣)時，副使王雲被誤作金人奸細為群眾殺死，磁州知州宗澤勸康王趙構不要前行，趙構遂退往相州(今河南安陽)。閏十一月，處在金軍圍城中的欽宗，接受次相何桌的奏請，於中旬派秦仔等八人持欽宗親筆詔書分別縫城而出前往相州，任命康王趙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中山府知府陳選為元帥，相州知州汪伯彥、磁州知州宗澤為副元帥，率軍進援開封。

同年十二月一日，康王趙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元帥陳遵在中山圍城中未能到任，後死於中山。趙構以陳淬為大元帥府都統制，有眾萬人，應募從軍的岳飛作為前軍統制劉浩部屬歸附趙構。在汪伯彥的建議下，趙構率部踏著河冰渡過黃河，前往河北重鎮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東)，同時傳檄河北各州府會兵於大名，於是副元帥、磁州知州宗澤率民兵二千，信德(今河北邢臺)知府梁揚祖率軍三千先後趕到，隨梁揚祖前來的軍官有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後來成為趙構屬下的核心部隊。副元帥宗澤主張趙構應率軍南下進援開封，但遭到趙構和汪伯彥的反對，他們主張應向東平(今山東東平)府轉移。於是命宗澤率軍數千，以陳淬任統制，率前軍統領劉浩等前往開德府(今河南濮陽)，並揚言趙構也在營中前去開封抗金，以吸引金軍。趙構自己則率大隊人馬逃向東平。靖康元年正月，高陽關(今河北河間)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率部數千到達東平，楊惟忠被任為大元帥府都統制，趙構率部又轉向濟州(今山東鉅野)。

次年三月，金立張邦昌為皇帝，國號楚，史稱偽楚。四月，金軍北歸，呂好問向張邦昌建議將哲宗廢后孟氏請入宮中攝政，稱宋太后，張邦昌仍退為首相。孟太后得知趙構在濟州，即遣使來迎；張邦昌亦遣使勸進，偽楚即自行消亡。宗澤進言趙構當即帝位於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睢陽區)，趙構遂率部嚮應天府進發，韓世忠、劉光世也先後率所部前來，劉光世被任命為五軍都提舉。

同年五月一日，趙構即帝位於應天府，是為宋高宗。並改當年為建炎元年(1127年)，重建趙氏宋王朝，後遷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史稱南宋，而稱此前建都開封的趙氏宋王朝為北宋。

二、宋室南遷與金軍渡江南侵

宋高宗即位後，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太后(後因避諱改稱隆祐皇太后，為便於行文，只稱孟太后)。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為同知樞密院事，分掌政、軍大權。為避免日後金軍追問廢偽楚重建宋王朝之事，到時“則令(張)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向金陳述。為此，封張邦昌為同安郡王。說明宋高宗從一開始就不想抗金，而是取代偽楚成為金的附庸。高宗隨後設御營司以統諸軍，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兼御營副使，王淵任都統制，劉光世任提舉一行事務，張俊任前軍統制、韓世忠任左軍統制等。同時任命李綱為右相，六月一日李綱始到

任，首先奏參偽楚帝張“邦昌已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為故天子哉？”張邦昌因而被貶為節度副使、潭州(今湖南長沙)安置，後又被處死。岳飛可能在此時上書高宗請求抗金，卻以小臣越職被奪官放歸田裡。李綱兼御營使後，薦宗澤任開封知府、張所任河北招撫使、傅亮為河東經制使，積極佈置抗金事宜。岳飛又投張所部下從軍。但此時高宗正聽從黃潛善、汪伯彥之計，準備逃往東南，遭到李綱的反對。宋高宗表面上接受李綱的建議退向南陽(今河南南陽)，隨後又升李綱為左相，但同時升黃潛善為右相以奪李綱之權，又要廢罷河北招撫司、河東經制司等抗金機構，李綱爭而無效，遂自請辭相。同年八月，李綱被罷相，朝政因而落入黃潛善、汪伯彥之手。宋高宗積極準備南逃，先任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護送孟太后南逃江寧(今江蘇南京)。前太學生陳東上書留用李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並反對南逃，布衣歐陽澈也上書“極詆用事大臣”，黃潛善向高宗說，如不立即將二人處死，二人又“將復鼓眾伏闕”鬧事，二人遂被處死。

宋高宗雖遣使向金奉表請和，但以南宋取代偽楚，並非金意，金太宗決定進軍消滅南宋，但金在河北的將領主張放棄陝西，集中兵力先平河北，再南下滅宋；而河東主將粘罕(宗翰)則主張先平定陝西以控制西夏，然後再滅南宋，爭論久而不決。直到同年十月，金“太宗兩用其策”，“康王(趙)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這大體上決定了今後一段時間內的金軍動向。但宋高宗等一行已於十月一日乘船南逃，下旬到達揚州(今江蘇揚州)。

當金決定以婁室、蒲察率軍西平陝西，而命粘罕(宗翰)率主力東會河北金軍統帥訛裡朵(宗輔)所部，先平河北，然後再南下攻宋，已是建炎二年初。進攻陝西的婁室部金軍，西破同州(今陝西大荔)、華州(今陝西華縣)、京兆(今陝西西安)、鳳翔(今陝西鳳翔)等地。而東路金軍主力不得不逐個攻取黃河南北各州，以致整個建炎二年無力南下追擊宋高宗。北方許多城市全力抗擊金兵，如孤懸敵後的河東路西北邊境晉寧軍(今陝西佳縣)，在知軍徐徽言的堅守下，金軍西路主將婁室自同年十一月圍攻晉寧，直至建炎三年二月，金軍切斷水源後，金將“婁室、塞裡、鵑沙虎等破晉寧軍，其守徐徽言據子城拒戰”，“率眾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諭之降”，“出不遜語，遂殺之。其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全部被殺害，這是南宋初年抗金戰爭中最悲壯的一幕。

東京留守宗澤率部堅守舊都開封，屢次打敗來犯的金軍，但到建炎二年七月一日，年已七十的宗澤病死。繼任東京留守的杜充，面對金軍的南侵，只是於十一月中旬命人掘開黃河堤岸，使黃河東流人淮，企圖以此阻擋金軍的繼續南侵，其實滔滔河水最多也只是稍稍延緩了金軍南侵的程序。建炎三年正月下旬，東路金軍主力南下，攻佔徐州(今江蘇徐州)，知州王復遇害，守將趙立巷戰奪圍而出。韓世忠所部屯駐於淮陽(今江蘇邳州東南)以禦敵，戰敗後南逃至鹽城(今江蘇鹽城)。金軍遂進至泗州(今江蘇盱眙北，已淹沒在洪澤湖中)，孫榮率百餘人抗敵戰死，金軍渡淮南下。拔離速、馬五等率小股金軍奔襲揚州。二月初，金軍佔領天長(今安徽天長)，高宗得報後未告知他人，立即乘馬出逃，只有王淵及內侍五六騎跟隨，直奔瓜洲乘小船渡江到鎮江。當晚金軍馬五率五百騎兵追到揚州，得知高宗已出逃，又追至瓜洲長江邊，未獲，遂退回揚州劫掠焚燒後北返。

3宋高宗逃到杭州(今浙江杭州)，認為黃潛善、汪伯彥應對揚州潰逃負責，遂將他們降職出任地方官。三月，高宗以朱勝非任宰相，以禦敵無策導致揚州潰逃的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為同籤書樞密院事仍兼御營司都統制，這引起先期到達杭州的將領苗傅、劉正彥的憤恨，加上武將們對高宗身邊宦官的專橫跋扈久已不滿，於是發動兵變，殺死王淵及宦官百餘人，並迫高宗退位，由高宗的三歲幼子趙即位，孟太后垂簾執政，改當年為明受元年，史稱“苗、劉之變”，“明受之變”。當訊息傳到平江府(今江蘇蘇州)，禮部侍郎兼節制平江等處軍馬的張浚，立即邀同籤書樞密院事兼江寧知府呂頤浩前來會商大計，並召劉光世、韓世忠及在平江的張俊興師問罪。韓世忠因部屬大部分已潰散，遂借張俊所部兵二千前往秀州(今浙江嘉興)。韓世忠夫人梁氏原被苗、劉扣押，她以招降韓世忠為名，單騎馳至秀州韓世忠軍前，傳達孟太后速來救駕的詔旨，韓世忠遂加速向杭州進軍，劉光世、張俊所部隨後也向杭州前進。四月一日，苗傅、劉正彥在韓世忠等的軍事壓力下，被迫恢復高宗帝位，恢復當年為建炎三年，隨後率部出逃，韓世忠率軍於五月間擒獲苗傅、劉正彥，苗、劉後被處死。

高宗恢復帝位後，朱勝非罷相，改任呂頤浩為右相兼御營使，劉光世升任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各加節度使銜分任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張浚升為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高宗並於五月上旬前往江寧府(改稱建康府)，作出抗金的姿態。此前高宗已聽從張浚關於“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的意見，張浚又自“請身任陝蜀之事”，遂任命張浚兼川陝宣撫處置使，於七月間前往西北。

宋高宗一面遣使向金將粘罕(宗翰)求和，從“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降格而改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但粘罕的答覆卻是要高宗投降，於是宋高宗不得不做抗金自救的準備。張浚前往川陝經略即是戰略措施之一；又升杭州為臨安府，意在作為行都；命執政滕康、劉珏及武將楊惟忠率軍萬人，護送孟太后及六宮前往洪州(今江西南昌)，以避金軍可能進行的渡江南侵；任命原東京留守杜充為右相兼江、淮宣撫使駐守建康，韓世忠任浙西制置使駐守鎮江，劉光世任江東宣撫使駐守太平州(今安徽當塗)、池州(今安徽池州)，韓、劉並受杜充節制，防禦長江下游；宋高宗和左相呂頤浩帶著張俊、辛企宗所部將士，離開建康前往臨安。

面對金軍渡江南侵的形勢，宰相呂頤浩提出：“今當且戰且避。”金軍撻懶、尤(宗弼)、拔離速、馬五等正分路南侵，撻懶指揮金軍掃蕩兩淮，尤準備率軍渡江追擊宋高宗，拔離速、馬五率偏師由長江中游渡江進攻江西。十月初，高宗為避金軍追擊，渡浙江(錢塘江)前往越州(今浙江紹興)。同月下旬，金軍拔離速、馬五所部攻陷黃州(今湖北黃岡)，遂渡江南下經大冶(今湖北大冶)，直奔孟太后駐踏地洪州(今江西南昌)。尤所率主力於十一月初攻佔和州(今安徽和縣)、無為軍(今安徽無為縣)，企圖從採石(今安徽馬鞍山市南)渡江，被宋太平州(今安徽當塗)知州郭偉率軍擊退，術轉向慈湖(今安徽馬鞍山市北)渡江，再次被郭偉所部擊退後，遂改從建康府西南的馬家渡渡過長江，鎮守建康的杜充才慌忙派陳淬率岳飛等領軍抵抗。岳飛自受張所之命隨王彥收復新鄉後，與王彥分軍抗金，後隸東京留守宗澤守衛開封，宗澤死後隨繼任者杜充南下建康。陳淬阻擊金軍戰死，岳飛率殘部退往蔣山(今江蘇南京紫金山)，後又轉往茅山(今江蘇句容、金壇縣界)，金軍遂佔領建康。杜充出逃後降金。訊息傳來，宋高宗驚慌失措，宰相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並稱：“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

宋高宗一行遂離越州前往明州(今浙江寧波)，十二月初到達明州，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奏稱，此前調集的海船到達的已有上千艘，自福建調來的大海船有二百多艘，而廣東轉運使趙億招募的海船首先到達，高宗已作好乘海船航海南逃的準備。金軍南侵主力尤所部在佔領建康以後，經溧水、廣德(、湖州，直奔臨安，越州知州李鄴奏報至明州，高宗帶領執政等登船逃往定海，當金軍佔領臨安時，高宗等已逃至昌國。金將阿里、蒲盧渾率軍四千追擊宋高宗，佔領越州，追至明州城下，張俊、楊沂中與知州劉洪道率部抗擊，金軍戰敗後退屯餘姚(今浙江餘姚北)以待援軍準備再攻。建炎四年正月初，宋高宗一行已乘海船南逃至台州(今浙江臨海)海面。當金軍再次進攻明州時，張俊率部南逃台州，知州劉洪道也一併出逃。宋高宗的海船逃到溫州(今浙江溫州)，金軍也自明州乘船入海進行追擊。在昌國縣沈家門(今舟山市南)附近海域，宋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率宋水軍船隊擊敗金軍。金軍便聲稱“搜山檢海已畢”焚燒明州後退兵。十日後又從臨安退兵，沿江南運河北上。三月中旬，金將尤(宗弼)率部北返，企圖從鎮江渡江北歸，遭到韓世忠所率船隊的邀擊，韓世忠夫人梁氏親自擊鼓助戰，宋軍士氣大增，奮勇作戰。金軍戰敗後沿長江南岸西行，宋軍船隊且戰且行，阻擊金軍。金軍被迫退入建康東北的黃天蕩，二十多天後另開水道逃入長江，又遭遇宋軍船隊攔擊。四月中旬乘無風之日，金軍船隊利用船小行動方便，以火攻宋軍船隊，宋軍船大無風行駛不便，篷帆著火而敗，金軍才得以逃回江北，岳飛乘機率軍收復建康。同月，侵犯江西的金軍也渡江北歸。

宋高宗一行在三月間得知金軍北退的確訊後，從溫州北上，三月末到達定海，隨後到明州，四月初到越州，結束了五個月的海上逃亡生活。當韓世忠阻擊金軍於鎮江、建康屢屢取勝之際，宰相呂頤浩主張高宗應北上以鼓舞宋軍士氣，宋高宗隨後下詔親征。但抗金並非高宗的本意，趙鼎乘機攻擊呂頤浩的親征之策，提出如果“敵騎起襲我之計，能保其(指親征)必勝乎？”實際是指親征是輕舉妄動，呂頤浩隨後即因建“請浙右之行(指親征)，則力違於眾論”而罷相，親征之舉也因此未能進行。五月初，範宗尹升任右相，趙鼎隨後也升任籤書樞密院事成為執政官。

金太宗派金將尤宗弼率主力渡江南侵，但企圖消滅南宋的計劃不僅未能實現，而且北歸時遭到宋軍韓世忠所部邀擊，幾乎喪師江中，使金統治集團感到短期內不可能消滅南宋，於是便考慮建立傀儡政權以統治舊黃河以南金軍佔領區。建炎四年九月上旬，金立降臣劉豫為“子皇帝”，國號齊，史稱偽齊。偽齊初建都大名，後遷都汴京。

兩淮金軍主將左監軍撻懶可能認為既然不能消滅南宋，那就應使南宋臣服於金。建炎四年十月初，金左監軍撻懶放奸細秦檜回南宋，史稱：“蓋(秦)檜在金廷首唱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即是讓秦檜勸說宋高宗降附於金。所以，當同年十一月初秦檜首次晉見宋高宗時，就提出：“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且乞上(高宗)致書左監軍昌(撻懶)求好”。而且秦檜奏進“所草與撻懶求和書”。這顯然是撻懶當初放回秦檜時的授意，然而這可能只是撻懶個人的設想，沒有取得金太宗的同意。秦檜所草擬的求和書原擬為“國書”，宋高宗認為兩國正在交戰，不宜使用國書，即授意大將劉光世以私人名義寫信向撻懶表達求和的意向，金將撻懶未予答覆。

金太宗並沒有放棄消滅南宋的企圖，建立偽齊的目的，是以偽齊作為金與南宋的緩衝區，便於金鞏固新佔領的舊黃河以北地區。再是企圖以偽齊攻滅南宋，取代南宋，偽齊遂成為南宋首先要面對的敵人。

南宋自建立以後，“朝廷雖數遣使(求和)，但且守且和”，並非一味無條件地求和降附。自金將撻懶放回秦檜以後，南宋“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秦)檜始”③。雖然以劉光世私人名義求和意向的書信，沒有得到金將撻懶的答覆。但宋高宗任用秦檜以向金求和的意志已定，紹興元年(1131年)二月，秦檜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同年八月又升任右相兼知樞密院事，執掌軍政大權，這標誌著南宋初年以求和為主基調時代的開始。但由於金太宗消滅趙宋政權，別立傀儡政權的方針未變，宋高宗不得不在謀求議和的同時，抗金以求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