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文化課要求，力推專業課統測，取消校考，體育考生讀其他專業只能降20分……教育部再次出手特殊類招生，力保高考公平紅線。
日前，教育部等部門正式推出了對藝術類專業與高水平運動隊（體育）招生的新政。新政涉及很多方面，在核心指導思想上主要有三點：
第一，繼續提高文化課成績要求與佔比。在藝術類專業錄取總分的合併計量中，明確規定文化課佔比不低於50%。對於部分專業，如戲劇影視文學，則直接取消藝術類專業考試，全部按文化課成績錄取；對於極少數還可以組織校考的藝術類專業，也需要滿足當地對文化課與專業課雙要求的基礎上，才可根據校考成績排隊錄取。
換句話說，文化課更為重要了。對於高水平運動員的文化課成績則統一要求達到本科線的80%。對於入校後準備就讀普通專業的，則需要達到該專業錄取分數線線下20分以內，否則只能就讀體育專業。
第二，加強專業評測的權威性、統一性與公平性，壓縮學校校考數量。在藝術專業測試上，力推省級統考全覆蓋，並在此基礎上儘可能取消各類非必要校考。在完成省級統考基礎上，可允許少量頂尖專業高校組織校考。並明確限定，現場校考的規模不超過招生計劃的6-8倍，以最大程度壓縮高校的現場校考人數。體育的14個專業測試則全部轉由國家體育總局完成，同時對於報名資格也從二級運動員提高到一級，等於把報名資格的認定從地方體育局升到了省級。對於容易出現“濫竽充數”的藝術團體專案，此次則直接取消這類專案的招生資格。
第三，在考務組織管理上，再次強化安全機制建設，並出臺新的懲罰措施。在繼續堅持嚴把“三個關”即考試入口、考試組織，考試評分等成熟經驗的基礎上，繼續加強、完善對考務漏洞的規避：比如儘可能增加更多的“外來”評委，以增大“做工作”的難度；比如要求考評人員中省外、校外人員需要達到考評人員總數的一半以上；同時建立行業黑名單制度；對於管理漏洞較多的跨省考點直接取消考點資格，對於出現舞弊汙點的高校，則直接取消其校考資格。
顯然，這一切核心目的只有一個：確保高考的公平正義！
藝術與體育類高水平運動隊的招生一直比較特殊，雖然都是普通高考的一部分，但與其他專業類別主要以高考分數為核心錄取依據不同，這兩個類別長期都是採用文化課成績+專業成績的錄取方式，且專業成績往往佔比很重，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1952年新中國高考招生誕生起，藝術類就一直採用這一招生模式。但因為對文化課要求較低，大量考生把“藝考”作為高考捷徑，造成了高考的窪地效應。目前藝考生報名總人數超過100萬。
筆者曾在西南一所薄弱高中校考察時看到了非常奇怪的分班：音樂、美術、書法、舞蹈等等，不一而足。學校負責人坦誠地解釋：“靠分數他們不行，我們升學主要靠這些。”
分不夠，藝術湊！大量的考生並非因為愛好與興趣，僅僅是為了鑽文化課分低的空子而扎堆湧入藝術類專業。
另一方面，設定藝術專業的門檻不高，同時學費又比較高，高校的積極性也被調動起來。於是設定藝術專業的高校越來越多，招生量也逐漸擴大。據瞭解，目前在高考招生總量上，藝術類招生人數已經位居本科招生專業的第三位，僅次於工科與管理學。
這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無論在哪個國家，藝術的社會需求都是最低的，就業也是最艱難的。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藝術類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只有60%，屬於較難就業的專業之一。
難就業，於是大量的藝術類畢業生再次湧入藝術培訓行業，培訓更多的藝考生，形成一個詭異的迴圈圈。
這不僅僅是人才培養上的浪費，也是一種公開的功利風氣，本質上是有損於高考公平的。當然，相比人才培養上的浪費，公眾更關注的是越來越多的專業校考所伴生的灰色空間，對高考公平正義產生的嚴重危害！
2020年，四川音樂學院3名聲樂老師因為涉嫌招生腐敗被紀檢部門帶走調查，原因就是她們在校考專業課測試中涉嫌舞弊。其中一個任職系副主任的教授當時從美國冒著疫情風險趕回國內，竟然在朋友圈公然聲稱目的是“割麥子”：收受當年藝考考生賄賂。
近年，先後有多所高校藝術專業老師或負責人被起訴，如中央民族大學原聲樂系主任孟新洋、原雲南藝術學院副院長王紅星、原湖北美術學院書記劉剛等均因涉及招生舞弊被起訴。這些人無一例外都是在專業課考試上做了手腳。
在文化課+專業成績的考核中，專業測試一般由學校完成。近年各省陸續推出了省級專業測試，但還無法完全覆蓋所有科目，比如北京僅有美術方面的專業統測，其他科目則沒有。雖然教育部不斷壓縮校考，但因為藝考省級統測不完善，截止目前仍然有300多所高校舉行校考，參考人數超過了160萬人次。
每個學校的測試內容和方式是不同的，於是藝考培訓成了培訓行業炙手可熱的賽道。一些老師透過培訓班把賄賂合法化，一些培訓班竟然辦進了高校裡，甚至公然詐騙，類似案件也層出不窮。雖然相關部門一再三令五申禁止高校參與這類培訓，在專業課測試上也想盡各種辦法，但種種原因導致專業考試“寬鬆軟”的現象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個別藝考腐敗案對高考公平造成了嚴重的衝擊，同時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始於1987年的高水平運動員專案，最初目的是為高校培養專業的體育競技人才，備戰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雖然每年僅招收4000餘人，也僅限於14個專案，但在招生上也存在類似問題：第一，專業門檻起步太低，二級運動員就可以報考；第二，專業測試部分專案掌握在學校、教練手裡，僅有7個專案由體育總局組織統考；第三，文化課水平要求過低，最低要求僅為二本線的65%。加之不限制錄取專業，具有招生資格的高校多是名校，高水平運動隊專案實際上成為高考的“旁門”，成為危及高考公平的另一個風險點。
不僅是在中國，兩年前美國著名大學曝出系列招生舞弊醜聞，全都發生在“體育特長生”這個“旁門”上，先後有30餘名學生被退學，學生家長也被陸續被起訴。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藝術與體育等特殊類招生，就成為近年高考改革與政策調整的關鍵所在。在持續加強管控、不斷提高門檻與要求、壓縮學校自由裁量空間的背景下，這次系統性地針對藝術考生與高水平運動隊招生政策作出了全面的調整，以“紮緊制度的籠子”！
不管我們承認與否，教育都是社會分層的重要渠道、手段。因此，教育公平對社會公平的推動有著重要意義。共同富裕不是均貧富，更不是躺平，需要每一個人努力奮鬥，但我們需要提供最基本的公平起點。而這所有的起點中，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就是教育。而教育的核心和關鍵則是高考。從這個角度來說，紮緊藝術與體育高考制度的籠子，完善高考公平公正的籠子，不僅僅是確保社會公平，同時也對第二個100年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的推動意義。
此次調整，也是從藝術與體育人才培養的角度做的一次改革，對藝術與體育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有著積極的意義。對於真心想從事藝術與體育的廣大學生及其家長也需要認識到，提高藝術、體育人才的文化知識水平，具備紮實的文化功底與素養，是藝術類人才走得更遠的重要基礎。
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院長、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副主席李興國多次公開表示：“藝術大學培養的不是工匠，而是有獨立思考能力、創造能力的藝術人才，沒有文化素質的人在藝術的道路上肯定走不長。”
事實上，在各個藝術、體育行業出類拔萃的人大多都有著紮實的文化素養。比如近年火爆的動畫電影《大魚海棠》，其導演梁旋曾是清華大學熱能動力專業學生；顛覆文壇的《北京摺疊》，其創作者郝景芳為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生；在《這個殺手不太冷》《黑天鵝》等大片中給人印象深刻的女演員娜塔莉·波特曼畢業於哈佛大學心理學系。
運動員也一樣，一旦欠缺了紮實的文化基礎，也只能是曇花一現。籃球巨星姚明，有著嫻熟的英語、睿智的反應，這都是讓他風靡全球的重要砝碼，而這些都是建立在紮實的文化知識基礎上的。同樣，我國奧運冠軍李寧，創下“李寧”這個龐大的商業帝國，也絕不僅僅憑藉其體操的優秀。很多人不瞭解，李寧從小就學業優秀，而且在藝術上也很突出，並非是只會體操的體育生。
從這個角度看，這次調整，對於真心喜歡藝術、體育的考生來說，是一個福音。對於那些想鑽空子的考生與家長，則是噩耗。這樣的效果，也是公眾想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