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5日黃昏,年32歲的陳松年和繼母潘蘭珍等,被父親陳獨秀叫到了床邊。陳獨秀本有嚴重的高血壓病,加上十多天前因食蠶豆花泡水中毒,他此時已臥床半月,他的身體已經如風中的枯木。
自知時日無多的陳獨秀是想趁著自己還清醒,早點把遺囑交代了。
這是父親重病以來第一次正式將他們都叫到床邊,所以,陳松年知道:父親這是要和他們話別了。那天的陳松年心裡難受極了,但當著父親的面,他想盡量表現得輕鬆一些。
父親老了,也比以前更加瘦削了,因為太瘦的緣故,他下巴那稀疏的寸許山羊鬍很打眼。因為體力不支,父親的雙眼時閉時睜,嘴唇微微翕動發出低微的聲音。此時的父親,已與他第一次見到的父親截然不同了。
陳松年一直記得自己和父親第一次見面的情景,第一次見父親那年是1933年,他已23歲,此時他的兩個哥哥陳延年和陳喬年也已因革命而犧牲。當時父親的境況也不好,他被國民黨關在南京監獄。記憶中第一次見到父親的陳松年看到獄中的父親心疼極了,他忍不住落下淚來。可父親卻呵斥他道:
“哭什麼哭,男子漢大丈夫流血不流淚,哭是一種沒有出息的表現。”
那時候的父親,嗓門多大,中氣多麼足啊。也是那次被呵斥後,陳松年再也不敢當著父親的面掉眼淚了。
陳松年多想父親再呵斥他幾句啊,可那終究已經不可能了,此時的父親連呼吸都有些困難了。陳松年知道,父親的離去,就是這幾日的事。想到這兒,他的喉嚨又有些發緊了。
就在這時,陳獨秀的眼光落到了他的臉上,他似乎想努力記住兒子的樣子,他也似乎在他臉上找尋已犧牲的延年和喬年的影子。
良久後,陳獨秀才將目光從陳松年臉上移開看向他的第三任妻子潘蘭珍,這個女子是他的最後一個女人,她的年歲和三子陳松年相當。這十二年來,她一直陪伴著窮困潦倒、疾病纏身的他。
陳松年察覺道,父親看向繼母時眼裡滿是憂鬱,盯著繼母的圓臉看了片刻後,他突然猛地伸出青筋暴突的乾枯的手,用力握住了她的手。陳松年聽到父親在艱難地對著繼母吐字:
“蘭珍,……我死,死後,你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必自立,記住,自主,自立……”
繼母聽到這兒後已經淚如雨下,她撫摸著陳獨秀的額頭喊了一聲“先生!”後,便已泣不成聲。
正是在這天,陳獨秀斷斷續續對兒子交代了後事:
“以後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帶回去”。
陳松年含淚點頭應允後,陳獨秀才如鬆了一口氣般地閉眼休息了。當日,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
“我的《小學》、《小學》,我只注到‘拋’字 呵, 可我,就要拋、拋它而去了......”
陳松年知道,父親這話裡的《小學》是他編著的最後一本書《小學識字課本》一書,這本書是他一生文學事業的最後篇章。可惜,這本書還未及出版,他便不行了。
自那天后,陳獨秀的身體每況愈下,此後,他一直不斷昏迷、囈語,囈語、昏迷......
5月27日,陳獨秀終於永遠地閉上了雙眼,離世這年,他享年63歲。
父親死後,作為唯一留在父親身邊的子女,他自然要設法張羅後事。這是他第五次料理至親後事,這些年裡,他先後送走了大哥、二哥、姐姐、母親、祖母。每一次送別,對他而言都是鑽心的痛。
偏偏,負責送別他們的,恰是最重親情的他。
陳松年與兄弟姐們不一樣,他還未出生時,父親和母親高大眾(又名高曉嵐)便分開了。哥哥姐姐們都曾經享受過真正的家庭生活,可他一出生,家便是殘缺的。越是如此,他越渴望一家數口團聚的畫面,可造化弄人,他最想要的“團聚”,卻隨著他慢慢長大,變成了一個永遠的夢。
這幾十年裡,他眼見著哥哥姐姐、母親、祖母離他而去,好容易才團聚的父親如今也離他而去了。
若非重家庭情感,此時,他又怎會帶著一家幾口生活在江津這個地方呢。幾年前,父親出獄後將經武漢入川,欣喜不已的他便義無反顧帶著祖母和一歲多的女兒離家來到了江津。
當時,聽到他要來後,父親高興極了,父親還專程為此寫了一封家書,家書裡,他特地叮囑兒子道:“在宜昌換船時,我必登岸接你們。你們有船便行,千萬不必在宜昌候我……道重慶下船登岸到客寓,你們都必須坐轎,萬萬不省此小費……”
這封家書裡的父親,與他印象裡的父親很有些不同,他竟如此事無鉅細地詳細囑託,而且還讓他們坐轎,這滿滿關愛讓他感動了很久。
前來與父親團聚前,陳松年就做好了要替父親盡孝的準備,哥哥姐姐們沒做的,他要替他們做到。所以,到江津後,他和妻子總是從教書所得的微薄收入裡拿出一部分接濟父親。為了讓父親安心,平日裡,他總叮囑妻子和子女一定要對繼母好。
因為有他的囑託,他的妻子、孩子都對繼母潘蘭珍很尊重,妻子和他一樣管潘蘭珍叫“娘”,而孩子們則管她叫“二奶奶”。看到這般景象,陳獨秀當然是高興不已了。
可好景終究不長,到江津沒多久,信佛吃齋的祖母便因病離世了,如今,父親又撒手人寰……
淚眼看向父親的遺容時,陳松年突然覺出一種被命運捉弄的悲涼感來,到了現在,他已經什麼都不指望了,如今他唯一所想只有一件事:儘早達成父親的遺願,將他和祖母的棺木送回老家安慶。
一想到棺木,陳松年便皺起了眉頭,如今,陳家已經拿不出一分錢了,他上哪兒給父親找一副像樣的棺木呢?
陳松年已經不是第一次為辦後事犯愁了,昔日為哥哥陳延年和陳喬年收屍時,他和姐姐就面對了無數的“難”,因國民黨不允許他們收屍,他們還要一面承受失去至親的痛苦,一面和國民黨對抗。
陳松年永遠忘不了他看到二哥倒在血泊裡的情景,誰能忍受看到至親慘死眼前的痛苦,正是那次以後,姐姐因受刺激太大吐血而亡,而他也在之後抑鬱了很長時間。
好在,相比以往料理哥哥們後事時候,這一次,他面臨的情況要簡單得多。
人都說“天無絕人之路”,父親去世當日,江津名紳鄧蟾秋、鄧燮康叔侄及同鄉、同學、朋友在瞭解情況後對陳家進行了捐助,陳松年於是用這些款項為父親置辦了四川香楠木棺材。
父親入殮時,陳松年沒有落淚,他只覺得自己終於鬆了一口氣。當看到父親面容安詳地躺在楠木棺材裡時,他的淚才如雨滴一般地順著臉頰落下。
因為此時中國還在戰亂中,陳松年只得將父親的靈柩臨時厝於西門外鄧燮康園地(此地後修復為衣冠冢)。這個墓地位於康莊,它背靠青山、面臨長江。父親的墓前有一個墓碑,墓碑上是其生前好友歐陽竟吾寫的“獨秀先生之墓”六個字。
墓碑被立好的當日,陳松年便“撲通”一聲跪倒在了墓碑旁,他含淚道:“你先在這待著,等時候到了,我一定帶你回家!”說完後,他便雙手撐地磕了三個響頭。
此後的每一天裡,陳松年都在時刻關注著政局,他在等著那個曾承諾父親的“合適時候”。
1947年2月,陳獨秀離世五年後,陳松年在前後思量無數次後確定:“此時,便是帶祖母、父親棺木回老家的‘合適時候’”。
為了這次行動,陳松年已經攢下一些錢了,他和全家省吃儉用幾年,就只為這次能順利將祖母、父親棺木運送回鄉。這件事,是陳松年一定會做的,這不僅是讓祖母、父親“落葉歸根”,也是為了讓父親、母親團聚。
打小時候起,他便知道母親高大眾有多盼望父親回來。他知道,她越是怨他,心裡便也越想他。
兒時,他曾為了逗母親開心對她說:“媽媽,將來,我一定把父親拿回來。”母親聽到這話後,一邊抹淚一邊好笑地道:“就你曉得逗我,他那麼大的人,是你說‘拿’就‘拿’得回來的?”聽到母親這話後,陳松年才知道自己用錯了詞。於是,他便也跟著“嘻嘻”笑了起來。
陳松年沒想到,自己有一天,真的會將父親帶到母親身邊,而這一次,他終於確信:沒有人,能再把父親從母親身邊帶走。
花大價錢僱了一隻浙江幫船後,陳松年便帶著祖母和父親的靈柩啟程回安慶了。
一路上,陳松年一直都非常小心,此時抗日戰爭雖然已經結束,可國內的政治局勢依舊非常複雜。所以,為了避免節外生枝,他特地在父親棺木上刻下了“陳乾生”三字。這個名字,是父親的原名,是他參加科舉時用的名字,知道這個名字的人並不多。所以,在他看來,這個名字很安全。
但即便所有細節他都已考慮到,一路上,他依舊非常小心,直到棺木抵達安徽安慶境內時,他才終於鬆了一口氣。
陳松年極其仔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曾經吃過虧。
早在28歲那年,成為陳家頂樑柱的他,曾為保護陳家祖產找船將家裡的值錢傢俱搬到了鄉下。可這些東西最後還是被日本人發現了,這次過後,陳家的家底便全部被掏空了。
陳松年後來每每想起此事都懊悔不已,他總覺得:若自己再仔細一些,藏東西時多周密一些,那些東西或許就不會被日本人發現了。
任何時候,謹慎總是好的,這次的行動,所有細節,陳松年都仔仔細細考量過無數次,為的就是確保萬無一失。
出發前,陳松年就已為父親張羅好了墓地,墓地位於:安慶北門葉家衝,這個地方離獨秀山很近,他總覺得:這一定是父親最中意的墓地所在。
原本,陳松年準備將父親墓地的墓碑也一併運送回老家,可因為墓碑太笨重,加上墓碑上的字太打眼,他最終選擇將墓碑留在了江津。
父親下葬時幾乎是靜悄悄進行的,為了安全起見,墓碑上刻的是“先考陳公乾生之墓”八個字。陳松年還將母親高大眾與父親合葬在了一處。兩人合於一冢時,陳松年的心裡湧出了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他有一種替母親完成夙願的滿足感:母親生不能與丈夫同寢,死卻能和父親合冢,她該安心了。
當日,父親入土為安後,陳松年在墓地待了很久,只有陳松年自己知道,這是他有記憶以來:第一次和父親母親同在一起。這樣的日子,他曾期盼了無數次,如今,一切成真時,他卻已與父母陰陽兩隔。
弗洛伊德說,人這輩子的所有努力,都只為彌補八歲以前的缺失。陳松年童年缺的是完整的家,往後餘生裡,他所做的事,幾乎也全在為這個“完整的家”努力。他離家去江津與父親團聚,他為父母建合葬墓,他為努力操持小家而放棄升遷,這種種,全是他為“完整的家”努力的結果。
相比心懷國家和百姓的父親、哥哥們,他所思所想,僅僅是一個小家,在世人眼裡,他或許不那麼偉大,但相比之下,他也和其他陳家人一樣可愛,因為他的所思所想本質上和父兄一樣:都是出於愛!
父母合葬那天,他在墓地和父母聊了很久,只是,沒人知道他說了什麼。
此後,為了保護父母的墓地,每次前來看望父母時,陳松年都是一個人悄悄地來悄悄地去。陳松年比以往更加忙碌了,他的孩子越來越多,負擔也越來越重。
為了供孩子們讀書,陳松年夫婦非常拼命,陳松年一人做了幾份工,他有時去窯廠抬土,有時又去鐵路上修路,回到家他還經常糊火柴盒賺零錢。過度的勞累拖垮了陳松年夫婦的身體,沒幾年,陳松年妻子便因病辭世了。
陳松年妻子竇珩光與子女合影,依次為陳長瑋(左上)、長璵(右上)、長 琦(左下)和長璞(右下)
“中年喪妻”是人生的三大悲劇之一,悲劇面前,陳松年只得打起精神繼續前行。他知道,身為陳獨秀的後人,他必須把子女供出去,他經常說“陳家的後人,怎麼能沒文化呢!”
為了讓陳家三女一子都不輟學,陳松年竟咬牙把房子也變賣了。
變賣房子後的陳松年一家,日子自然也更加難過了。好在,陳家境況終在1953年得到了改善。
這一年,毛澤東主席視察安慶。在談及陳獨秀時,他關切地問:“他的後代生活得如何?”隨後,工作人員彙報了陳松年的境況。得知陳松年生活異常清苦後,毛主席陷入了沉思,想了想後,他說:
“生活困難,地方政府要給出一定的補助,他們是烈士的後代,要以烈士的標準來對待。”
在毛澤東主席的特批下, 當地政府給予陳松年每個月30元的補助,他還被安排工作。這樣一來,他和孩子們的生活,總算有了著落了。
也正是在這之後不久,陳松年意外得知:哥哥陳喬年的遺腹女陳鴻還在世。這個訊息讓他興奮得幾個晚上都沒睡著,為了找到這個侄女,他開始不斷向組織寫信和口頭反映。
為了找尋侄女,陳松年還動員自己的孩子們也幫著找人。在他的努力下,他竟先後找到了5個“陳鴻”,可遺憾的是,她們的經歷都和真實的陳鴻對不上號。但即便如此,陳松年也依舊未放棄尋找陳鴻。
在陳松年忙著找侄女的當口,他的幾個孩子都成才了。他的長子陳長琦讀到了博士,畢業後,他成為了一名教授,並一直致力於國家科研。
他的長女陳長瑋大學畢業後,成了一名鋼鐵領域的工程師。成績優異的二女兒陳長璵畢業後,在軍工廠做高階工程師。最小的女兒陳長璞,則選擇了留在安慶市文物管理局工作。陳長璞最喜歡聽祖輩故事,所以只要得空,她便會纏著父親講爺爺奶奶的故事。
陳松年越老便越思念父母和兄弟姐妹,可因為政局的關係,為了保護父親墓地,有幾十年時間裡,他竟一直不敢前往父母墓地祭拜。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後,一切都恢復如初了,陳松年才帶著孩子們前去掃墓。
時隔30年後,父母墓地已經完全被荒草覆蓋,墓碑也已無影無蹤。經多方詢訪後,他們才終於找到了當年抬靈柩的老農,並確定了墓址。
1979年,一心想重修父母墓地的陳松年終於如願了:他在有關部門的資助下,以延年、喬年、松年、鶴年四子的名義重修了墓地。
最讓陳松年高興的是,這一次,父親墓碑上終於可以刻“陳獨秀”的真名了,此時陳獨秀墓碑上的字被改成了:“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1982年,安慶市政府對陳獨秀墓進行了重修,重修後墓冢坐北朝南,四周用白石條砌了石欄,石欄外圍還修了一條防山水的土溝。此時的陳獨秀墓再次被重新立了墓碑,墓碑上的字是:陳獨秀之墓,墓碑背面是他的生卒年月。
到此時,陳松年便也知道了:父親的墓,已經不再是普通的家墳了。這之後不久,如陳松年所料,之前強加在父親身上的一些罪名被一一否定。
也是從那時起,陳松年臉上的笑容也比以往更多,只要得空,他便拄著柺杖去父母墓前陪他們說話。
陳松年每次來父母墓地,他總似有說不完的話。他經常將陳家後人的事絮叨給父母,他也總不忘將新時代講給他們聽。有時,他還會前往哥哥們的墓地把新時代的事,講給他們聽,一旦找尋侄女的事有了眉目,他也會親口講給哥哥們聽。
陳松年的家不論搬去哪裡,他家的牆上總掛著父親和母親的照片,父親的照片,他選的是一張上世紀20年代的,那是父親人生的高光時刻。而母親的照片,他則選擇了一張她生前最喜歡的,聽母親說,那張照片攝於她和父親感情最好的時候。
1990年,80歲的陳松年因病離世。走時,他的臉上掛著微笑,兒女們都說:“父親雖然病著,卻走得很安詳”。
陳松年去世四年後,陳喬年女兒陳鴻被找到。此後,陳鴻一直與陳松年子女保持密切往來。
陳松年去世八年後,陳獨秀墓再次被進行了全面修繕。
如今,昔日陳獨秀的下葬地被開闢成了獨秀園,陳松年無數次走過的那條通往墓地的路,被修成了整齊的水泥路。而他父親墓前的碑上刻著的則是:陳獨秀先生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