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的西方史家、思想家、文學家，對羅馬大多抱有濃烈情結。究其原因，也許源於羅馬將共和觀念變成一種偉大傳統，綿延後世，成為一種“好政治”的願景。羅馬英雄的風起雲湧，極大彰顯了榮譽感、民族感。個人於歷史之作用，得到了空前誇飾。後世西方有理由反覆追懷這無比自信的“超大規模共同體的秩序”，以至於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都想從古羅馬思想裡找到精神遺產。羅馬已經不只是羅馬古羅馬的興衰，為人類歷史經驗、治理模式提供了豐富的智力資源、教訓與反鑑。李筠所著的《羅馬史綱：超大規模共同體的興衰》（以下簡稱《羅馬史綱》）一書，突出了羅馬史的分期、框架與線條輪廓。在每個章節部分，都實現了從面到點，從制度系統到個體區域性的分層論述。它同時兼顧了歷史結構性、總體性描述，與人物精神氣質、行動得失分析，是自上而下的輪動書寫。其以講史的簡明性、化約性，實現了“評史”的縱深性、反思性。作者的可貴，在於從系統性危機、結構性權力與思想性基底入手，闡釋政治現實，理解歷史走向。透過重估價值，實現建設性的意見表達，如“帝國卻總是遭受道德批判。贊共和、抑帝國的傳統正是從帝國時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李維這裡開始的”。
古羅馬廣場。
作者並沒有延續這種簡單的貶抑觀。從羅馬共和到羅馬帝國，是執政者面對愈發複雜、龐大的政治實體，解決治下差異多元素要素的必由之路與方案框架。共和，本身代表一種象徵價值，但其內在也有腐化變質的可能。沒落腐朽的貴族世家們的寡頭共治，已經框不住既大且富的國家。在共和與帝制的關係上，全書也同樣完成了視角轉化。作者試圖打破二元對立的替代思維，共和與帝制並非1和0的二進位制。李筠用內建的視角，分析出共和遺產並非煙消雲散，它的持存有賴於“寄居”式轉化。“共和的硬殼看來是保不住了，它只有把靈魂寄居到帝制當中。共和對帝制的孵化、共和與帝制的爭鬥、共和在帝制中的寄居是一個完整的過程。”這種歷史觀背後潛藏了一種內在性、延續性和同構性。帝制從共和中誕育，將帝國現實與共和母體割裂的看法，既是粗暴的，也是膚淺的。共和必須變換具體呈現，如果喪失解決政治現實的價值，那麼，它當然行將末路。“羅馬共和的覆滅在情感上或許令人惋惜，但從理性上看，共和的制度已經無法解決問題，共和的精神已經全面地潰散，共和的精英已經喪失執政能力，共和的人民已經可悲地腐化。”西塞羅的政治失敗，就成為最佳註解。他對共和的熱愛只停留在理念、說辭和願景上，在政治實踐上並無太多作為。西塞羅或許不能算政治家，只能算一個宣傳家、活動家與演說家。他靠修辭術和雄辯術，奠定了政治哲學意義上羅馬共和國的價值輸出。他構建了一個“好政治的神話”。沃格林認為：“由於西塞羅的神話，羅馬已經不只是羅馬；它已經成為一套絕對的政治秩序，就這樣被人們接受，成為宇宙世界的一部分。”西塞羅書寫的共和傳統西塞羅的“失敗何以化為永恆”？倘若從這一角度理解，就是自然而然。它體現在從愷撒到屋大維，從帝國框架初創到帝國制度完善，都不能無視西塞羅書寫的共和傳統。帝國必須長久消化、吸收、同構它，使其成為自身的組成部分，藉此標榜政治的公共性。“而公共性就是共和精神的硬核，只要國家不屬於私人，而是屬於‘大家’，共和就不會死。”從客觀效果看，西塞羅所認同的標準，給愷撒和屋大維這樣的執政者劃定了紅線。在形式上“維護共和成了明智的統治者們維護自身統治的基礎”。愷撒和屋大維的統治策略，說明了兩人對待共和、舊貴族和元老院的複雜狡計。書中所述，既有政治智慧、軍事謀略，更有人性分析。概括一下，就是舊瓶裝新酒，另起爐灶。愷撒用“稀釋法”，把元老院變得失能且低效。愷撒透過擴充、任命法務官、財務官的手段，自動將“自己人”輸送進元老院，“保守派的元老院份額被嚴重稀釋了”。
一隻鴿子從愷撒銅塑像上飛過。
奧古斯都一生都在平衡駕馭帝國多重衝突因素。與愷撒的突進張揚不同，他考慮的是帝國系統如何平穩運轉，超前防範風險（如主動確定帝國邊界、裁軍改革），重新劃分行省（元老院行省和皇帝行省），設計出二元統治的外在形態，緩和共和派的牴觸心理。更重要的是，他善於運用權力，謹慎使用“專斷性權力”，為“基礎性權力”的執行鋪路護航。前者是簡單粗暴的，是個人意志的專制征服。後者則是靠集體認同的規範邏輯，是非人格化的權力關係。兩者的組合搭配，使奧古斯都構建了差異均衡、多元整合的帝國秩序。自足且封閉的精神王國《羅馬史綱》概括了羅馬帝國的三個“基本盤”：哲學品質的普遍性，宗教品質的唯一性，治理品質的同心圓。正是這三種特性，決定著羅馬帝國的政治選擇、意義生產和治理模式。從意識形態到現實基礎，都對帝國的展開進行了種種方向限定。對“基本面”的理解，內源性地回答了從共和走向帝國的必然，元老院的功能衰落，以及帝國為何擁抱了基督教。廣場和高塔，成為兩種治理模式的意象隱喻——前者代表了平面延展的權力設計，其依賴差級並不顯著的貴族集團內部共治；後者則代表了垂直縱深的諸多階層的等差治理，符合“同心圓”的分類分層，差異統治需求。羅馬疆域擴大，征服異族，橫跨東西，有賴於一種中心輻射，多元一體的區別、平衡與協同。“有賴於層層代理人的不斷產生，而且要比較忠誠地為帝國服務。”而哲學品質的普遍性，宗教品質的唯一性，奠定了帝國的神話：一個自我生產、輸出意義的系統，一個自足且封閉的精神獨立王國。這是在價值上同化被征服民族、地域，使其歸附認同的精神基石。羅馬史本身是“多與一”的分裂調和、矛盾合力。如軍事和政治高度一體化，使帝國天然帶有軍國基因。書中用“普力奪”形容靠武力普遍奪權所造成的政治動亂、恐怖屠殺。帝國養子繼承的政治習俗，又難以找到合法授權。它既不同於血緣的世襲，也不同於神授的天然合理。在前述三個基本盤背後，乃是三大核心“病灶”。這如同基因缺陷，在發展程序中，不斷顯露惡化。在愷撒、屋大維這樣天才政治家的高超控制下，儘管能“玩轉”危險遊戲，後繼者卻因缺乏“拱頂石”般的才能，只能任其傾頹。這說明，治理中框架、方案與制度只是系統因素，執政者作為主體因素，更是靈魂變數。《羅馬史綱》在綜合考察系統與個人的效用上，無疑是成功而具體的。羅馬興衰的整體邏輯基於：在無比龐大複雜的政治現實中，面對危險邊緣，大廈將傾，死命支撐著穩定性。但維繫，卻無力解決病灶。帝國就像處於視窗期的病人，在日後免疫系統崩潰時，必然遭到毀滅。李筠將情感理解與智識分析既區別開來，又融會統一，形成了情理兼顧、由情入理的歷史評價法。在這種辯證立場下，全書實現了對諸多矛盾、對立及自反元素的總體性反思。
《羅馬史綱：超大規模共同體的興衰》李筠 著嶽麓書社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肖雅文
來源：作者：俞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