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全媒體記者 李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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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您好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韓愈用一句話道出了教師的天職——教書育人。
“三尺講臺系國運。”當下的中國，正在並將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知識和人才的重要性愈發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愈加凸顯。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師是立教之本、興教之源，承擔著讓每個孩子健康成長、辦好人民滿意教育的重任。
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目的是建立高質量的教育體系，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這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會讓本就辛勞的他們變得更加忙碌。
今年的9月10日是中國第37個教師節，值此之際，我們理應說一聲：老師，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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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年前的1977年，在山西省忻州市執教的18歲民辦教師田彩虹每週日在縣城開完鄉級聯校教師例會，都要馬不停蹄地趕往當地最偏僻的一個村莊，因為第二天她將為村小學的十幾位學生開啟一週的教學。在路上，如果恰巧能搭上一輛常年往來於縣城和鄉村之間北京市通縣（現通州區）車隊的拉煤車，她便開心不已。她和搭車的鄉親們擠在一塊兒，拉煤車叫囂著向前，揚起滿地塵土。當時， “通縣”於她而言，僅是一個陌生的地名。兩個小時後，田彩虹到站了，儘管新換的衣褲沾滿了土塊和煤渣，但她仍覺得受到了老天的眷顧。
幾年後，透過考試，田彩虹從民辦教師成為在縣城實驗小學教書的正式公辦教師，三十多年的教學生涯讓她桃李滿天下，獲得榮譽無數。在國家不斷推陳出新的教育政策下，她改變自身命運的同時也間接改寫了家族的命運。讓她更沒想到的是，退休後，她可以每月拿著四五千元的退休工資和兒子住在一起，恰好就在北京市通州區。
“民轉公”，教師隊伍建設開始良性迴圈
民辦教師是中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中小學教師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上世紀50年代，我國中小學全部為公辦學校。在國家普及農村小學教育的過程中，為了補充嚴重不足的師資力量，民辦教師應時而生。在《教育大辭典》中，民辦教師是指“中國中小學中不列入國家教員編制的教學人員” 。1977年是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據統計，這一年的全國民辦教師人數多達491萬。也是在這一年，高考落榜後的田彩虹成為了這龐大隊伍中的一員。
對40多年前的民辦教師經歷，田彩虹記憶猶新，“我所在的村小學一共只有兩位老師，都是民辦教師，分別教高年級段和低年級段學生。”據她描述，鄰近幾個村莊的小學都只有一位教學老師，也是民辦教師，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但有些人只有小學文化程度。
她清楚地記得，當時一個年級的學生只有六七個，加上村裡嚴重缺乏老師，學校會把兩個或兩個以上年級的學生編成一班，她在同一節課裡對不同年級的十幾個學生進行教學。“當時這種形式被稱為‘複式教學’，在農村小學裡非常普遍。”除了語文和數學，田彩虹還要負責教授音體美等課程。
民辦教師大部分都在農村執教。相對於縣城裡的教師來說，他們要擔任更多的課程、更重的非教學任務，工資卻難稱滿意。以田彩虹為例，上世紀70年代末，縣城裡公務人員和公辦教師的月工資約為36元，而她每個月只能領到9元的現金補貼。但除此之外，她有生產隊分紅，每天大概為一個工分。“我一年的工分攢下來，大約能換成100元。”回憶起當年的窘境，她感慨道，“工作很辛苦，但待遇很低，家裡父母弟妹的生活基本無法顧及。”
那個年代的條件非常艱苦，“老師們都用粉筆在水泥糊的凹凸不平的‘黑板’上寫字。如果粉筆用完了，要向生產隊申領，而通常情況是，生產隊沒錢購買教學物資，我們就得自己貼錢，這對於本不寬裕的民辦教師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晉西北地處高原，冬天極其寒冷。生產隊沒錢買炭，老師只能發動學生從各自的家裡拿來煤炭，集中取暖。田彩虹說：“有些學生家裡實在困難，沒有多餘的煤炭，老師只好領著大家去山裡打柴，解決冬天的取暖問題。”
和田彩虹一樣，已經退休的陳宏（化名）曾是四川大涼山的一位民辦教師，她告訴《法人》記者：“當時一週上六天課，每星期回家一次。”每天深夜，她隻身一人住在村小學破敗的土房裡，陪伴她的是內心的一抹恐懼和孤獨。為了消除心理上的不適，“有時我會叫上幾個女學生陪我一起住，給我壯膽。”
民辦教師對於廣大農村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一直以來，國家高度重視這個群體的生活現狀和職業發展，為民辦教師轉正提供了相應的渠道，例如，有地方為民辦教師提供就讀師範學校的機會，畢業之後可分配至原來任教的學校，轉為公辦教師。
當時，一項政策引起了田彩虹的注意，即“民辦教師工作滿三年可以參加師範學校的入學選拔考試”，於是每天放學後，她便在村小學的屋子裡通宵達旦備考。
1979年10月，國務院決定將全國136個邊境縣的8萬餘名中小學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揭開了黨和政府妥善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序幕。但大多數民辦教師身處該政策未能惠及的地區，仍需透過嚴格的篩選考試就讀師範校從而轉正。
1983年，田彩虹已經24歲，在當地已是適育年齡，為了轉正，她承受了家庭帶來的巨大催生壓力。這一年，經過兩次嚴格的篩選考試，已經有五六年民辦教師經歷、輾轉工作過3個村小學的田彩虹，終於從當地幾百人中脫穎而出，成為9名幸運的民辦教師之一，成功入讀當地師範學校。畢業後，田彩虹正式轉正，每月能領到56元工資，這下她才有積蓄供弟妹繼續學業。
幾年後，國家對“民辦轉公辦”的政策逐漸放寬，越來越多資歷較老、教學成果豐富的民辦教師可以不用考試，透過推薦轉正。
據統計，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至1990年，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各級人民政府積極採取措施，透過整頓教師隊伍、中師招收民辦教師、“民辦轉公辦”等形式，使民辦教師從491萬人減少到280萬人，教師隊伍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
1992年8月，國家教委、國家計委、人事部、財政部聯合下發了《關於進一步改善和加強民辦教師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提出瞭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著名的“關、轉、招、辭、退”五字方針；1994年，黨中央、國務院明確提出，“爭取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民辦教師問題”。從此，解決民辦教師問題有了歷史性轉折。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間，中國共計安排民辦教師轉招公辦116萬人。
1997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於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通知，各級人民政府也加大瞭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工作力度，使民辦教師工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1998年，民辦教師佔全國中小學教師的比例減少到7%。1999年至2000年，全國有25萬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民辦教師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自此，長期困擾農村教育發展的公辦、民辦教師並存狀況總體上結束，為教師隊伍建設走上良性迴圈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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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改革，小學教師也能當“教授”
轉正後半年，田彩虹入職了縣實驗小學，又繼續從教近30年。她所在小學儘管是遠近聞名的示範小學，吸引了周邊縣市的優秀教育人才，但在她2014年退休時，整個小學僅有一名老師擁有高階職稱。“當時，只有在教學上作出特殊貢獻的名師才能獲評高階職稱，整個縣域的小學中僅有3位高階教師。因此，同事們也都沒有想過評高階職稱的事。”她又補充說，“難度太大，幾乎評不上。”
“曾經，中小學教師高階職稱的名額鳳毛麟角。”四川省某地級市一所示範小學的教導主任佟曉（化名）介紹，“2016年以前，我們小學只有一位高階教師，多數人評了中級職稱就幾乎已經到頂了。”
據鄉村教師徐麗的講述，五六年前，全國部分鄉鎮中小學教師能評上正高階職稱的幾乎為零，能評上副高階職稱就已經算是中小學教師中的佼佼者了。“甚至在2018年之前，一些鄉鎮中小學教師根本不知道自己還能評正高階。”
在中國，由於教師工資很大程度上與職稱掛鉤，因此職稱問題備受教師群體關注。但職稱名額有限，通常按照教師的綜合賦分確定職稱申報人員。賦分主要考量的是教學成績、模範評優和發表論文的數量及質量。
以往，資歷、學歷、能力、工作量、成果差不多的教師之間有時會因為職稱不同而呈現一定的收入差距，沒有職稱的老師與擁有高階職稱的老師待遇相差更多。同時，職稱等級對老師退休後的待遇影響也很大。
從2009年開始，中國啟動了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改革試點，兩年後試點範圍開始擴大。獨立的中學教師職務系列與小學教師職務系列，開始統一併入新設定的中小學教師職稱（職務）系列。在職稱等級上，設定5個等級，依次為正高階教師、高階教師、一級教師、二級教師、三級教師，與職稱的正高、副高、中級、助理、員級相對應，並完善與之相配套的評價標準和辦法。
2012年，北京市啟動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選定西城區、朝陽區和通州區作為試點，將原來相互獨立的中學、小學教師職務系列統一設定為中小學教師職稱(職務)系列，並首次在中小學設定正高階職稱，這個高階職稱相當於高校裡面的“教授級”，意味著小學教師也能當上“教授”。
2014年，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改革覆蓋到全北京市。2016年，北京市教委也釋出了訊息，將實施鄉村教師支援計劃，鄉村教師評聘職稱(職務)對外語成績、發表論文等將不作剛性要求。
為了給中國的基礎教育發展提供人才支撐，2015年8月2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全面推開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改革。一是將分設的中學、小學教師職稱（職務）系列統一為初、中、高階；二是修訂評價標準，注重師德、實績和實踐經歷，改變過分強調論文、學歷傾向，並對農村和邊遠地區教師傾斜；三是建立以同行專家評審為基礎的評價機制，並公示結果、接受監督；四是堅持職稱評審與崗位聘用相結合，實現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2015年，廣州作為廣東省中小學職稱制度改革的試點市，共有788人透過高階教師任職資格評審。當時，廣州市教育局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小學、幼兒園和特殊教育學校教師成受惠最大群體，申報中小學高階職稱的小學教師達到359人、幼兒園教師29人、特殊教育教師21人，均達到歷年之最。此外，評職稱過程還新增了校內競聘、說課評課考核及面試答辯環節，採用網上線上評審及遠端影片答辯。
對於佟曉所在的省市來說，2016年是中小學教師職稱改革的頭一年，擁有多年教學經驗並屢屢獲獎的她在這一年獲評高階職稱。“當時，我是高階職稱專業技術五級，相當於副高職稱的最高等級，與同齡的中級職稱老師相比，扣除五險一金後每個月比他們多拿1000多元。”她表示，“這個政策提高了小學老師的待遇和社會地位，大家都讚不絕口，特別是年齡較大、有較多教學成果的老師。”
此舉打破了中小學教師職稱的天花板，中小學教師終於有了一個盼頭。佟曉介紹:“2016年之前，我們小學共有24個教學班，但只有一個高階教師名額，後來增加到兩個。但現在，按照教師人數比例，每年大概有15%的教師有機會被評為高階教師，我校目前共有9名高階教師。現在，我們老師對於職稱評定特別積極，不斷加強業務能力，對老師教學質量的提升也是一種變相的促進。”
相對於市裡的教師來說，鄉村教師要擔任更多課程，更重的非教學任務。山東省臨沂市一鄉村小學教師程陽（化名）告訴記者：“因為人手不夠，鄉村教師平時要做很多工作，月考、閱卷、值班、整理檔案，要家訪、迎檢、組織學生打掃衛生，以及扶貧等，老師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鑽研打磨一堂好課，也缺乏向全國優秀教師學習的機會。但她記得，2018年教育部發布了《關於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將中小學教師到鄉村學校、薄弱學校任教1年以上的經歷作為申報高階教師職稱和特級教師的必要條件。這是向一線教師和鄉村教師傾斜的好政策，對於我們來說是好事。”她露出了笑容。
人才培養，讓教育可持續發展
作為教育改革的重要利益相關者，青年教師對教育改革的回應既是透視宏觀改革成效的重要視窗，亦成為青年群體職業生活的微觀寫照。因而，加強對青年教師的培養，是當前各級學校一項十分重要的戰略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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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田彩虹所在小學為例，學校對青年教師的培養，主要採取師徒結對、教師基本功比賽、教學展示等形式。“學校每半年制定一次教學計劃，按照計劃，每天都有不同的名師輪流講課，青年教師旁聽，時間大概持續一到兩週。一些好學的年輕人甚至每次都報名聽課。”田彩虹記得，“每年我大概定向幫帶一到兩人，幾十年的教學生涯總共帶出來幾十個青年教師。有的是20歲出頭剛畢業的學生，更多的則是從鄉下調到城裡的鄉村教師。這裡面，有不少後起之秀被評為市縣的教學能手。”
身處西南地區的佟曉回憶，從2015年開始，除了學校的各項舉措，她所處地方的各級政府也越發注重對青年教師的培養，在地區範圍內選擇優秀骨幹教師作為新進教師的師傅，成立各級“名師工作室”，讓青年教師跟隨名師不斷成長。佟曉恰好是“名師大講堂”的常駐名師，她表示，“我主要從教師職業道德、教師素養等方面入手對他們進行培訓。青年教師普遍接受能力強，學習起來很快”。
作為鄉村教師隊伍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青年教師是鄉村教育可持續發展的中流砥柱。他們的去留制約著鄉村教育的質量，更關乎著鄉村的未來。但在農村，青年教師顯性的失序流動與隱性的潛在流動問題一直是教師隊伍建設的難點和隱患。
為補充和培養鄉村青年教師力量，國家早在2006年就實施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以下簡稱“特崗計劃”），每年透過公開招考選聘數萬名高校畢業生到中西部貧困縣農村學校任教。2020年9月，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司長任友群在新聞釋出會上表示，“‘特崗計劃’實施15年來，中央財政累計投入資金710億元，累計招聘95萬特崗教師，覆蓋中西部省份1000多個縣，3萬多所農村學校”。
小敏（化名）出生在山西省忻州市城區，經過兩年備考，在2020年考上特崗教師職位，儘管她執教的村小學離家很遠，生活條件艱苦，但她樂在其中，“父母都是老師，親戚也多為老師，我骨子裡可能有教書育人的基因”。開朗的她，想用陽光活潑的性格去影響自己的學生，“有的農村孩子比較自卑，我時常給他們鼓勵。另外，我對村裡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也格外關注”。
根據教育部公佈的統計資料，2018年，在全國鄉村初中教師中，鄉村初中青年教師佔比為36.08％；在全國鄉村小學教師中，鄉村小學青年教師佔比為37.24％。因此，在義務教育階段，鄉村青年教師（鄉鎮及以下義務教育學段小於35歲的教師）的體量超過全國鄉村教師總數的三分之一。
面對這個群體，大多數省份為他們提供了更具針對性的培訓機會。《鄉村教師支援計劃（2015-2020年）》（以下簡稱“支援計劃”）的“組合拳”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鄉村教師隊伍面臨的“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難題。
2017年，東北師範大學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研究院課題組在浙江、江西、湖南、雲南、寧夏5省（區）24個鄉鎮的47所學校回收了2314份鄉村青年教師調查問卷，並對70餘人進行了深度訪談。課題組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維度對破解鄉村青年教師激勵約束的政策支點進行了具體分析，為支援計劃提供了改進思路。
縱觀國家面向教師群體的各項教育改革舉措，立足實際、對廣大教師工作生活的特殊境遇與需求的精準施策，激勵並支援著這個群體為國家教育事業貢獻力量。以有效政策為支點，中國定能構建一支肩負未來教育使命的強有力教師隊伍。
（責編 白馗 ）
本文刊載於《法人》雜誌2021年09月總第211期人物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