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的一天，在河西走廊，馬家軍將一隊紅軍女俘虜押往青海西寧的途中，一個女紅軍就要分娩了，馬家軍不想因為女俘虜分娩而被拖累，於是將她扔在了荒郊戈壁，女紅軍拖著沉重的身體艱難地捱到一個村中的百姓家中，生下了一個男孩，這是她和第二個孩子，第一個孩子是長征途中生的，送了老鄉寄養……
後來，這個女紅軍為了躲避馬家軍的追查，不敢說四川家鄉話，裝啞巴，輾轉流浪，帶著襁褓中的兒子，來到了武威附近的一個深山村賽。
為了儲存烈士的後代，也是為了自己的兒子，她委曲求全，嫁給了一個當地的回民皮匠……
這個女紅軍叫楊文局，是一個老革命，是西路軍總供給部保管科長，而丈夫就是西路軍供給部部長鄭義齋。楊文局，1929年就加入了共產黨，1935年隨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征，途中還擔任過婦女工兵營營長、政委等職務，紅軍西征後，隨軍西征。
１、紅軍石窩被困
1937年3月13日，西路軍餘部不足三千人，被國民黨馬家軍分割包圍在祁連山中石窩附近的幾個小山頭上，形勢十分危急。
鄭義齋、楊文局和西路軍供給部的剩餘同志集中在一個小山頭上，保護著西路軍的全部經費。
當日下午，鄭義齋接到去總部開會的通知，他把同志們分開保管的金子、銀元等集中到一起，用包袱包好，又讓楊文局用針線密密地縫牢，準備次日送給總指揮部首長，作為部隊疏散和首長潛返陝北的經費。然後，他又給秘書廖靜民和處長李世品一一交待工作，鼓勵大家堅持鬥爭到底。
夜幕降臨了，刺骨的寒風裹挾著祁連山的積雪，在山谷中咆哮，撕扯著衣服襤褸而又瀕臨絕境的西路軍將士。
在陰森森的樹林裡，同志們相互依偎著，坐在冰冷的雪地上，渾身打顫。
２、分吃一杯小米稀粥
警衛員曾少章拾來乾柴，扒開積雪，燃起一堆火，用僅剩的一個小鐵壺熬了點小米稀粥，給鄭義齋盛了一小茶杯。
鄭義齋問:“同志們都有了嗎?燒好了都喝點，暖暖身子。”
說罷，他接過杯子，喝了兩ロ，就遞給了身邊的妻子楊文局。
此時的楊文局特別需要照顧。這並非因為她是供給部長的夫人，而是因為她是一位即將臨產的孕婦。這已經是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了。第一個孩子是在長征剛開始的時候生的，是一個男孩，因行軍打仗，不久就送給了一位老鄉寄養。第二個孩子又要出生了，他們卻面臨生離死別的絕境。
作為丈夫，鄭義齋知道自己的責任，他應該加倍關心已經懷孕8個月的楊文局。但是，此時此刻，他只能省出自己的幾口稀粥，遞給妻子。
楊文局是完全理解丈夫的，不用說什麼也沒有，就是有，她也絕不會額外多吃一點。她還清楚地記得和鄭義齋結婚的情景:
1934年4月，他們兩人結婚時，只是把平時用的被褥搬在一起，穿著平時的軍裝，當晚吃的是蕎麥麵疙瘩，沒多用公家一分錢，就高高興興辦完了婚事。而當時在川陝根據地，紅四方面軍供給部的倉庫裡存放著繳獲來的許多新被褥和制服，還有各種的食品罐頭。但是鄭義齋一點也沒有動用。從那以後，經過了長征，兩過雪山，三過草地，他們一直在一起。
然而，形勢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艱難和危險過。此時的兩口小米稀粥，也是極難得的，它來自作為供給部長的丈夫之手，使她既感到滿足和溫暖，又感到有說不出的難過和傷心。
因為幾天幾夜的連續惡戰，周圍的同志們都疲憊地睡去了。楊文局和鄭義齋卻面對面地坐在篝火旁，默默無言，依依難捨。
過了許久，鄭義齋語重心長地說:“文局，我們現在的處境很不好，隨時都要準備犧牲。要是我衝不出去，犧牲了你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要想法把孩子拉扯成人，繼承我們的事業！”
楊文局聽了，再也忍不住，低聲啜泣起來。鄭義齋勉強一笑，極力寬慰她:“我剛才說的是最壞的設想，我們會出去的……你我都是共產黨員，要挺起來，堅強些。跌了跤不要緊，爬起來再幹。”
３、眼看著丈夫鄭義齋犧牲
14日一早，鄭義齋告別了楊文局和同志們，帶了十幾個騎馬的警衛人員，護送著楊文局縫牢的那個包著金銀的包袱，順著山溝，向總部所在地出發了。陳昌浩、徐向前、王樹聲、李特、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等許多西路軍的領導都在那裡。
但是，剛走出不遠，鄭義齋和警衛人員就被敵人包圍了。有些同志在山上親眼看見，眾多的敵人向他們撲去，包圍圈越來越小，鄭義齋指揮大家沉著應戰，邊打邊往山坡上撤退。
忽然，鄭義齋中彈落馬。小張牽住戰馬，警衛員小曾將鄭義齋扶起，要扶他上馬。鄭義齋擺擺手，嚴厲地命令:“經費要緊，趕快走！”
小張看了看鄭義齋，猶豫片刻，帶著經費，策馬賓士而去，鄭義齋和其餘警衛人員掩護他突出重圍……
經費終於送到了總部首長們的手中。鄭義齋和十幾名警衛人員全部犧牲在山坡上。
馬家兵顯示出了殘暴的本性，連鄭義齋的屍體都沒有放過，用馬刀砍 ……
鄭義齋犧牲時還不到36歲。
親眼看見敵人殘害自己的戰友和首長，誰能不揪心?不痛苦?但是，敵眾我寡，勢力懸殊，怎麼援救都是杯水車薪，有損無補。
楊文局站在小山頭上，親眼看到丈夫犧牲的經過，悲痛欲絕。戰友們都過來極力安慰她，要保重身體，為鄭部長留下第二個孩子。
對，一定要把腹中的孩子保住，這是對鄭部長最好的紀念，也是她和鄭部長共同的希望所在。於是，她挺起沉重的身子，隨同志們轉移分散。
４、懷孕８個月的女紅軍被俘
三月的祁連山，冰雪覆蓋，沒有飯吃，不見人煙。冒著零下幾十度的嚴寒，楊文局和三位女戰友在大山裡輾轉了三、四天，又凍又餓，只好下山找老百姓想辦法。
在一處封凍的小河邊，她們發現了馬蹄和人的腳印，她們驚喜地跟著痕跡走，希望找到牧民。但不一會兒，便發現馬蹄越來越多。
“不好，可能是敵人！”說著，她們趕緊往回返。
剛鑽進一個破窯洞，還沒幾分鐘的功夫，馬家軍就把洞口包圍了。
楊文局和幾位赤手空拳的戰友，束手被擒。在押往張掖的途中，敵人將懷孕8個月的楊文局的頭髮紮起來，拴在馬尾上，拖行數里。
在張掖監獄，楊文局見到了一些熟悉的戰友，大家都心情沉重，默默無言，有的戰友向她投來同情或鼓勵的目光。但也有叛變者來勸她投降。
她痛罵勸降的叛徒，回答說:“西路軍失敗了，黨還在，紅軍還在，革命會勝利的。”
幾天後，敵人把楊文局他們押往青海。半路上，楊文局要分娩了，敵人才讓她離開了俘虜的隊伍。
５、為了孩子，嫁給深山皮匠
楊文局拖著沉重的身子來到一個當地老百姓家，生下了鄭義齋部長的遺腹子鄭民，又輾轉遷徙，流落到武威附近一個藏、漢、回族雜居的深山村賽。
在這偏僻荒涼的村子裡，一個帶著孩子的外鄉女人，又是人人都怕得“紅軍婆子”，怎麼生活呢?
為了等待時機尋找組織，為了革命的後代，楊文局抑制住內心難以忍受的悲痛，嫁給了一個好心的回族皮匠。
這是一個痛苦的抉擇！
但是，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難道還有第二種選擇嗎?
６、尋找紅軍
躲藏在深山村寨裡生活的楊文局，極力打聽紅軍的訊息，村裡來了賣東西的貨郎，她就要過去看看，心裡在想是不是組織派來的人。她還和皮匠在村口路旁擺了一個小雜貨攤，一面做小買賣，一面觀察來往的行人。
她在自己周圍團結了一批群眾，利用各種機會耐心向群眾宣傳黨和紅軍的政策，消除群眾對紅軍的疑慮。
經過一段時間，她打聽到黨在蘭州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她決心去蘭州。可是幾次帶著孩子出走都被皮匠追了回來。
1949年，解放軍渡過黃河進軍河西走廊，楊文局聞訊，立即帶上兒子，在一位藏族婦女的幫助下，騎上毛驢，翻山越嶺，找尋部隊。
當她在武威附近看到頭戴紅星的解放軍時，便不顧一切地高聲哭叫起來:
“我回來了！我回來了！”
時隔12年，楊文局歷經艱險，帶著12歲的孩子歸隊了，終於回到了黨的懷抱。
７、恢復工作，救助戰友
楊文局回到部隊後，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分配工作，儘快恢復黨籍。
黨組織分配楊文局任永昌縣婦聯主任，她以出色的工作使永昌縣婦聯成了全國學習的榜樣，並於1950年初獲准重新參加黨的隊伍。後來，她先後在全國婦聯少兒部、中央黨校西北二分校工作和學習，最後又愉快地服從組織分配，到酒泉擔任了勞改局被服廠廠長，一干就是十幾年。
楊文局一直惦念、關注和救助散落在西北各地的和她一樣遭受種種苦難的戰友。當時西路軍失敗後，近萬名紅軍幹部戰士被打散和被俘。西安事變後，中央雖然採取一系列措施先後營救出近六千名。數千名同志被殘害了，兩千名左右的同志流落甘肅、青海、寧夏等地。其中大都流落在農村牧區，靠挖煤、幫工、拉車、理髮甚至討吃為生。
解放後，黨和政府對這些同志也曾作過調查登記，但是由於長期以來“左”的思想的影響，這些同志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公正對待，生活十分困苦，政治上長期受歧視。楊文局一直對這些同志寄予極大的同情。
８、吃香蕉不知道剝皮的女紅軍
她利用各種機會到處調查訪問，為他們排憂解難，奔走呼號。
經過努力，楊文局後來還見到了徐向前元帥，拿出預先寫好的西路軍失散人員的幾個問題，逐條陳述解釋。
徐向前元帥一聲不吭，在地上來回踱步。徐元帥也為這個多年來一直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而焦灼和痛苦吧?楊文局有些說不下去了。
“文局，你說下去。這些事他不管誰管?”坐在一旁的黃大姐鼓勵她。
楊文局鼓起勇氣，終於把想說的話全部說出來了。
黃大姐請楊文局吃香蕉，楊文局拿起來就要吃。
黃大姐告訴她:“剝了皮再吃。”
楊文局這才知道香蕉的吃法。說來這似乎是個笑話，但冷靜一想，其中又有多少辛酸！楊文局，她不是一位普通的農村婦女，而是一位1929年就入黨的女紅軍啊！
1958年，朱老總和夫人康克清到酒泉視察工作，二人賓館親切地接見了楊文局。
參考資料：董漢河著《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後續將持續分享西路軍《兩個女戰士之死》英烈故事。緬懷先烈，銘記歷史！歡迎留言討論、關注轉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