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正值“兩彈一星”元勳、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物理學家、中科院原院長周光召院士90華誕，“周光召從事科學事業65週年學術思想與科學精神研討會”在中科院召開。應用物理所的階梯禮堂座無虛席，幾乎全是白髮蒼蒼的科學家，他們大多是曾和周光召院士相識、共事的科學家。中科院院長、中科院學部主席團執行主席白春禮發來賀信：作為中國科技界的一面旗幟，周光召院士為國家的科技事業、國防事業和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卓著。周光召院士倡導和身體力行的“追求真理、勇於創新”科學精神與“學術平等、提攜後進”的大家風範，已成為中國科學界的寶貴精神財富，他的科學成就、愛國情懷、光輝人格將彪炳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史冊。科技部原部長徐冠華、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校長吳嶽良分別以“周光召院士對中國科技事業的貢獻”、“周光召院士的學術成就”為題做主題報告。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萬鋼、中科院副院長李樹深、中科院原黨組副書記郭傳傑、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杜祥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李靜海、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長劉倉理、清華大學校長邱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包信和、北京大學學科建設辦公室主任張平文、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校長蘇剛、科學技術部基礎研究司司長葉玉江、中國物理學會原理事長楊國楨、湖南光召科學技術基金會理事劉鐵兵等在會上分別發言或發來賀信。聯想控股董事長、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志在會上深情回顧了周光召院長對推動中國高科技產業化的貢獻，發自肺腑地表達了對周光召院長的尊敬和感恩。
柳傳志發言全文： 各位領導、各位來賓，謝謝大家給我一個發言的機會，能讓我和聯想的全體同仁有一個向我們敬愛的周光召院長表達尊敬和感恩的機會。 人們常喜歡說誰誰“有貴人相助”，周光召院長就是我們的貴人。當改革開放的大門開啟，我們正迷茫著不知道怎麼走的時候，是周院長給中國科學院應用科學研究所的全體科技人員指出了一條突破性的道路。 當時，整個中國科學院有100多個研究所，全年的研究經費總共只有8個億人民幣。國家在那麼窮的時候，要辦一個科學院，那是為什麼？我們這些小人物每天就忙著做實驗、寫論文、評職稱、漲工資……生活水平提高了，政治地位也提高了，科技人員、專家學者個個興高采烈，喜氣洋洋，但國家圖什麼？小平同志說得清清楚楚，“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是我們當時誰也沒想過怎麼把自己的工作和生產力聯絡起來。 那個時候的國家，大體制還是計劃經濟。中國科學院是國家隊，是象牙塔，它的研究成果是為了說明國家水平的，是給人看的，給本國人看，也給外國人看（當然，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兩彈一星除外）。 改革開放以前，國家是被隔離的、被封閉的，我們的科研體制走的是蘇聯的道路，情有可原。現在改革開放了，難道我們還要沿著慣性、沿著老路走下去？ 中國科學院一定要改革，中國的科研體系一定要改革！第一個發出這個振聾發聵號召的是周光召院長，第一個動手幹起來的是周光召院長！ 經過了反反覆覆的思考，國內外的調研，周院長把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分為了兩部分，一部分是做基礎研究的，另一部分是做應用研究的，這是和技術開發密不可分的，這是向著經濟效益去的，向著為國家創造財富去的。 而對技術開發型的研究所到底怎麼能把研究成果變成財富、變成生產力，當時他心裡也沒有底，也要摸著石頭過河。我現在說的不是主觀猜測，而是後來他和我聊天內容的回憶。他到美國、到日本考察的結果，發現企業是創造財富的直接組織，但是怎麼能把科學院的科技成果和企業連線起來呢？ 他對中科院的科技人員提出了要求，號召科技人員下海去辦企業。今天看來，這個要求極其正常，而在當時卻猶如石破天驚，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年輕的朋友會覺得這不是太正常、太平常的事嗎？而經歷過這段歷史的科學院的人們都會為這個提法或是激動地徹夜不眠，或是覺得天崩地陷，或者嚇得心驚肉跳。
1984年半年的時間，中關村就出現了二十幾個公司，每個公司的骨幹幾乎全是中科院的科技人員，大多數的公司、大多數的業務是在流通領域範疇的，也就是所謂的“倒買倒賣”，但他們個人卻能掙到更多的錢，比在研究所裡踏踏實實做科研多出了很多，一下打破了實驗室的寧靜。 而這個“倒買倒賣”卻只是第一步，是認識市場經濟的第一步。而後就是不斷地擴大流通領域的範圍和規模，不斷地出現中小規模的科技企業。總之，不斷地試水、試錯，二十年以後厚積薄發，當一切條件都具備，突然能量大爆發，中關村科技園區成了中國科技創新創業的領頭羊，成了北京GDP增長中最強勁的力量，成了搖錢樹和聚寶盆，當然這是後話。
然而，當時一時間象牙塔中原有的秩序大亂，“天下大亂”！人們一片迷惘，這麼做到底對還是不對？ 今天看來，周院長指出的這個方向就是小平同志指出的方向，就是黨中央指出的方向。對，是肯定的對，天經地義的對！ 但後來的事實說明，走出這條道路是超出想象的難，無以倫比的難！那麼難在什麼地方？ 周院長的原意是把科研和企業有機地聯合起來，因此要求科研人員下海辦企業來打通科研變成生產力的道路。而下海之後，嗆住我們的第一口水，卻不是如何聯合起來，而是如何辦企業？要知道，在1984年的中國，實際上在科技領域還沒有一家真正配叫“企業”的組織。國家辦的叫“公司”的組織，那實際是工廠，只管做不管賣。產品由國家替你分配，比如長城0520計算機。 下了海，我們才知道科研這個環節並不是最難的環節，關鍵是我們做出來的東西賣給誰？於是我們要先弄懂什麼是市場、怎麼去推銷、怎樣去服務，研發的成果怎麼能夠成為合格的批次產品？於是我們要學會批次生產、學會採購。而最難最難的是本錢從哪裡來？比如聯想，計算所給我們的20萬，不到兩個月就被人騙走了14萬，沒有風險投資、沒有人擔保、銀行不肯借錢，錢從哪兒來？於是，面對著如何辦企業，一大堆的問題蜂擁而來，這裡有要死要活的壓力，命懸一線的壓力，也有金錢美女、名利地位的誘惑。 海水一口一口地往嘴裡灌，我們拼命地掙扎，向著插著紅旗的方向游去。遊得過去的就是先驅，遊不過去的就成了先烈。回首以往，第一批下海的，絕大多數成了先烈。 在後來35年的征程中，有狂風巨浪、有激流湧動、有山一樣的壓力、有荊棘叢生。在這個過程中，周院長在幹什麼？他全神貫注地關切著我們，隨時隨地地提醒著我們，極其小心地呵護著我們，拼著他的全力支援著我們。
故事太多了，我說兩個。 第一個故事是1996年，當香港聯想一次鉅虧，片甲無存的時候，他帶著我走了三家銀行。科學院是事業單位，是沒有擔保資格的，那實際就是在懇求人家，周院長是多麼自尊自愛的人啊，當我看到他面帶著僵硬的微笑，聽著人家不冷不熱的回答的時候，我真是心痛、慚愧，簡直是無地自容。最後，我們終於借到了錢，香港聯想存活了下來。 第二個故事：聯想能做到今天，產權機制的改革是至關重要的。記得1993年我第一次找院長談產權改造問題的時候，他就毫不猶豫地表態，全力支援。他說：“一個高科技創業企業，要想成功，人的因素一定是第一重要的”。由於當時國家的環境所限，股權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我們做了一個給員工以分紅權的折中的方案，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推進了改革。今天，中國科學院佔聯想控股29%的股份，是第一大股東。雖然和84年院裡投資20萬佔100%的股份，比例是縮小了，而歸屬科學院的絕對資產卻達到了200多億，增值了10萬倍！ 1984年我下海的時候，主要是憋得太久了，想試試我的人生價值。是周院長舉起的旗幟引導著聯想不斷挑高追求的目標，我們做出了中國品牌的PC，並且做到了中國第一，為今天中國成為資訊大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聯想又再接再厲，拿下了全球第一，成為了世界500強中的第200位，為中國人爭了光，爭了氣！ 1984年中科院成立的科技企業，中關村成立的科技企業，頂多不到100個，今天所剩無幾。而35年以後，北京中關村的科技企業，全國的科技企業已匯成萬千大海，勢不可擋。這滔天巨浪般的科技力量已融入到各行各業之中，成為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最早向我們發出呼喚的周光召院長，在中國他本來已具有顯赫的科學地位，他本可以以院長的身份讓他的學術成果在全世界更加光芒耀眼、名揚四海。然而，他卻選擇了一條充滿爭議、極具風險，但對改革開放有巨大實際意義的道路，大踏步地走上前去，義無反顧。 這就是周光召院長的情懷、遠見、胸襟和擔當！ 現在，此刻，當我們在這裡談他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什麼的時候，他正靜靜地躺在北京醫院的病床上。每每我去看他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還能有感覺，但他的眼睛卻依舊是明亮的。 在我的這個年齡，這個人生經歷，這個知識結構，讚美一個人、一件事的時候，本來用詞吝嗇已成了習慣。但我凝視著他，在我的心裡會默默地說：周光召院長，您是偉大的人！
來源：聯想控股微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