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每個村子裡都有的小學校；初中是聯中，由臨近的幾個村子聯合興辦起來的小學校。這些小學校的老師，也就是我的老師們，全都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特殊教師群體——民辦教師。
Part.1
我的第一位老師姓劉，至今我也不知道她具體的名字。留在我記憶裡的，只有她瘦弱到纖細的身體。她很瘦，似乎弱不禁風。每每下課時，我們幾個要好的小夥伴就會聚在一起，鄭重其事地商討一個話題：當大風來的時候，劉老師會不會被吹跑？如果被吹跑的話，她可能會被吹到哪裡？然後，我們就很擔心，很焦慮。大風沒有把劉老師吹跑，我卻在教室裡栽了個大跟頭。記得很清楚，因為頭一天晚上村子裡放了一場電影《英雄兒女》，英雄王成壯烈犧牲的鏡頭很快成為我們熱議的話題。第二天早晨，我們依次在教室裡模仿王成喊豪言壯語的那一個片段。輪到我的時候，心血來潮，我登上了“課桌”，以期表演得更加逼真。“為了勝利，向我開炮……”話音未落，轟隆一聲巨響，腳下的“課桌”竟然轟然倒塌。所謂的“課桌”，不過是兩摞磚頭架起的一塊水泥板。本就顫顫巍巍晃動著的“課桌”，在我激情的踩踏下，終於倒下了。而我的眼角，結結實實地碰在了水泥板的稜角上。頓時，血流了下來。小夥伴們嚇傻了，紛紛逃出教室。就在這時，劉老師衝進教室，背起我就往村衛生室跑。學校離衛生室比較遠，她開始慢慢體力不支，我幾次央求下來自己走。她一聲不吭，卻也沒有放手。當跨進衛生室時，她一下子癱軟在地上，喘著粗氣向醫生喊：“趕緊看看這孩子的眼！”當醫生檢查後告訴她，只是磕破了眼角，其他沒有什麼大礙時，她竟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那哭，至今在我的腦海裡清晰如初。哭了一陣子，醫生已經替我處理好了傷口。她站起來，盯著我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心裡開始發毛，心虛加上緊張。突然，她朝著我的屁股打了起來，一邊打一邊又哭，一邊哭一邊喊“你嚇死了我了，你嚇死我了！”至今想起來，那種只有母親在受了驚嚇之後才會有的做法，分明就是最澄清、最真實的師愛。也許，她至今也不會說出“愛就是教育，沒有愛就沒有教育”之類的語言。但是，骨子裡那份淳樸自然的善良，可以輕易擊碎任何豪言壯語和理念口號。那年，她才十六歲，讀過兩年初中。第一年當老師，也是最後一年當老師。
Part.2
接替劉老師教我們的是王之新，雖說只讀過幾年小學，卻已經教了好幾屆學生。我們學校緊鄰一條小河，村子裡每年都會有好幾條年幼的生命被河水帶走。為此，王老師專門給我們下死命令——誰都不準私自下河洗澡。但我們依舊會偷偷摸摸地跑到河裡去洗澡，還會大張旗鼓地組織跳水比賽。當然，依舊會有小夥伴順著河流的方向了去遠方。一天下午放學前，王老師把全班的男生叫到操場上，一字站開。然後，他下了一個讓我們哭笑不得的“命令”——把上衣掀開，露出肚皮。看著一拉溜的黑肚皮，他稍微壞笑了一下，從兜裡拿出一個紙袋，又從紙袋裡摸出一個紅紅的大印和一個圓盒子。不一會兒，我們每個人的肚皮上就有了一個紅紅的印章。我們面面相覷，不清楚他到底想做什麼。這時候，王老師板著臉說：“明天這個時候，我要檢查你們肚子上的大印，誰的要是沒有了，就一定是下河洗澡去了。以後每天都在這個時候查大印，蓋大印。”有個大膽的同學問：“天這麼熱，我們不洗澡不臭死了嗎？”王老師說：“可以在家裡洗澡，留著大印這地方不洗；也可以跟著大人去河裡洗澡，但第二天必須有大人來證明。”我們集體洩了氣，這一招真狠。這個做法，一直堅持到我們小學畢業。每到夏天，那枚大紅印章就會準時蓋在我們的肚皮上，天天如此。當然，因洗澡而造成的悲劇，在我們班一次也沒有發生過。至今我都記不起王老師是怎樣給我們上課，也記不清楚他到底教給了我們什麼知識，只有那枚鮮紅的印章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他沒有接受過師範教育，也沒有讀過教育理論書籍。但是，這些粗糙甚至有些粗野的做法，卻實實在在地幫助我們度過了一段極不安全的生命歷程。我們小學畢業後不久，王老師因為違反計劃生育政策，離開了教師隊伍。
Part.3
就在我開始讀初中的那年，聯中也開始設英語課。尷尬的是，學校裡十幾個老師中，沒有一個人學過英語。但是，課必須要開設。後來，有一位老師主動站出來教英語課，他就是我的英語啟蒙老師王懷民。王老師是復員軍人，身上具有軍人不怕困難的氣質。他雖然也沒有學過英語，卻能說幾句俄語。“英語、俄語不都是外語嗎？我就不信那個邪！”這是他的口頭禪。於是，他從數學老師變成了英語老師。他也不會英語怎麼教英語呢？王老師自有他的辦法——現炒現賣。每天上午，他都會騎腳踏車到近二十里地的中心校去聽英語課，下午趕回來再教給我們，無論颳風下雨從不耽誤。就這樣，在這個最偏遠的小學校裡，每天都會傳出一陣陣很不標準的“英語”。隨著英語單詞的增多，已不再年輕的王老師已經明顯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於是，王老師便央求校長買錄音機。校長兩手一攤，哪來的錢呢？有一天，王老師把我們帶到學校門口的一棵大槐樹下，說是讓我們體驗一把大樹下讀英語的感覺。讀著讀著，校長騎車從外面回來了。王老師讓我們齊聲向校長喊：“Good afternoon, teacher.”一連幾遍。就在校長慌不迭地不知如何回應時，王老師一把把校長拉到我們面前，用他洪亮的軍人大嗓門喊：“同學們，校長說了，看到你們英語學得這麼好，學校準備把這棵大樹賣了，給你們買錄音機學習英語，大家掌聲感謝校長！”在我們熱烈的掌聲中，校長果然堅定地說：“賣！賣了去買錄音機！”直到後來，我們才知道，其實那是王老師的一個“陰謀”，校長為此還狠狠地兇了王老師一頓。但是，樹是真的賣了，錄音機也是真的買來了。從那以後，我們在錄音機裡，聽到了我們從未聽到過的英語。錄音機的到來也帶來了一個副作用——王老師的英語權威受到了挑戰。在此之前，一個單詞，一個句子，怎麼讀，王老師就是標準答案。而現在，就會有學生問：“老師，這個單詞錄音機上讀的怎麼和你讀的不一樣呢？”學校裡開始有人開王老師的玩笑：“老王，你這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呀！要是不買錄音機，誰會知道你讀得不對呢？”王老師仍然是大手一揮，仍然是軍人的洪亮聲音：“我丟人不要緊，總不能讓學生學一輩子錯的英語吧！”現在回想起來，我之所以至今仍然對王老師充滿了敬意，大概是因為他身上那種最質樸的擔當。對於教師來說，專業能力固然重要，但對教育、對學生那種無遮無攔的責任感，則是一種更為重要的為師之道。臨近退休時，王老師由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按他的話說，咱也成了正規軍。
Part.4
民辦教師這個群體，有點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計劃經濟時期企業使用的“亦工亦農”人員。如果單從行政意義上來鑑別的話，他們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教師。但是，在那個特殊時期，正是這些沒有編制、不吃國庫糧的民辦教師，用自己的青春和熱情頂起了鄉村教育貧瘠的藍天。也正是這些民辦教師，卑微卻毫不懈怠地演繹了師者最純粹的質地——愛心、智慧，擔當，讓我們這些生活在最底層的農村孩子，看到了一束教育的光。感恩他們，我的“民辦”老師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