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拉申
東南亞的身份是模糊的，西方視之為通往中國的過渡地帶，中國視之為朝貢體系附庸。對西方來說，它是旅途，不是目的。對中國而言，它是附庸，不是主體。今天，東南亞滿足了西方揹包客廉價旅行的需求，也是中國出國遊產業鏈的低端，哪怕這是世界上文化最複雜、信仰最多元、文明衝突最激烈、歷史最悠久的地區之一。
在這片季風吹拂的土地上，外界對其藝術的認知是空洞的。遊客打卡照裡的佛塔、寺廟、石雕就是東南亞藝術的可憐證據，捆綁在旅遊業秩序之下，混跡在消費、遊樂、走馬觀花中。然而這片由島嶼、半島與海洋組成的區域在十九世紀已萌發了現代藝術，與同時期歐洲藝術並駕齊驅。十九世紀是東南亞的轉折，從古老邁向現代，殖民主義將這片土地納入世界秩序，東南亞作為一個概念由此誕生。
《獵鹿的六個獵人》，拉登·薩利赫，1860年，史密森尼美國藝術博物館藏
荷屬東印度的浪漫主義
倘若不知畫家的名字與出生地，大概無人相信這些收藏於荷蘭國家博物館的油畫出自一位赤道島嶼畫家之手。它遵循歐洲新古典主義審美準則，又萃取浪漫主義畫派精髓，與法國的霍勒斯·韋爾內、歐仁·德拉克羅瓦、荷蘭海牙畫派有著千絲萬縷聯絡。這位名字包含貴族稱號“拉登”的畫家，來自爪哇島。
《約翰內斯·範登博斯總督肖像》，拉登·薩利赫，1836年，荷蘭國立博物館藏
拉登·薩利赫（Raden Saleh）是十九世紀的歐洲藝術家，他在荷蘭、德國、法國長期學習旅居，是荷蘭宮廷御用畫家，但本人是1811年生於爪哇島三寶壟的爪哇土著人。20世紀中期，他又戲劇性地從一位歐洲畫家轉變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第一位現代藝術家、印尼民族英雄，乃至東南亞現代藝術史的開山鼻祖。他封存於十九世紀的作品，寫實又浪漫、磅礴又夢幻，被視為印尼民族主義啟蒙的光輝萌芽。
《讓·克雷蒂安·鮑德男爵一家》，拉登·薩利赫，1831-1832年，荷蘭文化遺產中心藏
如果拉登·薩利赫曾是被荷蘭王權認證的御用畫家，那麼今天他則是擁有印度尼西亞國家權力背書的國寶級藝術家。拉登·薩利赫1857年的作品《逮捕蒂博·尼哥羅》被視為印尼民族主義覺醒的化身，被印尼總統收藏，擺在印尼總統宮的顯眼位置。這幅作品曾於十九世紀被呈獻給荷蘭女王，荷蘭政府於1978年將其送給印尼政府。
《逮捕蒂博·尼哥羅》，拉登·薩利赫，1857年，印尼總統宮，雅加
蒂博·尼哥羅是中爪哇日惹蘇丹的王子，領導了1825—1830年反抗荷蘭殖民者的人民起義，是印尼民族解放運動史上的光輝一頁。儘管這一政治事件1835年就已經出現在荷蘭畫家尼古拉·皮尼曼的作品中，但視角與拉登·薩利赫截然不同，在拉登·薩利赫的創作中，蒂博·尼哥羅挺身而出、一身傲骨，與尼古拉·皮尼曼作品中流露的弱者同情產生反差。
創作《逮捕蒂博·尼哥羅》時，已是拉登·薩利赫從歐洲返回爪哇的第五年。1852年，旅居歐洲23年的拉登·薩利赫返回故鄉。縱然拉登·薩利赫的爪哇民族主義思想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尤為突出，但藝術史學家認為早在歐洲之際，民族主義就深埋在畫家心中。雖然荷蘭宮廷畫家的任務是為宗主服務，但拉登·薩利赫的作品卻飽含對爪哇自然的野性崇拜和敬畏之心。
《被獅子襲擊的白馬》，拉登·薩利赫，1842年，瑪莉亞·林（Maria Lim）收藏
《雄獅、雌獅與鱷魚搏鬥》，拉登·薩利赫，1840年，私人收藏
老虎、犀牛、鱷魚、麋鹿、公牛等這些東南亞獨特的野生動物一直是拉登·薩利赫的作品主體。他的油畫宏大壯觀，飽滿華麗，極具視覺衝擊力，站在畫前彷彿能聽到來自熱帶叢林的野性呼喚。野獸激烈搏鬥，在食物鏈中殘酷廝殺，將原始野性與旺盛的生命力表現得淋漓盡致，血脈噴張、激情澎湃，一股巨大的原始魅力呼之欲出。
《巽他犀牛與兩隻老虎搏鬥》，拉登·薩利赫，1840年，印尼力寶集團收藏
儘管創作的初衷是為取悅歐洲貴族，拉登·薩利赫的畫作卻沒有歐洲畫家的東方主義式獵奇偏見。他的畫作真實具體，又富有浪漫色彩。對於話語權微弱的東印度群島，唯有抓住歐洲權威的眼球才能表達心聲，在限定的範圍內表現無限張力。
十九世紀的東印度群島尚未產生成熟的反殖民主義運動，但印尼國父蘇加諾認為拉登·薩利赫早已在他的作品中釋放了強烈的民族訊號。這些送給歐洲君主的畫作中兇殘的猛獸、決死的激情，透露著爪哇島狂野不羈、難以馴服的天然本性，血盆大口的野獸讓畏懼之心油然而生。
《獵獅》，拉登·薩利赫，1841年，拉脫維亞國立藝術博物館藏
除了野獸搏鬥，畫家還將人獸互動表現得淋漓盡致。征服者是驍勇善戰、勇敢無畏的爪哇土著、阿拉伯人和貝都因人，他們以英雄主義姿態位於畫面核心，構圖極具戲劇性，野獸縱然無情，人類必將勝利。
《獵獅》，拉登·薩利赫，1840年，私人收藏
拉登·薩利赫是首位在歐洲接受藝術教育的爪哇人，說他是首位接受系統性歐洲油畫訓練的東南亞藝術家，也不過分。諷刺的是，他能夠被載入東南亞藝術史冊，正是因為他獲得了歐洲主流藝術界的接納，贏得殖民者最高政治權力的認同，哪怕他後來還被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國家權力認可：印尼國父蘇加諾、大獨裁者蘇哈托及後來的歷任總統，都對拉登·薩利赫的民族主義情懷讚不絕口。
《打獵後的恩斯特與亞歷山德林站在羅西瑙城堡的露臺上》，拉登·薩利赫，1844年，德國科堡，Schloss Ehrenbug收藏
儘管拉登·薩利赫被塑造為民族偶像，印尼官方也一再從他的作品與經歷中試圖尋找愛國的蛛絲馬跡，但回溯畫家的個人經歷，恐怕難以找到官方想要的答案，反倒發出了更多疑問：他究竟是否足夠“民族主義”？如果有，又是哪國的民族主義？
《荷蘭冬景》，拉登·薩利赫，1834年，瑪莉亞·林（Maria Lim）收藏
權威下的自由
拉登·薩利赫生日不詳，一般認為出生於1811年中爪哇三寶壟貴族家庭，他是三寶壟攝政王的近親，特權出身讓他有機會接觸歐洲藝術教育。
《讓·克雷蒂安·鮑德總督肖像》，拉登·薩利赫，1835年，荷蘭國立博物館藏
還在爪哇居住時，拉登·薩利赫就與荷蘭威廉一世國王派駐東印度群島的約瑟夫·佩恩結識，他是一位比利時風景畫家和建築師，也是拉登·薩利赫的導師。1829年，年僅18歲的拉登·薩利赫在荷屬東印度官員的陪同下抵達荷蘭。在海牙，他認識了後來成為荷屬東印度總督的讓·克雷蒂安·鮑德男爵，後者是他在荷蘭的導師，將他介紹給三位荷蘭國王和有影響力的權貴，拉登·薩利赫得以進入荷蘭上層社會，受到荷蘭藝術界歡迎。
在荷蘭的十年間，拉登·薩利赫接受嚴格的西方油畫訓練，遵循當時備受推崇的新古典主義正規化，加上為荷蘭王室與政權服務的要求，風格正統嚴肅，人物肖像莊重、嚴謹、古典、高貴，風景畫靜謐聖神。
《荷屬東印度總督赫爾曼·威廉·丹德爾斯肖像》，拉登·薩利赫，1838年，荷蘭國立博物館藏
荷蘭時期的拉登·薩利赫創作了許多符合荷蘭主流審美的畫作，包括他為三位荷屬東印度總督繪製的肖像，以及荷蘭風景畫，甚至透露了荷蘭國家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彼時的荷蘭作為海洋霸主蒸蒸日上，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控制全球範圍的荷屬殖民地，逐步向帝國邁進。在畫作《暴雨翻船》中，掛有荷蘭國旗的航船乘風破浪，象徵荷蘭對外擴張的國家實力。拘泥於權力的贊助與限制，荷蘭時期的拉登·薩利赫與歐洲正統畫家無異，並無顯著個人風格。
《暴雨翻船》，1839年，拉登·薩利赫，David Salman and Walter Jared Frost收藏
拉登·薩利赫作為藝術家的自我主體性始於德國，東南亞式浪漫主義由此開端。1839年拉登·薩利赫抵達有“德國浪漫主義中心”之稱的德累斯頓，不再侷限於宮廷畫師身份，而是一位“爪哇王子”。彼時的德國觀眾希望在這位爪哇王子畫筆下看到遙遠的東方，而非歐洲的重複，他從此突破了正統古典，將靈動浪漫帶入畫作中。
德國東方主義始於啟蒙時期，莫扎特歌劇《後宮誘逃》、歌德抒情詩集《西東合集》都是德國東方主義文化瑰寶。19世紀中葉的德國與英法等國不同，彼時的德意志是個尚未統一的鬆散聯邦，也沒有海外殖民地，它對東方的著迷是更為純粹的文化渴望，沒有政治慾望，因此拉登·薩利赫可以自由表達，沒有政治包袱。
《被獅子襲擊的阿拉伯人》，拉登·薩利赫，1848年，私人收藏
《被獅子襲擊的阿拉伯人》是拉登·薩利赫在德國完成的作品，畫面靈動活潑，獅子、馬、人皆臨空於地面。德國藝術評論家指出：“他的畫充滿生命力，帶我們進入一個宏大、野性而浪漫的自然中。畫中的東印度群島狩獵者讓歐洲觀眾耳目一新，因為除了在美容院剃個流行的絡腮鬍子，歐洲人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大自然了。”
《馬背上的阿拉伯人被獅子襲擊》，拉登·薩利赫，1842年，私人收藏
拉登·薩利赫在歐洲聲名大噪，始於巴黎。1844年，在荷蘭駐法大使的安排下，拉登·薩利赫來到巴黎。彼時的法國是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執政的七月王朝時期，歐仁·德拉克羅瓦為聲勢浩大的七月革命創作的油畫《自由引導人民》，讓浪漫主義風格風靡法國和整個歐洲。拉登·薩利赫抵達法國後進一步受浪漫主義感染，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幾幅作品。
《在東印度群島獵鹿》，拉登·薩利赫，1846年，法國
法國畫家霍勒斯·韋爾內是最受七月王朝寵愛的藝術家，他以戰爭、巡獵、阿爾及利亞為主題的油畫深受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喜愛。拉登·薩利赫的人虎搏鬥主題作品，與霍勒斯·韋爾內有異曲同工之妙，史學家認為拉登·薩利赫受到勒斯·韋爾內啟發，甚至還被霍勒斯·韋爾內指導過畫作，但記載寥寥。
巴黎的藝術沙龍和藝術展產業發達，拉登·薩利赫也由此第一次進入現代藝術市場。時至今日，拉登·薩利赫為數不多的流入藝術市場的珍品大多在法國，他在法國期間的創作，版面巨大、壯麗宏偉，非常適合沙龍展出與藝術交易。
《獵虎》，拉登·薩利赫，1845年，私人收藏
當我們透過史料與畫作，試圖拼湊出拉登·薩利赫的藝術版圖時，23年的歐洲生涯所包含的種種地名與意向都給人浪漫幻想的空間：安特衛普、海牙、德累斯頓、科堡、巴黎，大革命後的激情、理想主義的光輝，似乎格外美好。但拉登·薩利赫所置身的真實歐洲正處於1848年革命的旋渦中，路易·菲利普被推翻，路易·波拿巴當選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慕尼黑、柏林也相繼發生革命。
《森林大火》，拉登·薩利赫，1849年，新加坡國立畫廊藏
在動盪與危險中擱淺的拉登·薩利赫，1849年創作了油畫《森林大火》，這是他一生作品中規模最大的一幅，熊熊燃燒的烈火吞噬野獸，懸崖的兩端，一邊是烈焰，一邊是海水，彷彿預示著東西兩端都不太平，野獸拼死掙扎，齊齊奔赴死亡。1852年，拉登·薩利赫離開動盪的歐洲回到爪哇，但這片熱帶島嶼，也已不再平靜。
夢想與焦灼
在1953年的印尼茂物，印尼總統蘇加諾站在拉登·薩利赫紀念碑前講到：“我們站在父輩的神聖土地上，站在一位偉大印尼人的偉大墓碑前向英雄致敬。我們的自由在於，可以再次成為一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都強大起來的民族。不幸的是，文化被排在最後，總是被忽視。但政治、經濟、社會成就總是容易被遺忘，文化價值卻源遠流長。”
《拉登·薩利赫肖像》，Friedrich Carl Albert Schreuel，1840年，荷蘭國家博物館藏
剛剛獨立的印尼共和國亟需偶像，蘇加諾需要在文化領域製造一個民族英雄，拉登·薩利赫就這樣被抬上希望的燈塔，即使他本人對此一無所知。
《爪哇洪水》，拉登·薩利赫，1861年，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
《梅杜薩之筏》，泰奧多爾·籍裡柯，1818年，法國盧浮宮
返回爪哇的拉登·薩利赫開始創作以爪哇為主題的作品。除爪哇起義這樣的政治敘事外，他還沿用歐洲敘事框架。《爪哇洪水》取材自籍裡柯的《梅杜薩之筏》，刻畫了遇難者飢渴煎熬、痛苦呻吟，被解讀為對荷蘭的反抗。
《夜色中的火山爆發》，拉登·薩利赫，1865年，陳氏家族收藏
拉登·薩利赫總是充滿爆發力，這種力量感正是同樣激情澎湃、理想主義、行事浪漫的國父蘇加諾所需要的。拉登·薩利赫完美契合了政治需求，被推上高峰，成為印尼現代藝術之父、印尼藝術開拓人。
《阿拉伯人與他的馬》，拉登·薩利赫，1843年，克里斯汀·甘（Christin Kam）收藏
然而這份國族主義榮耀在印尼本土從未逃離質疑的聲音。在著作《拉登·薩利赫的兩種身份：十九世紀的兩個民族主義》中，印尼史學家Soekanto認為，拉登·薩利赫不僅是印尼民族主義化身，也是荷蘭殖民主義化身。他自始至終都是荷蘭宮廷的忠實奴僕，縱使回到爪哇，也是與荷蘭殖民者一樣的權貴，脫離群眾，凌駕於爪哇人民之上。甚至蒂博·尼哥羅起義也並非爪哇民族覺醒，它是經濟利益的搏鬥，特別是本土伊斯蘭教勢力的壯大。
《廢墟中的爪哇寺廟》，拉登·薩利赫，1860年，史密森尼美國藝術博物館藏
在印尼畫家Sudjojono看來，拉登·薩利赫的民族主義不僅是政治假象，還是民族主義的對立面，即殖民主義。他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攜帶其邪惡、操縱與傲慢的本質，將這個世界的每個國家綁架其中，置全體人類於其統治之下。無論苦力還是詩人，農民還是藝術家，所有人都加入了這場瘋狂的舞蹈中。每個人看起來都非常快樂，彷彿至若天堂，卻極少意識到，在平靜、安寧與歡樂的深處，是被時代所腐蝕的被動靈魂，喪失了活力，喪失了反抗暴政的勇氣與力量，這就是拉登·薩利赫的時代”。
《受傷的雄獅》，拉登·薩利赫，1838年，新加坡國家畫廊藏
拉登·薩利赫徘徊於危險的兩極，他被英雄般致敬，又是英雄主義最討厭的人。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兩種對立的價值被危險地設置於同一個人身上。他具備民族主義和革命精神，同時也是傳統主義的，是荷蘭殖民主義結構的受益者和擁護者。
今天，拉登·薩利赫的作品與個人形象已成為印尼當代藝術家取之不竭的靈感源泉，但越來越多人開始質疑拉登·薩利赫作為印尼藝術鼻祖的正當性，甚至認為他只是東南亞藝術的邊緣人物，因為他只不過是幸運罷了，由於恰好高貴出身與機遇而獲得去歐洲的機會，僅此而已。他不斷在歐洲社會階梯中向上攀爬，也與印尼民族英雄的作為相悖。
《被獅子襲擊的騎馬人》，拉登·薩利赫，1842年，私人收藏
有關拉登·薩利赫的爭議早在十九世紀就開始了。現代人對他迎合荷蘭當局的諂媚發起攻擊時，也許不知道他在1869年曾以參與爪哇叛亂為由，被荷蘭當局逮捕。在印尼人看來，他太“殖民主義”了，在荷蘭人看來，他太“本土主義”了，拉登·薩利赫尷尬地徘徊在兩種對立的制度之間。
《爪哇風景，老虎偷聽旅行者的聲音》，拉登·薩利赫，1849年，私人收藏
這並非個人悲劇，這是時代和國家的悲劇，是整個印度尼西亞在19世紀的縮影。他表達、宣誓、發聲，獲得尊重，又矛盾、焦灼，無所適從，沒有歸屬。
《梅加門當山腳下的驛站》，拉登·薩利赫，1871年，陳氏家族收藏
《獵公牛》（La Chasse au taureau sauvage），拉登·薩利赫，1855年，Jack-Philippe Ruellan藏
這種矛盾感讓拉登·薩利赫在今天的世界別具魅力，他的作品分散於多個國家、機構或私人之手。《森林大火》是新加坡國家畫廊的鎮館之寶，其他著名作品被收藏在荷蘭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Nationaal Museum van Wereldculturen）、印尼總統宮、史密森尼美國藝術博物館、拉脫維亞國立博物館、德國科堡等重量級公共機構，還有一批最精彩的作品保留在私人藏家手中，歐洲的Schloss Ehrenbug、Jack-Philippe Ruellan，以及印尼力寶財團、陳氏家族、克里斯汀·甘、瑪莉亞·林等印尼華人收藏家。作品珍稀昂貴，具有極高的收藏價值，2018年在法國拍賣的《獵公牛》以720萬歐元成交，拍出了印尼藝術拍賣史上最高價。
《自畫像》，拉登·薩利赫，1841年，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藏
拉登·薩利赫在荷蘭殖民主義與印尼國族主義兩種權力間徘徊，在尊嚴與焦灼間變幻。今日的評論與看法已遠遠超出拉登·薩利赫的藝術範疇，唯有一幀幀四散世界的史詩級作品，供後人緬懷瞻仰，也為東南亞藝術史留下了燦爛篇章，再現十九世紀東南亞藝術之巔。
責任編輯：李梅
校對：丁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