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9日，上海東方衛視播出的綜藝節目《極限挑戰》中，黃磊、黃渤、孫紅雷、張藝興等嘉賓，在6位淳樸農民的帶領下，穿越回到1978年。
他們穿起軍大衣、戴上大紅花，投身到農村，親身經歷了40年前那一場聲勢浩大的“高考”。
“高考，上大學！”這是1978年最令人激動的事情。
也就是這一年，由工人、農民、上山下鄉的回鄉知識青年和應屆高中畢業生等組成的590萬考生走進了考場。
他們中間，有師生同臺，有父子上陣，有夫妻衝刺。
不問年齡，無論職業，他們都竭盡全力把握機會，想為自己未來的人生狠搏一把。
最終，超過27 萬人透過這次考試進入“象牙塔”。
後來畢業後，他們成為全國各行各業的中堅力量。
（黃磊節目中發言）
在這次穿越體驗收官之時，黃磊對著全國觀眾說了一句話:
高考，真的改變了太多人的命運，我們這一代人還需要多多努力。
高考，確實改變了太多人的命運：
有人透過高考走出了大山，看見了外面更廣闊的世界；
有人透過高考成為了想成為的人，實現了小時候的夢想；
有人透過高考讓自己完成人生的“三級跳”，從此“展翅飛翔”。
但不是每個人都懂得、並珍惜這難得的“改寫人生命運”的機會。
就像1978年的那590萬高考前輩們，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在28年後的高考考場上，居然有一個姑娘故意違規答題。
她還在試卷上寫下8000字長文，控訴對高考制度的不滿。
她的家人和老師們，也絕對沒料到， 當其他同學們正摩拳擦掌、揮筆答題，期盼透過考試快速收穫自己數年付出的碩果時；
她卻反其道而行之，做出了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壯舉”。
如果說當場發洩一時爽，那麼，過後她會不會因此而慌張？
這個姑娘，就是蔣多多。
(蔣多多本人)
2006年，高考考場上，蔣多多將自己的筆名“碎心飛魔”寫到密封線外，還用雙色筆答題。
並把對高考制度的不滿寫在各科試卷主觀題的空白處，以此希望各科成績都被判為零分，引起教育部門和社會的關注。
最終，她確實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注意。
但卻是因為她的文綜科目被判為0分，高考總分114分！
從此，她被冠上“叛逆考生”的名頭，成為2006年轟動一時的新聞人物。
而這一年，也成了蔣多多人生中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一年。
提起蔣多多的出身，可以說，沒啥特別之處，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出身農村，父母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
她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個姐姐，下有一個弟弟。
如果非要說有什麼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她剛好生在了“高考大省”河南。
“高考大省”是什麼概念？
以2020年高考為例，河南考生700分都不一定能上清華北大，600分不一定能考上211大學。
競爭的激烈和慘烈，由此可見一斑！
但正因為這種激烈，才越發顯示出能考上大學、跳進龍門，是一件多麼出人頭地的事情。
所以，在蔣多多三姐弟上學的歷程中，父母一直都叮囑他們要好好學習，一定要考上好學校。
如果考不上好學校，很可能像他們一樣，一輩子只能跟黃土地打交道。
（正在耕地的農民）
為此，家裡15畝地的收入，只供得起一個孩子上學。
父親就想辦法，每天早出晚歸跑業務賣保險。
留下母親既要照顧三個孩子，又要乾田裡的活兒……
最缺錢的時候，哪怕跟人借錢，兩個人也要讓孩子們繼續讀下去。
人窮志不窮。
雖然沒啥文化，但蔣多多的父母算是開明。
他們很清楚讀書對於農村孩子意味著什麼，所以一直在想方設法託舉三個孩子。
但他們萬萬沒想到，有一天，二女兒會親手堵死了自己人生中最有希望的一條路。
其實，從小學到初中，蔣多多一直很聽父母的話，成績也很好，每學期都得獎狀。
中考成績揭曉，蔣多多毫無懸念地考進當地的A類示範高中——南陽八中。
並且高中一、二年級時，她的成績在班級也能進到20多名。
如果能按這個成績一直保持到高考，蔣多多考進一所二本院校沒太大問題。
只可惜，一切沒能朝著父母希望的方向發展。
一個偶然的機會，蔣多多迷上了寫小說。
她拿著作品讓姐姐看，姐姐說寫得不錯，還建議她投去報社看看能不能發表。
她們滿懷期待地把小說寄了出去，沒想到天降好運，一家報社竟然做了報道併發了一小段。
蔣多多覺得，這就是老天爺對她的鼓勵和暗示，她一下子有了更大的動力。
於是，她將所有注意力都放到寫作上，並計劃出書。
自習課、課間、飯後，特別是中午，在別人休息的時候，我卻趴在桌子上寫小說。
中午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如果寫作的話，下午上課特別有精神；
如果不寫，整個下午都昏昏欲睡。
在後來接受記者採訪時，蔣多多還很自豪地表示，自己的寫作速度非常快。
一天可以寫一萬字，寫的時候都是一遍寫成，很少修改。
（蔣多多寫的文章）
她不僅寫得快，還涉獵很廣。
她寫出了《開學伊始》、《天涼好個秋!》、《魂斷北京城》、《睡美人復仇記》、《網中人》等等。
這其中有寫校園生活，寫武俠小說，還寫電視劇……
但可惜，一樣都沒有完成。
雖然沒完成，但絲毫不影響她對寫作的熱愛，在她看來，“寫作是件好玩的事情”。
慢慢地，她的心裡和腦海全被寫作佔滿，全然忘記了將來要高考這件事。
那個時候的蔣多多，一定認為自己找到了畢生的熱愛，並且堅信只要繼續寫下去，必定會有更大的驚喜。
但她一定沒料到，因為這個“興趣”，她不知不覺中已經鑽了牛角尖兒。
而這一鑽，就改寫了自己的命運。
怎麼會迷上你，我在問自己
我什麼都能放棄，居然今天難離去
這是鄭鈞在《灰姑娘》中所唱的歌詞，但拿來形容高二時期的蔣多多，也毫不違和。
迷上了寫作的蔣多多，開始出現嚴重的偏科，成績自然也明顯下滑。
周圍的同學們都鉚足勁，拼命努力，但蔣多多卻越來越不將高考當回事。
母親發現這一情況後，相當擔憂，要求她高三時不要再寫了。
蔣多多這才想著，把寫作事業從明面轉向“暗地”進行。
她表面上答應母親專心備考。
但同時又讓姐姐把她的小說悄悄打印出來，投給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還希望別人幫助把自己的小說發到網上……
蔣多多像一個躲開眾人等待開獎的小孩子，自信滿滿地期待好運落在自己身上。
（倒計時中的高考考生）
這期間，她也興奮地將自己的作品拿給同學們讀，拿給老師們讀。
有人誇她有才華，但也被有些老師批為“亂七八糟看不懂的東西”。
大概從這個時候起，蔣多多內心生出了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
我熱愛寫作，為什麼沒有人支援我？鼓勵我？就會逼我考試考試考試？
為什麼每天要像機器一樣，除了吃飯睡覺，就是背書、做題、刷試卷？
為什麼要和那麼多人一起去擠獨木橋？擠來擠去到底有什麼意義？
蔣多多覺得自己被束縛了、被裹挾了！
她覺得高考制度太有問題了！
正在青春期的她，怎麼可能不反抗？
她開始向老師們提出對高考的建議，表達自己的想法。
但得到的，不是不了了之，就是一頓批評。
漸漸地，蔣多多心中的不服氣越積越多。
她急需抓住一個機會讓它們傾瀉而出，向更多人展示自己的“態度”。
2006年6月7日，一個炎熱的上午，蔣多多一切正常地走進高考考場。
其實，在考試前，父親提出去陪她考試，但遭到了她的拒絕；
雖然遭到拒絕，但父親第二天還是偷偷地去了，遠遠地躲在考場外看著她，希望她不會出現意外。
6月8日，隨著最後一次鈴聲的響起，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式結束。
看著黑壓壓的人群衝出考場，聽著身邊孩子都說2006年的題不是太難的議論。
父親迎上前，詢問女兒考得怎麼樣。
（即將走進考場的考生）
但不管父親怎麼問，蔣多多就是不回答。
她更不敢告訴父母真相，只是略有心虛地回覆一句：
考上是不可能了，我自己自有打算。
看到其他家長們滿臉的燦爛，再看看父親失落的眼神，那一刻，蔣多多有些慌了。
她知道父母對她寄予了怎樣的厚望，她更知為了能讓女兒有書可讀，他們付出了多少辛苦。
越是清楚這一點，蔣多多就越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面對父母。
蔣多多也沒想到，當初在試卷上洋洋灑灑寫下8000字控訴的“痛快”，很快就被擔心、茫然和不知所措所淹沒。
考試不允許用雙色筆答題，我偏偏用藍色和黑色筆答題；
考試不允許在密封線外寫字，我偏偏將我的筆名“碎心飛魔”寫在密封線外；
試卷上不允許亂畫，我偏偏在空白處陳述高考弊端，如何進行因材施教及自己的隨感。
在兩天四場的考試中，蔣多多用一次“精心設計”的答題，充分向全國人民展示了她的“叛逆”和“衝動”。
高考前，蔣多多和其他同學一樣，報名、照相、體檢、備考。
她沒有任何的反常，考試期間也沒有聽說她有違規行為。
一切都並未顯露出異樣，但事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蔣多多承認了自己的“預謀”：
我是高二時對高考產生牴觸情緒的，我的想法無處訴說。
想來想去，在高考兩週前確定了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
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引起教育部門的重視。
一個想法，一旦在一個人心裡生了根，那它也一定會發芽。
蔣多多控制不住想要盡興地表達內心的憤懣，終於在那兩天對“高考”下手了！
但她沒意識到自己選擇了一種“殺敵一千，自損一萬”的方式。
更何況，高考於她而言壓根不是“敵人”，而是“龍門”。
蔣多多，親手砸了自己的“龍門”！
但接下來發生的一切，超出了蔣多多的預料，更超乎了她父母的想像。
6月23日晚，蔣多多的母親接到學校班主任打來的電話。
老師什麼都沒說，只說讓蔣多多第二天到學校去一趟。
在叔叔家的蔣多多接到母親的電話，她意識到，應該是考試的事情終於有了結果。
從高考結束到分數公佈，這段時間，對所有參加考試的學生們來說，何嘗不是一種煎熬。
但此煎熬非彼煎熬：
其他同學渴望快快獲知分數，然後和家人商議報志願。
但蔣多多擔心的，卻是批卷老師不按違紀來處理。
那樣等於白費了自己的冒險，她希望能夠早出處理結果。
換句話說，直到分數公佈前，蔣多多還在幻想自己的8000字長文控訴能被“有關人士”看到，並給她一個回覆。
（蔣多多的處理決定書）
第二天8時許，蔣多多回到熟悉的校園，見到熟悉的班主任。
班主任什麼都沒說，只是拿出一張“考試違規處理決定書”的檔案，讓她在上面簽字。
也就是那個時候，蔣多多才真正知道了自己的高考成績：
文綜科目被判為0分，總分114分。
那一刻，蔣多多的心情一定是極其複雜的。
後來她這樣形容自己當時的狀態：
我的確很失望，我本以為自己的建議會引起教育部門的重視。
當時我就有一種竹籃打水一場空的感覺，覺得自己的努力都白費了。
我當時感到害怕，也怕家人埋怨我，我感到很無助。
無助的另一面就是慌張，蔣多多不知道該怎麼辦，懇求老師給她指一條路，可老師哪兒有什麼好辦法。
就這樣，一個花季女孩一場“一腔孤勇”的8000字長文控訴，最終以在處理檔案上籤上自己的大名而告終。
果然，該來的終會來，想逃的不一定逃得過。
多年以後，再回首往事，不知道蔣多多是否還記得那一天簽名時自己顫抖的雙手。
蔣多多“一戰成名”！
雖然她才19歲，雖然她也從未走出過河南。
她出名後，原本不到150戶人口的蔣莊村，也隨之成為記者們頻頻光顧的地方。
最開始，蔣多多母親也會拿出一疊燙金榮譽證書中夾雜的5張“三好學生”的獎狀，試圖向記者們證實，自己的女兒其實是一個成績優秀的孩子。
而蔣多多自己呢，也會從家裡搬出厚厚的一摞一摞的英語作業本，向記者們展示自己的“寫作成果”：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跡。
記者數了數，大概有40本之多，而那些字加起來大概有一百多萬字。
可是，有多少記者真正關心這個母親的女兒曾經成績很好?
又有多少記者真正對蔣多多的“作品”感興趣呢？
大部分人不過是帶著獵奇的心理，求證這個女孩“一戰成名”的真假罷了。
所以，當一個問題被不斷問起，當一件事情經常不得不回應很多次之後，蔣多多開始變得無奈：
過去每天只說20句話，現在把幾年的話都說完了，我現在特別煩。
而她也從最開始非常樂意向記者表達自己的思想，甚至對此感到很痛快，到後來演變成無力招架各種鏡頭。
（蔣多多和家人在地裡幹活）
當然，沒有記者“騷擾”的日子，蔣多多也會跟著母親下地幹活兒。
雨後的田野溼漉漉的，踩上去，露出一行深深的腳印。
蔣多多和母親蹲在芝麻地裡，吃力地薅著即將淹沒芝麻苗的雜草。
酷暑七月，陽光炙熱，兩個人很快滿頭大汗，兩手泥漿。
父母多麼希望她能像姐姐一樣，透過努力考一所好大學來回報他們的辛苦。
可她讓父母失望了……
所以，每當看到母親在烈日下忙活著農活，蔣多多便開始內疚起來。
而這種內疚，也讓她覺得自己必須得做些什麼。
其實，當蔣多多決定要用長文控訴高考時，她就考慮到了這一點，她從那時起就開始偷偷地攢錢。
父母每月只給她100元的生活費，勉強夠一個月的生活。
但為了省錢，她每頓只吃一個包子。
這樣下來，她積攢了200多元錢，當作出門打工的路費。
當同學們奔向學校去填報志願時，她坐車去了鄭州。
她找到正在上大學的姐姐，告訴了她自己的所作所為，並說想出去打工。
在被姐姐批評後，蔣多多獨自一人去了山東菏澤。
她到菏澤市區到處尋找小廣告，希望找到一個合適的招聘資訊。
（圖為鄭州火車站）
但這座上學時期她喜歡的城市，並沒給她帶來機會和好運。
沒有結果，錢也花得差不多了，她只好失望而歸。
“那一段時間特別無助，壓力特別大，老覺得對不起父母。好幾次連死的念頭都有了。”
都說“不撞南牆不回頭”，可蔣多多出去碰壁後，依然不回頭。
父母希望她復讀一年，努力一把，爭取考上一個好學校，但蔣多多卻明確表態：
“復讀意味著什麼？復讀是為了上大學，如果我的目的是上大學，我（之前）還會這麼做嗎？”
當記者問她，如果有高校願意對她進行特招，會去嗎？
她也堅定地表示，絕對不會去！並且對上大學不感興趣了！
蔣多多就像一個倔強的孩子，努力維持著自己最後的“叛逆”。
但她竭盡全力維護的“叛逆”，只留給了她三條出路：
像父母一樣，成為農民；
加入打工妹行列，去大城市闖蕩；
繼續潛心寫作，寫出個名堂。
她最終選擇的哪條路，沒人知道。
一晃16年過去了，蔣多多也到了奔四的年紀，而且也早已從公眾視野消失數年。
儘管有很多人對她的結局做各式猜測，但始終沒有再聽到她的訊息。
蔣多多雖然消失了，但她的名字每年都會因為高考的到來而出現在大家眼前。
而她，也儼然成為人們茶餘飯後討論和爭論的焦點：
熱愛寫作，沒有錯啊，為什麼不能在高考和寫作間選後者？
若是當時的班主任多給她一些鼓勵、開導，或許她不會走向那一步。
太任性，太隨心所欲了！完全分不清輕重，拿自己的前途去賭氣？
為什麼沒有人告訴她，先好好高考，進了大學想怎麼寫就怎麼寫？
不管怎麼爭論，蔣多多放棄了高考，這是事實。
而高考，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實現階層躍遷的最好“捷徑”，這也是事實。
就像當初她的事件被媒體披露後，同學們說她這樣做很傻，老師們認為她很怪，心理學家認為她心理不健康，社會學家說她是一個悲劇。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理由，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件事絕對改變了蔣多多的人生。
那正在讀這篇文章的你，你如何看待呢？
作者：朱小鹿&棒棒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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