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英國計算機科學家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在90年代初發明瞭網際網路的時候，他對於這種在未來將會成為資訊時代發展的核心因素的交流系統充滿了積極的烏托邦憧憬。在他的設想中，網際網路作為一種去中心化的體系，可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流，從而起到打破偏見和促成凝聚力的作用，並且削弱大型政府和資本對於資訊的壟斷。
可惜的是，事情的發展方向完全沒有朝著伯納斯-李的預想中發展。矽谷巨頭的出現使得網際網路產業在出現之後不到十五年就被分割和壟斷，而這些企業的所有人則在兼併的過程中成為了家財萬貫的富翁。原本意圖讓我們能夠更快捷購買產品的線上零售，成為了上下兩頭盤剝工作條件，並操控購買價格的地頭蛇。原本意圖讓我們和不同文化與背景的人增加交際往來的社交媒體，更是直接成為了各種不同型別的騷擾，陰謀論和仇恨言論的最大溫床。Facebook公司的前公民誠信部門產品經理弗朗西絲.豪根（Frances Haugen）在離職後，將大量該公司是如何翫忽懈怠，以致虛假資訊和騷擾在平臺上瘋狂蔓延的內部資料提交給了媒體機構和國會，並在採訪和國會詢問中多次痛斥這一平臺的無所作為對不同群體所產生的巨大傷害。
以亞馬遜和Facebook為代表的網際網路公司所製造的社會問題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們原本的存在為社會所帶來的積極效應。如果想要解決這些在破碎的美好憧憬下無所適從的現實問題，那就必須需要重新對於現在網際網路的資訊交換形式，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資訊交換的形式，存在著更深刻也更務實的認知理解。
Facebook吹哨人豪根 Jim Watson / AFP
在以和大型科技平臺打交道為主要業務的歐盟反壟斷律師斯蒂芬.金塞拉（Stephen Kinsella）看來，社交媒體上頻繁出現大量的騷擾，陰謀論和仇恨言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平臺的匿名性質。隨著這些平臺允許使用者毫無責任和監管地使用匿名賬戶發表各種資訊，其他的使用者對於是否能信任他們所看到的內容就成為了一項巨大的挑戰，尤其是那些對於沒有一手資訊源或者透過其他方式核查內容真實性的人而言。
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的當下，具有強烈誤導作用的虛假或者錯誤資訊成為了最讓政府，醫生和公共衛生專家們頭疼的困擾。在疫情出現的早期，在各大社交平臺上出現了大量無端猜測5G網路可以傳播新冠病毒的陰謀論，導致多地的訊號塔被不明真相的人破壞。在這同一時期，社交媒體上關於病毒來源的猜測遠遠超過了正常的討論範疇，進而演化成了對於亞洲群體的集體仇視和攻擊。根據英國的一家資訊管理公司的報告，在有關於新冠疫情的反科學討論中，身份不明的匿名賬號佔到了絕對多數；研究者無法斷定他們的具體來源，也無法斷定他們傳播這些誤導資訊的目的是什麼。
這些虛假和錯誤資訊的普遍存在，毋庸置疑給民眾對於傳統的資訊源——主流媒體，科學研究，政府報告等產生了巨大的不信任，使民眾們轉而傾向於推崇社交媒體上許多未經證實的理論和揣測。根據一項2021年的研究，全球民眾對於政府和新聞記者所提供的內容的信任程度都在下滑，以美國最為直接和嚴重。這一研究的負責人之一，公共關係公司總裁理查德.艾德曼（Richard Edelman）在一封公開信中表示，這些內容的存在導致全社會的信任體制面臨著最巨大的挑戰，甚至可能出現了“資訊破產”的跡象。有接近57%的受訪者表示，政府和企業領導人有目的地試圖誤導他們：政府透過誤導資訊拋棄事實來宣傳自己的政治觀點，企業則透過對於這一行為的沉默而縱容政府的行徑。
被網路暴力所聚集並圍攻在當下是十分常見的事情，而這種現象的出現常常來自於被網暴者對於社交平臺的使用者的盲目信任，彷彿他們都是不知道要對陌生人保持戒心的天真孩子。有的時候，他們甚至什麼都不需要去做，只需要有好事之徒抓住一個機會，就可以讓一些他們素昧平生的人成為被攻擊和消費的物件。許多的網路暴力的發起者都是沒有名字的；在事情失控之後，他們大可以透過登出賬號或者類似的形式來金蟬脫殼，繼續在線上騷擾其他的物件。以韓國臭名昭著的“N號房事件”為代表的性騷擾和虐待聊天密室，正是在匿名機制被無限允許和縱容的平臺上得到廣泛傳播並悄無聲息地存在多年的。
一份由人道主義組織國際培幼會（Plan International）在2020年出臺的報告指出了網路騷擾的普遍性。這份調查發現，在包括加拿大、美國和印度在內的22個國家的一萬四千名15至25歲的女孩中，有58%的受訪者曾在網上受到騷擾或虐待。在這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她們因為遭受了網路騷擾和虐待而全身心地感到不安全，而有超過一半的被騷擾者在經歷了線上的騷擾之後發現這些騷擾升級成為了肢體或者性侵犯。線上騷擾的型別多種多樣，包括對於性暴力的威脅，性騷擾，身體威脅，虐待或者侮辱性語言，身體羞辱以及反LGBT言論，而且很多受害者遭受了多方面的暴力攻擊。
Leah Mills / Reuters
網路騷擾可以造成嚴重的身心傷害，精神問題，睡眠中斷，自尊心降低，抑鬱，自殘甚至自殺。由於實施騷擾行為不需要任何成本，這種故意擾亂社群的反社會行為自然就存在著病毒性傳播的豐富土壤。任何人都可以實施騷擾，特別是那些處於消極情緒中的人，而他們所進行的行為的危險程度會隨著他們以騷擾所獲得的歡迎和擁護而增加。
藉此，匿名制度對於網際網路體制乃至於整個社會的基本信任機制所造成的侵蝕，作為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已經徹底被擺在了決策者們的面前。如今，他們面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是提高這些平臺的透明度，透過政府監督的形式來督促社交媒體平臺做出改變，還是維持現狀？
在許多地區，針對改變匿名身份所產生的騷擾的法案已經被透過，或者被提上了日程。在加拿大，一項名為C-36的法案將會修改《加拿大人權法案》，並將在網上傳播仇恨言論視作與公開的種族歧視或者性別歧視的言行一樣的“歧視性做法（discriminatory practice）”，並允許網上仇恨的受害者向加拿大人權委員會提出正式投訴。在評估了歧視性做法的情況和意圖後，專門負責審理相關問題的法庭可以對在網路平臺上從事歧視性做法或仇恨言論的人處以最高五萬加元的經濟處罰。在澳大利亞，政府計劃引入一項投訴機制，只要有人認為他們在社交媒體上遭受了攻擊，就可以要求該平臺撤下這些材料；如果平臺拒絕撤下材料，司法程式將會迫使社交媒體平臺提供評論者的詳細資訊。在此之前，該國的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項重要判決，裁定內容出版商可以為線上論壇上的公共評論承擔相關責任，並要求包括Facebook和推特在內的平臺做出賠償。類似的想法在不同的地區有著廣泛的民意支援：一份2021年10月在英國出爐的民意調查顯示，有半數以上的受訪者反對社交媒體允許創造匿名賬戶的權利。
在活動家們看來，這些主要仍然是由既得利益者為主要組成成員的社交媒體平臺，並沒有起到自身應有的責任，沒有以自身的能力創造一個能夠及時報道和處理不當言論，騷擾和未經同意分享性影象等行為的體系。有些時候，他們會將這一資訊處理交給人工智慧來處理；但其他時候，這些平臺會將這一服務外包給第三方進行理論上應當嚴格的審理，來確保不合適的內容不會出現在螢幕前。這樣的機制對於這些往往拿著最低工資的內容稽核者來說是巨大的精神折磨；不僅如此，在相關業務不發達或者熟練掌握該語言的工作者人數不多的地區，社交平臺就連這樣的責任也沒有盡到。
要想解讀這些問題言論肆無忌憚的問題，就先需要明白那些因素會影響一個人去做出這樣的行為。除了網暴這種直觀的人身攻擊之外，“網路巨魔”（trolling）這種透過故意發表歧視或者誤導言論來嘲諷和激怒對方的線上行為，也從正常的網路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了許多騷擾者用來實施攻擊的方式。一項來自澳大利亞的研究顯示，性別、心理變態和虐待癖好都是惡性言論的重要獨立預測因素。這類一名有高度心理變態的男性虐待癖是最有可能成為網路騷擾者的人。這些巨魔普遍有移情缺陷，無法設身處地站在他人立場上思考問題，當涉及到他們體驗和內化其他人的情緒的能力時尤為如此。
Attila Kisbenedek / AFP
以推特作為例子，該平臺現在的註冊機制理論上講並不是完全匿名的，註冊者需要提供一個郵箱賬號和一個手機號碼。但是任何人都可以隨便註冊一個郵箱賬號，而在許多地方手機號碼也不需要實名認證的方式合法獲得。這些機制對於防止騷擾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為了保護使用者不受到侵擾，推特對於回覆機制也做出了一些變化，包括允許遮蔽賬戶和允許只接受經過證實或者相互關注的賬戶的回覆。
另一方面，推特自身內部有著一套不透明的稽核過程，從而給一部分他們認為屬於本人並且具有官方效應的賬號打上藍色的驗證標識。如果這一過程能夠擴大到核實大部分或者全部賬戶的話，很有可能會大幅度減少騷擾言論的出現，因為一經核實這些言論的傳播者就有可能要承擔法律責任。在蘇格蘭，一名在社交媒體上威脅前女友要將她的個人資訊出售給性侵犯者，並在網路直播中謊稱自己謀殺了一名遺體至今沒有找到的失蹤者的男子被判處了兩年刑期。如果他以匿名的方式在進行著這些行為，那麼且不論是否能夠被定罪，就連警方是否能找到他都會成為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理所當然地明白，社交平臺徹底取消匿名機制對於許多民眾來說是一件會讓他們感到不安的事情。隨著民眾對於各種不同型別的社會機制的信任的普遍降低，他們自然覺得將自身的實名資訊提交給政府和這些平臺有嚴重的風險。他們的擔憂也是不無道理的，隨著駭客入侵和資訊洩露越來越頻繁，個人隱私資訊隨時面臨著被曝光的風險，甚至已經成為了黑市上明碼標價交易的籌碼。另一方面，近年來的政治激化也讓許多國家湧現出了威權主義的政治領導者，他們將司法部門和警察變成了自己的打手，以各種方式騷擾或者攻擊抗議他們統治的人。
有的時候，匿名是許多人能夠誠實地公開討論自己的經歷與遭遇的最佳形式。不直接公佈自己的身份可以讓人們保護自己，尋求幫助，並安全地處理複雜和嚴峻的問題。許多涉及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新聞採訪數十年來一直在使用著這套機制，但是可以匿名的社交平臺讓這個說出聲音的空間更大了，也往往能有更多的人關注。許多不同型別的受害者可以透過匿名的方式分享自己的真實經歷並組建相互協助的線上社群。在這些群體中，除了名字之外，所有的資訊都是真實的。有一部分研究者認為，堅持實名制會給已經被邊緣化的社群和使用者帶來障礙和挑戰，甚至會給他們的人身安全帶來直接危險。
另一方面，網路平臺的“毒性”也絕不僅僅是隻有匿名騷擾這一個問題。許多騷擾者不是匿名的，他們甚至非常著名，比如經常在推特上搬弄是非對政敵人身攻擊的前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和現任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因為他們的特殊身份，社交媒體平臺往往對於他們的騷擾言論無所適從。如果現有的社交媒體平臺不在演算法上進行改變，不改變透過增加使用者互動來獲得收入的盈利形式，那麼即使匿名制度完全消失，我們最多獲得的資訊也不過就是知道了騷擾我們的人是誰而已，卻沒有直接改變問題。
透過增強政府和社交媒體平臺的交流來獲得賦予民眾對於資訊自由更多的主動權，是建立共識和消除偏見的重要步驟，也是那些希望終結網路匿名現象的人最想看到的事情。然而，資訊分享的不平等，民眾對於誤導性資訊的輕信，以及許多人存在於內心中的各類偏見意味著任何對於社交媒體的修改，都不會在一夜之間改變這些早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就廣泛存在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上講，與其說這些社交平臺是不幸的根源，倒不如說他們是一面放大鏡，將人類社會的諸多弊端和醜惡以最原本和突兀的方式公諸於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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