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徐珂《清稗類鈔·吏治類》記載，楊馝在康熙朝曾任直隸固安縣知縣，整治永定河時愛惜民力、深得人心。後來楊馝升調順天府宛平縣知縣，百姓不捨，康熙巡視京郊時，固安民眾跪求康熙讓楊馝留在固安。康熙說，另派一好官來固安，一位婦女問皇帝：為什麼不將這個好官派往宛平呢？康熙大笑，將楊馝升銜仍留任。但查咸豐《固安縣誌》，楊馝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任固安知縣，不到一年就離任，未見再任。這段佳話雖然沒有事實根據，但反映了人們祈求好官的願望。
自秦漢以後，地方官員由皇帝和中央政府委派，有一定任期，並不斷更換，即所謂 “流官” 制，目的是防止地方抗衡中央。民眾留官，即希望本地官員連任。西漢已有相關記載，東漢初更有 “攀轅臥轍”“借寇” 的佳話。
西漢末年，侯霸為淮平郡（今蘇北一帶地方）守，保境安民有功。更始元年（公元23 年），當政者劉玄遣使召侯霸委用，百姓聞訊，遮攔使者車馬，橫臥道路，力爭留用，此為 “攀轅臥轍” 典故之由來。東漢開國功臣寇恂曾任河南潁川郡守，治理安民有道，離任後潁川地方混亂。當寇恂隨劉秀南征經潁川時，地方百姓紛紛向劉秀請願“復借寇君一年”，劉秀於是命寇恂留在潁川鎮撫吏民。因此，“借寇恂”“借寇” 意即挽留地方官，亦有稱頌政績之意。
秦漢到明清，地方官任期的總體趨勢越來越短。西漢和東漢王朝初期，地方官任期限制較少，到後來都趨向三年為一任期和考核期。唐代官員的實際任期長於宋代，宋代地方官員的普遍任期不滿三年。由於任期較短，宋代地方官員被民眾 “乞留” 的現象漸多，但其中也不乏虛假事例。明代地方官的實際任期較長，不少州縣官任期長達九年，這與明代保留地方官的制度有關。如趙豫在宣德五年（1430）任江蘇松江府知府，正統九年（1444）應離任，但松江五千餘人 “列狀乞留”，巡按御史上報後，考績卓異，獲皇帝賞賜並升銜還任，共履職十五年。至明後期，吏治敗壞，“乞留” 作弊現象增多，保留官員遂受到嚴格限制。到清朝，朝廷一方面對此風氣進行糾正整飭，一方面加強皇權和中央集權，打擊鄉紳勢力，保留官員在制度層面基本被否定了，但遺風尚存。
明代 “乞留” 地方官的現象在清初逐漸消失，但康熙初年依然存有降調官員的風習和保留獲准的成功案例
［清］ 《繪靖海全圖》（區域性）
順治和康熙年間，朝廷履興大案打擊地方勢力，明代 “乞留” 地方官的現象逐漸消失，但康熙初年還保留著降調官員的風習。如康熙六年（1667），徐旭齡任湖廣道，政績突出，因公詿誤降調，當地百姓保留，經地方督撫核實，吏部議行。康熙九年（1670），御史徐旭齡疏言：“凡降調官員，百姓每每保留，其中不無情弊，請行禁止。” 康熙採納其建議，規定 “若百姓保留降調官員，概不準行”，但規定督撫大員可題請保留降調的“清廉良吏”。此後，民眾保留降調官員也有成功的案例。如康熙二十年（1681），鄧廣任山東陵縣知縣，賑濟有方，詿誤落職後經百姓保留，得以留任；康熙二十四年（1685），江蘇常州府知府祖進朝詿誤降調，“地方百姓莫不同聲懇留”，江蘇巡撫湯斌也疏請，吏部不準，後來得到康熙特許，“以勸廉吏”；康熙三十四年（1695），山西省平陽府地震，知府王輔救災措施得力，擬升直隸天津道，經平陽百姓乞留，康熙特許王輔以道銜留任。
雖然有保留獲准的案例，但大多數保留官員都不成功。如康熙四年（1665），馬萬里任河南內鄉縣知縣，廉潔不煩民，次年因 “妖僧事” 詿誤降調，“百姓保留不得請，攀轅臥轍如嬰兒之失慈母焉”。奉天人金世福康熙間任江西瑞昌縣知縣二十年，惠政甚多，因錢糧虧空詿誤落職，“士民保留不獲”。康熙五十二年（1713）發生的保留山東萊州知府的作弊行為對康熙刺激很大。康熙巡遊口外時，有二百餘人前來請求保留萊州知府，未獲準。到熱河時，有五六十人來祈求保留。人數遞減令康熙生疑，經審查，這些人都是居住在口外的萊州知府家人指使的。於是康熙接受御史周祚顯的建議，禁止百姓保留地方官員、督撫代為題請的制度。康熙認為，若允許百姓 “糾黨” 保留地方官員，“則官必為民挾制”“且令民不畏官，官不畏其上司”，並加大對勾結官府、保留官員者的處罰力度，將他們視同 “違背聖訓”，杖一百，相關官員則 “照枉法贓律治罪”。
康熙朝民眾 “保留” 督撫大員亦見數例。康熙八年（1669），陝西總督莫洛、巡撫白清額因鰲拜黨案牽連罷官，陝西百姓和甘肅巡撫等合詞奏留，康熙說：“朕思簡用督撫，原欲綏輯地方，愛養百姓。今莫洛等，既為地方愛戴，特順輿情，免其處分。莫洛、白清額俱著復還原官留任。” 康熙十年（1671），浙江巡撫範承謨患病回京調理，擬將山東巡撫袁懋功調補。但浙江和山東兩省 “百姓愛戴，號泣請留，情詞懇切”，康熙於是 “特順民情”，各留原任。康熙五十四年（1715），兩江總督赫壽應丁憂離任，江寧全城罷市保留，經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康熙同意他在任守制。同時，保留督撫也不乏幫派之疑。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山西巡撫噶禮遭參劾，山西學政鄒士璁代士民具疏保留，被懷疑 “結交撫臣”“朋比營私”，遭刑部調查。
雍正一朝重視官員實際政績，強調維護官場威嚴和政令暢行，著重整飭保留官員之弊
受康熙中後期長期儒化政策影響，朝廷對地方勢力的高壓有所緩和，地方紳士的社會活動較清初稍積極些。雖然雍正時期保留官員的事例較多，但也多伴有聚眾、罷市等較激烈的方式。貴州巡撫石禮哈奏曰：“每見大小官員或調或黜，必有棍徒數人倡首，聚眾保留，或壘門（堆壘石塊封堵衙門）罷市，或僱覓多人，十百成群，裝點公舉，分投各衙門，投遞呈狀，種種惡風，各省有之。”康熙朝以後，更罕見有保留成功的案例，這類保留官員主要是粉飾誇張，或者是出於其他目的，出於真心的並不多見。
雍正比較反感保留官員。康熙愛惜清廉官員，保留說辭也稱頌 “清廉”。雍正重視實際政績，強調維護官場威嚴和政令暢行，他甚至認為那些被保留的官員多是 “鄉愿” 之輩。雍正元年（1723），山東布政使佟吉圖、糧道餘甸被參，他們都是聲名較好的清官。當欽差博爾多到山東濟寧州城時，百餘人前來請求保留。博爾多下村採訪，百姓莫不感激佟吉圖。但雍正卻認為 “好不敵罪”，對清廉 “好官” 亦毫不留情。江蘇江都縣知縣陸朝璣，因是冒籍捐官，按規定於雍正九年（1731）免職。但江都全縣士農工商皆惋惜，爭相 “擔柴送米” 以表愛戴。雍正認為，人人愛戴即為 “鄉愿”，並批評報告者兩江總督範時繹被蠱惑。實際上，有些虧空錢糧的州縣官有意放縱地方拖欠，他們因虧空詿誤革職時往往有 “百姓情願代賠”，請求留任，有的甚至是全縣百姓願意代賠。雍正認為，一縣百姓貧富不均，不可能利害一致，都情願代賠，“或系棍蠹勾連，藉端科斂，或不肖紳衿一向出入衙門，通同作弊”，並規定如果出現全縣人都願意代賠這種不合事理的情況，將重處為首者。
雍正一朝保留官員展現的弊端較多，有些保留是一些官員為規避較差的職位而故意為之。如雍正三年（1725），貴州威寧府知府姚謙 “奉上諭以貴州簡易府分補用，即有流棍約聚愚民數十人罷市保留”，有的官員得到美缺離任便少有保留現象。雍正懲處川陝總督年羮堯，他還抱有僥倖心理。雍正三年（1725）離開西安時，年羮堯私囑陝西咸寧縣知縣朱炯，企圖收買一些人進行 “保留”。這件事對雍正觸動很大，他感嘆道：“凡官員離任，毎有地方士民保留。如果該員在任實有政績，惠澤在人，愛戴出於至誠，理應赴上司具呈陳請。即或清正廉幹之官冤抑被劾，百姓為之抱屈者，亦可赴闕申理。乃邇來積習，無論官員賢否，及離任之有無冤抑，概借保留為名，竟不呈明上司，輒鳴鑼聚眾，擅行罷市，顯然挾制。其中買囑招搖，種種弊端，皆於地方生事。” 他規定，“嗣後官員離任，士民有擅行鳴鑼聚眾罷市者，除將刁惡之人分別首從，從重治罪外，其被保之員，即繫好官，然既買囑百姓，亦必嚴加治罪，以儆刁風”。雍正對虛假保留官員的現象予以從重打擊。如雍正年間的貪官、四川夔州府知府程如絲，勒索受賄銀六萬六千兩、金九百兩，但他刻意將自己塑造成 “頗得人心愛戴” 的 “好官”，雍正三年（1725），他在夔州知府任上遭革職時，張世輝為首鳴鑼聚眾，“保留不容摘印”。又如雍正十年（1732），福建泉州府知府葉祖烈因貪婪革職，閩縣知縣前往摘印時，葉祖烈令家人唆使“地棍” 呈遞文書保留，以挾制官長。
保留武官的現象很少，雍正朝雲貴一帶地方的高階綠營武官被軍民保留的事例突出。清代駐紮地方的綠營武官，除了統轄兵士外，也涉及到一些民政問題，有官員趁機苛派勒索百姓，故而清正廉明的武將受到軍民愛戴。雍正三年（1725），雲南開化鎮總兵馮允中因有旨將調京另用，“兵民感戴情深，聞信之下，遂砌門罷市”，並聚眾赴省城昆明巡撫衙門造勢挽留。馮允中趕赴新任時，地方紳衿兵民湊送盤費銀一千二百兩，馮允中苦辭再三，勉強收受。貴州提督趙坤 “秉性正直，居官安靜”，軍民 “實心感戴”，雍正三年（1725）調補鑾儀衛，部文到貴州提督駐地安順時，“兵民亦有砌門罷市之舉”。雍正雖認可馮允中、趙坤的政績，但還是堅持更調另用。雍正對武官馮允中和趙坤有褒揚的評價，其他聚集保留官員事件未見其有如此態度。
乾隆朝之後，保留官員的現象明顯減少；嘉慶、道光以來，虛情假意、惡意策劃的保留官員事件亦罕見
乾隆時保留官員，有些案例是地方勢力伸張的表現。如盧焯於乾隆三年（1738）任浙江巡撫，大事無當擔，時常奏請減輕百姓負擔，又推舉不少鄉賢名宦，較多保護地方利益。乾隆六年（1741），盧焯被揭發營私受賄，閩浙總督德沛、杭州駐防副都統旺扎爾審理案件時，杭州數百男女為盧焯呼號訟冤，在副都統衙門前擊鼓喧鬧，要求保留盧焯巡撫任。乾隆十三年（1748），山西永濟縣民與陝西朝邑、華陰二縣民爭佔黃河灘地，永濟縣知縣費映奎袒護永濟縣民，被參 “長刁溺職”。乾隆認為：“袒庇刁民，必繫好名之輩。山右民風素稱刁悍，倘謂該縣因愛護百姓致被參革，鬨然群聚，糾眾保留，豈不更滋事端？” 因此未將費映奎革職。可見乾隆較雍正對地方讓步多些。
嘉慶對保留官員也抱有警惕心態。嘉慶六年（1801），初彭齡任雲南巡撫一年多即回京終養父母，雲南蒙自進士尹壯圖為名臣，當時在籍終養，密奏請留，認為初彭齡清介率屬，離任不利於地方整頓。嘉慶否決，還公開批評道：“尹壯圖以在籍紳宦，竟敢越分干與本省大吏去留。若各省紳士相率效尤，紛紛保留，成何政體，豈不蹈明季惡習乎？” 嘉慶十四年（1809），山西榆次縣知縣鄒澍寧剛上任即明斷積案，但不久因詿誤革職。榆次縣文生李作樞等人赴京具呈懇留，嘉慶嚴審了這些生員，經查並無情敝，鄒澍寧確實潔己奉公，辦事勤慎，最後同意革職留任。嘉慶二十三年（1818），山西太谷縣知縣陳履和丁憂離職，士民再三懇請服闋後仍留本任。嘉慶說，“直省牧令在官賢否，其去留權操自上，非士民所當干與”，不許山西巡撫上報請求。
道光以後，留官的現象也偶有記載。如楊國翰於道光初年離任浙江奉化、諸暨兩縣時，百姓 “匍匐乞留，號涕阻道”；直隸撫寧縣知縣許夢蘭於道光十九年（1839）離任，“士民祖帳攀轅，追隨十數里而不忍舍”。左宗棠在福建辦海軍，設船政學堂，去任後 “紳士再三稟留，均未允行”。嘉慶、道光以來，虛情假意、惡意策劃的保留官員事件亦罕見。晚清以後，雖然中央權威減弱，但隨著官制改革加深，督撫大員的選官人事權增大，民眾保留官員的遺風因此愈來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