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三峽，在世界地圖上只是上蒼賦予人類的一處似乎並不起眼的地方，卻激發了中國人無限的遐想。20世紀的三峽工程，是峽江創造的世紀絕唱，而在80年代前後，籌建又撤銷的“三峽省”則是峽江激起的跨世紀的迴音。

一、百年三峽工程

自孫中山先生以來，三峽工程便承載了幾代仁人志士的強國之夢。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提到：

“分級壩堰，改善航道，壅流發電。”

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曾組織水利專家對三峽水利進行考察與研究，並提出開發方案。到了40年代中期，抗戰勝利前夕，美國水壩專家薩凡奇兩度考察長江三峽，整理出一個“薩凡奇計劃”，由於該計劃將三峽工程的壩址選定在南津關口，故稱為“南津關方案”。

然而由於民國國力貧弱，百業凋敝，因此雖制定了建壩計劃，卻難以實施，不過是紙上談兵。1947年5月，國民政府宣佈“三峽工程暫告停頓”。

新中國建立後，人民政府繼續前人的事業，開始真正大規模研究三峽工程。特別是1954年大洪水後，毛澤東在積極關懷救災工作之餘，將建設三峽工程提上了議事日程。毛澤東在會上強調三峽工程要“積極準備、充分可靠”；會後並委以周恩來負責抓這件事。後來由於一些眾所周知的原因，三峽工程一直沒能上馬。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之後，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在討論“六五”計劃時作了報告，認為三峽工程是一個大專案，十年、五年上不去，但又不能不上。

當年7月，鄧小平親自考察了三峽地區，並在武漢召開了關於三峽工程的會議，為三峽工程的上馬，確定了基調。鄧小平說：

“搞建設和搞改革一樣，要有一點闖勁，要立即抓緊修路準備工程，國家建設專案能放在三峽地區儘量放在三峽。”

鄧小平定了調子，三峽工程的籌辦工作便開始如火如荼地進行了。經過專家和領導的不斷考察和論證，國務院最終於1984年作出決定：

“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從現在起做3年準備，1986年爭取三峽工程正式開工。”

為此，中央對三峽工程建設和移民的管理機構進行了籌劃，決定成立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籌備“三峽特別行政區”和三峽開發公司。

那麼中央為何要籌建“三峽特別行政區”呢？這是因為三峽建設，涉及移民區域非常廣闊，橫跨川鄂兩省，移民的搬遷工作也異常繁重。必須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進行統籌，“特區政府直屬國務院領導川鄂兩省凡是有移民的地區，劃歸三峽特區政府管轄。”

三峽特別行政區的範圍，是四川涪陵、萬縣兩個地區以及湖北宜昌地區和原恩施地區的巴東縣，省會設在宜昌市，全省總人口有1800餘萬。

一時間，湖北宜昌一下子成為了全國人民關注的熱點地區。驟然間，全國各地的傳媒機構爭相報道三峽工程即將上馬以及三峽將在宜昌設立省會的訊息。

不久後，鐵道部宣佈，開通率北京到宜昌的直達火車，而三峽特別行政區的地圖也早已繪製完成，掛在了國家領導人的辦公桌上。

1984年7月31日，水電部黨組又向國務院建議，將原頂的“三峽特別行政區”改為“三峽特區”，並且得到了與會人員的一致贊同。

10月26日，“三峽特區”的名稱再次改變。在當日國務院第47次常務會議上，與會人員研究了三峽工程問題，副秘書長顧明認為：

“三峽特區”與“深圳特區”“珠海特區”等沿海特區性質不同，把“三峽”冠以“特區”名稱，容易造成混淆，因此建議將“三峽特區”改個名字。

會後，有人研究了憲法，說法律上沒有成立“行政區”的說法。於是，水電部黨組幾經商討，最終向黨中央、國務院建立，將“三峽特區”改名為“三峽省”。如果“三峽省”成功建立，將是新中國以來首次建立一個新省。

為了完成籌建三峽省的工作，中央從許多候選人中挑選出一位傑出的幹才——水電部副部長李伯寧。

李伯寧，1918年出生於河北任丘，1937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共產黨，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一直在冀中堅持敵後鬥爭。新中國建立後，他與傅作義一道從事水利的籌建工作。

1985年上半年，李伯寧往返穿梭於北京—宜昌—萬縣——涪陵——重慶之間，足跡踏遍了庫區範圍內的山山水水。下半年，李伯寧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全國各地的“招兵買馬”之中，逐步建立了省政府機構以及各職能部門。

三峽省委、省政府首腦，除了李伯寧外，湖北、四川皆委一個副省長擔任副手；三峽省人大、政協也在組建班子。短短几個月，宜昌英才雲集、人才濟濟，大家都想在三峽省創業路上大展拳腳，以期青史留名。

李伯寧一直有個期望，就是希望透過三峽工程，能讓鄂西、川東的貧苦百姓富起來。“三峽省”真的太窮了，計劃劃歸三峽省的30個縣市中，24個都是國家和省裡掛了號的貧困縣。1984年，除了宜昌市的農民人均收入為420元以外，萬縣、涪陵、宜昌三個地區一律在348元以下，均處於全國平均水平。如果三峽省建成，該省工農業總產值僅在青海、寧夏和西藏之前，是不可不扣的窮省。

因此，李伯寧太想利用三峽工程，去改變庫區人民窮苦的現狀了。他曾指出：

“多年來，由於工程遲遲不定，川東、鄂西一直不敢上大的骨幹專案，致使這裡的窮困面貌 長期得不到扭轉和改善。如果工程再拖下去， 誰也不敢往這裡擺專案， 庫區人民還得窮熬下去。庫區移民雖有困難， 但只要工程上馬，透過工程建設和這一地區的經濟開發，群眾就 會越來越富。”

然而就在李伯寧等人躊躇滿志，準備在三峽幹出一番事業之時，卻風雲突變，三峽工程的前景開始變得一波三折、撲朔迷離。

二、三峽省出生不久即夭折

就當三峽工程即將開始營建時，重慶市的一份報告卻打破了事態平靜。這份報告提出：“三峽大壩150米方案回水末端在重慶的洛磧與忠縣之間，使重慶以下較長一段天然航道得不到改善。”

因此重慶市認為，應該將三峽工程蓄水提升至180米，以便使萬噸級船隊從武漢直達重慶。然而重慶建議的方案和國務院原來批准的150米方案有明顯差距，這水位一變，不僅使投資增加了，移民人數也陡增72萬餘人，顯然不是一件小事。

就當國務院、科委對重慶新方案進行討論和考證時，政協一邊突然又節外生枝。

1985年3月，全國政協副主席，93歲的孫越崎老人率眾考察三峽，並向中央提交了標題就是結論的長篇報告——《三峽工程近期不能上》。

緊接著，從50年代以來就一直反對三峽工程的李銳再次上書中央，建議三峽工程暫緩修建。他一貫的理由是三峽工程解決不了長江中下游的防洪問題，建三峽還不如建設上游支流工程。

此外，有的反對意見非常尖銳，他們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三峽：

“秦始皇修建長城，隋煬帝修運河，都沒有好下場。現在領導要修三峽，也不會有好下場。”

有一些人，還提出了類似於科幻的反對意見，他們認為解決洪澇乾旱可以從空中調水，乾旱了可以人工降雨，雨多了再把雲調走。然而他們並不知道人工降雨需要一定條件，至於將雲調走，人類直到今天依然無能為力。

除此之外，海外也對三峽大壩做出了迅速反應，美國環境政策研究所布拉光韋爾特說：

“中國在本世紀內修建三峽電站，已向美國有關部門尋求技術幫助，向世界銀行貸款。但像這種大型水壩，不過是重複美國已經犯過的錯誤，不僅將嚴重影響生態環境，毀壞文物古蹟，還將造成巨大債務。當年美國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建立眾多水電站，確實造成了生態災難，美國人至今仍為之買單。”

三峽工程的反對者眾多，但他們大多數並非懂電懂水的專家，也不清楚幾十年來數千工程技術人員為三峽工程做了多少次試驗，鑽了多少個檢驗壩址的鑽孔，更不知曉技術人員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為三峽工程付出的巨大的代價。

為了讓不明真相的同志明白真相，使持懷疑態度的人士參與其中，中共中央決定放緩三峽工程的建設步伐，以重新論證的結果促使持有不同意見者明白真理，取得共識。

為此鄧小平專門做出談話：

“有了一個好處最大、壞處最小的方案，才會決定開工。三峽工程不會草率行事。”

在這個背景之下，1986年6月，中央發出《關於三峽工程論證工作的有關通知》，“三峽省”從此正式撤銷。而這個同志，被長辦和三峽省籌備組的有關人員稱為“六月雪”。

三、李伯寧為民請命

三峽省被撤銷了，身在宜昌的李伯寧感到急切的不安，而他的追隨者們均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都掉下了眼淚。當上午傳來撤銷三峽省建省的訊息後，下午就有人坐飛機離開了。

李伯寧沉重地傳達完檔案後，堅定地說：

“不管三峽工程命運如何，我們都要把三峽的建設搞上去，三峽地區的老百姓，這30年來折騰得夠苦了啊！”

這幾年的工作，讓李伯寧對三峽人民的貧窮又有了新的認識。當時的三峽地區，尚有600萬人左右的農民沒有解決溫飽，一些貧困戶食不果腹，衣不暖體，住房難以遮蔽風雨，有的聖旨直接住在山洞裡。至於生產，必須要靠貸款，沒有貸款，連簡單再生產也無法維持。

自建國以來，國家對三峽地區重視不夠，開發遲緩，再加之該地區交通不暢、土地貧瘠，導致當地居民出了奇的貧窮。如果不上馬三峽工程，他們的境況將更加糟糕。

為此，李伯寧爬山涉水，帶領拍攝人員在峽江兩岸多方考察，拍攝了一部真實反映三峽地區人民貧病交加的電視片——《窮山在呼喚》。其後，李伯寧將此片給了許多省委書記、省長以及部長們觀看。

看完此片，有人一片愕然，有人瞠目結舌，有人極為傷心，衛生部長崔月犁更是震驚不已，拍了桌子：

“下面情況這麼糟糕，我們不知道啊！”

為了拯救三峽庫區貧窮的百姓，李伯寧動了感情，他對剩下未走的50多位同志說：

“我們說什麼也不能讓老百姓受累，我已經向國務院請命，將三峽省籌備班子轉為“國務院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不要行政級別，就幹一件事，讓三峽人民富裕起來！”

敢於擔當，敢於為民請命的精神早已滲入了人民幹部的血液，李伯寧振聾發聵地話語打動了參加大會的統治，許多人流著淚鼓掌，哽咽地說不出話。就這樣，三峽省籌備組被撤銷，國務院宣佈成立“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仍以李伯寧為主任，負責指導和協助川鄂兩省進行三峽地區經濟開發和三峽庫區移民試點工作。

李伯寧說話算數，三峽省雖然沒有建成，但他領導開展的經濟開發規劃和移民試點工作仍然在穩步進行。另一方面，三峽工程長達3年的艱難論證，也在整個庫區逐步展開。他利用國務院的投資，在三峽地區興辦工廠，安置移民勞動力，開荒新建柑橘、茶葉、蠶桑經濟園等多種試點，人民的的生活逐漸有了改善。

真心實意為人民脫貧致富而奔波的李伯寧，經過痛苦的磨鍊，以其開創性的開發性移民試點成果最終打動了許多昔日反對者的心，數百名專家對李伯寧刮目相看，對李伯寧移民試點報告倍加讚賞。

四、鄧小平一錘定音

就在李伯寧緊鑼密鼓，幫助三峽人民脫貧致富以及論證三峽工程的可行性時。鄧小平也在後方慢慢地推進三峽工程的上馬，這位“東方智者”非常明白，欲速則不達，這是前三十年發展留下的最大教訓之一。飯要一口口地吃，一口是吃不成胖子的。

在選擇“150米”還是選擇“180米”的問題上，鄧小平指出：

“三峽工程是特大工程專案，要考慮長遠效益。低壩方案不好，中壩方案是好方案，從現在即可著手籌備。中壩可以多發點，萬噸輪船可以開到重慶。”

有了鄧小平定的基調，1992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三峽工程的決議案。三峽工程最終被確定為壩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

三峽省籌建夭折，三峽移民沒有一個獨立行政單位進行有效管理，鄧小平便將目光投向了重慶。鄧小平認為：做好淹沒區的移民和經濟開發工作，這個行政單位必須包括重慶市，有了大城市，有一定的工業經濟基礎和人員智力的支援，便於發展經濟。

解放後，鄧小平曾長期主政西南，坐鎮重慶。他非常清楚，四川太大、人口太多，不便發展、不便管理的問題。因此他很早就提出設想：

“可以考慮把四川分為兩個省，一個以重慶為中心城市，一個以成都為中心城市。”

三峽工程建立後，以重慶為龍頭，比以宜昌為龍頭更好。早在三峽省籌建之初，湖北省對於將宜昌劃歸重慶就頗有微詞，畢竟宜昌是個相對發達的城市，湖北並不願放手。如果將宜昌留在湖北，以重慶總領三峽，是一種雙贏。

對於三峽工程是否上馬的問題，鄧小平一直在冷靜地收集著各種意見。到了後來，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就三峽問題，對鄧小平做出了彙報：

“技術、經濟、政治。技術、經濟的問題都可解決，難辦的是政治問題。一些反對的人並不是這方面專家。有一些人主要是對某個環節、某個具體問題有意見。如果將來人大審議時，有了棄權或反對，就成了政治問題。”

而此時的鄧小平，早就對三峽工程有了明確的態度，聽了國務院主要負責人的彙報，他講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雖然只有28個字，卻字字千鈞：

“如果技術、經濟上可行，還是應該上。上有政治問題，不上政治問題更大！”

多年後，回頭看鄧小平這句話，無疑顯示了一位大政治家的睿智以及擔當，28個字涇渭分明、氣勢磅礴、有因有果、有本有末，耐人尋味。鄧小平的意思很簡單，三峽工程必須得上，克服困難也得上。

此後，開國元勳王震也發表了意見：

“長江三峽水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富的資源開發⋯⋯對社會主義四化建設極其重要⋯⋯”

據說王震看了李伯寧負責拍攝的《窮山在呼喚》後，百感交集、淚流滿面。他的秘書曾給李伯寧打電話：“我跟隨首長多年，從沒有見他掉過眼淚，這次看《窮山在呼喚》，第一次看他這麼激動。”

14個專題組的412個專家和有關知名人士，經過2年八個月的論證，得出結論是：

“三峽經濟效益高，經濟評價指標好，雖然總投資較大，但建設中期即可發揮效益，後勁大，對實現長遠經濟戰略目標有利。根據綜合經濟分析，建比不建好，早建比完建好！”

1994年12月14日，三峽工程在舉國矚目中正式開工。而中央也在醞釀著建立重慶直轄市。1997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正式建立，不僅解決了四川人口過多、轄境過大的問題，也有利於三峽工程建設和庫區移民的統一規劃、安排和管理。

11月8日，三峽大壩合龍，第一期任務正式完成。然而這一切，一代偉人鄧小平卻看不到了。

而為三峽工程披肝瀝膽、鞠躬盡瘁的李伯寧同志則親眼目睹了三峽大壩的建成、發電以及通航。當捷報一篇篇的傳來，坐在電視機前的他笑得是最開心的。

總結：三峽省雖然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建成，但是重慶市化為直轄市，全完美地填補了空缺，實現了湖北、四川以及庫區人民的雙贏。從轄境來看，重慶市與三峽省聯絡極大，可以說是另一種“三峽省”。鄧小平不愧是有遠大目光的曠世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