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ita Dubas 出版社:Hal Leonard Corp 出版年:1999-10-5
從20世紀大蕭條中期的1934年到1938年,秀蘭·鄧波兒Shirley Temple(1928-2014)一直是至關重要的社會現象:她在電影票房總收入中遙遙領先,單憑一己之力就挽救了福克斯公司,並影響了其與二十世紀公司的合併。
同時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產品,比其他任何明星都要多;當時全球觀眾熟悉她的程度,不亞於當時的美國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
秀蘭·鄧波兒的重要性一直被歸因於一些普世性的特質:聰明伶俐、早熟的才能、對父母之愛的呼籲等等。
但是,我們更無法想象秀蘭·鄧波兒能對20世紀任何其他時期的觀眾產生完全相同的影響。
1936年4月27日出版的《時代》週刊封面,秀蘭·鄧波兒
秀蘭·鄧波兒所在的電影行業可能比任何其他行業都更多地受到來自社會的經濟基礎的影響。而且這一行在當時是最保守的掙快錢的途徑。
對於這樣一個銷售情感與觀念的行業,除了所有行業所共享的生產、分配和消費方面的衝擊外,還必須考慮到由經濟決定的強大的意識形態壓力。
在當時的美國政治家直接要求好萊塢完成“振奮美國人心”的任務;而像傑克·華納Jack Warner(1895-1981)和路易斯·B·梅耶Louis B. Mayer(1884-1957)等大製片廠的意識形態的掌舵人則為其塑造公眾態度的新角色而沾沾自喜。
但更主要的壓力還是來自各大製片廠嚴酷的經濟歷史。到1936年,這些好萊塢電影製片廠已全部處於摩根或洛克菲勒等金融集團的控制之下。
除了使電影變得更公式化和無害化之外,這種統治還迫使好萊塢去迎合最保守的資本意識形態準則和壓榨。
【論胎教的重要性】
秀蘭·鄧波兒的母親名叫格特魯德·鄧波兒Gertrude Temple,是洛杉磯一個珠寶商的女兒。17歲嫁給了24歲的喬治·弗蘭西斯·鄧波兒George Francis Temple。在連續生了兩個兒子後,這對夫妻非常想要一個女兒。
天隨人願,格特魯德又懷孕了。她認為,孕婦如果能夠多聽多看藝術的和美好的東西,就一定能夠對胎兒的性格和能力產生影響。
這在今日則是人人皆知的胎教,但在20世紀30年代前還沒有多少人相信。
秀蘭·鄧波兒自出生以來就從未在夜間醒過。她從不患病,她的母親依稀記得“曾經有過一次小感冒”。
3個月的時候,她就拒絕用奶瓶,非讓人家用湯匙喂不可。
她6個月時會說話,13個月時會走路。她每天早晨起床時,不是唱著歌,就是背誦白天該唸的臺詞。
她是一個智商高達155的天才。她不在書上塗抹,不在牆紙上亂畫,也不弄壞玩具。
秀蘭·鄧波兒在短片《好萊塢鬧劇》中的影像
醫生和牙醫給她的母親寫信,詢問她在飲食與衛生方面有何訣竅,她母親答覆說實在沒有什麼訣竅可言。
她與父母的關係親密自然。沒有像別的童星那樣被自己的父母壓榨和壓迫。
她從來沒想到自己,沒有自我意識,因此也沒有被寵壞。
秀蘭·鄧波兒在短片《好萊塢鬧劇》中的影像
【三歲就開始工作】
1932年,3歲多的秀蘭·鄧波兒開始了她的銀幕生涯。
她參加了美國教育影片公司的系列片《嬰兒布萊斯克》的拍攝。影片由一系列短片組成,每部只有10分鐘左右,角色全部由兒童擔任,其用意是諷刺那些正在走紅的影片。
秀蘭·鄧波兒在短片《嬰兒布萊斯克》中的影像
秀蘭·鄧波兒參加了其中8部短片的演出。這些短片格調不高,畫面粗俗,放在今日大眾面前無論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但是當時上映後居然很受歡迎。其實這種影片對參加演出的小演員的身心健康都非常不利。
如,讓她戴著胸罩,穿著絲褲吊襪,露出一條光腿,模仿成人演員做出這樣那樣性感的姿態。
秀蘭·鄧波兒在短片《嬰兒布萊斯克》中的影像
3歲的秀蘭·鄧波兒不諳人事,但是,她的媽媽當時既沒有提出什麼抗議,事後也沒有表示任何不滿,相反,對於女兒開始能獲得這些機會,感到非常高興和感激。
除了渴望女兒儘早成功遮蓋了一切之外,經濟因素恐怕是更實際的原因:當時秀蘭·鄧波兒的爸爸所在的銀行瀕臨倒閉,經常拿不到工資,而秀蘭·鄧波兒每週掙的40美元是一筆可觀的收入,真是救了家裡的大急。當時,許多像他們家一樣的中產階級已經流浪街頭,淪為乞丐了。
秀蘭·鄧波兒在短片《好萊塢鬧劇》中的影像
不久,秀蘭·鄧波兒在派拉蒙電影製片公司拍攝的《最後一個人To the Last Man》(1933)扮演一個小女孩。
《最後一個人》上映後沒有成功,秀蘭·鄧波兒的媽媽格特魯德就親自出馬,帶著介紹秀蘭·鄧波兒表演才能的自薦書和各種劇照、照片,有時候還帶著女兒,從一家電影公司到另一家電影製片廠,為女兒尋找演出的機會。
秀蘭·鄧波兒在電影《起立歡呼》(1934)中的影像
結果,在影片《卡羅萊娜Carolina》(1934)裡扮佃農的女兒,但是電影廠不付工資;在另一部影片中演一個沒有兩句臺詞的龍套。接著,又一連幾個月找不到角色。
【天才童星的誕生】
一天下午,格特魯德在家閒得無聊,就帶女兒到電影院去消磨時間。他們在那裡邂逅了電影音樂人傑伊·格爾內,他當時正為音樂影片《起立歡呼Stand Up and Cheer!》(1934)作曲,這部影片正在到處尋找一個能夠載歌載舞的兒童演員。
電影《起立歡呼》(1934)劇照
傑伊·格爾內一眼就看上了這個惹人喜愛的孩子,就約她們母女到他的辦公室去。
傑伊·格爾內把秀蘭·鄧波兒抱到大鋼琴上,把影片中的那首歌曲《娃娃向你致意》彈了兩遍。
秀蘭·鄧波兒馬上就毫不費力地把那首歌唱了下來,令傑伊·格爾內大吃一驚。
傑伊·格爾內讓她按照這首歌的曲子跳舞,小姑娘就站在鋼琴上,合著拍子跳了起來。
電影《起立歡呼》(1934)片場,化妝師正在給秀蘭·鄧波兒補妝
傑伊·格爾內立刻打電話要福克斯公司製片經理希恩來一下。希恩一聽是推薦兒童演員,埋怨這個音樂人多管閒事,但在傑伊·格爾內一再堅持之下,只好來了。
看了依然在鋼琴上的秀蘭·鄧波兒的載歌載舞,希恩當時就決定錄用她。
影片《起立歡呼》上映之後,人們爭先恐後蜂擁到電影院去看秀蘭·鄧波兒的歌和舞,新聞媒體也紛紛對這個孩子大加讚揚。
電影《起立歡呼》(1934)劇照,秀蘭·鄧波兒和瑪吉·伊萬斯Madge Evans
《劇藝報)週刊說,秀蘭·鄧波兒在這部音樂片中不是主角,但卻成了主角。
《紐約時報》首次對秀蘭·鄧波兒評論說,“她是一個使人快樂的孩子”。
甚至連《共同福利》週刊也寫道:“她是非常令人喜愛的。”人們驚歎又出現了一位天才童星。
希恩馬上向格特魯德提出,願意與秀蘭·鄧波兒籤一份為期7年的合同,最初的周工資是150美元。
依據市場行情,可酌情協商以後的週薪。格特魯德和丈夫幾乎一夜未眠,權衡條文的利弊,最後提出必須增加一條,即演員的父母認為演出對秀蘭·鄧波兒有害,或者不能使她像一個正常兒童那樣成長,他們有權中止合同。希恩接受了。
秀蘭·鄧波兒在電影《亮眼睛》(1934)中的影像
格特魯德像老母雞護雛一樣,包辦秀蘭·鄧波兒的工作和生活。她僱了律師幫助自己出主意,負責合同裡的法律內容。
所有的合同都是格特魯德洽談、簽訂的。格特魯德很有經濟頭腦,一開始她就在合同中明文規定,對方應為自己照顧秀蘭·鄧波兒而付工資,當秀蘭·鄧波兒的週薪是1000美元時,她自己則為150美元。
秀蘭·鄧波兒在電影《亮眼睛》(1934)中的影像
到1935年6月格特魯德的週薪已經達到了1000美元。格特魯德還堅持每部片子拍攝完畢後,對方還要付給秀蘭·鄧波兒兩萬美元的獎金。
1934年,秀蘭·鄧波兒繼《起立歡呼》之後,又主演了影片《亮眼睛Bright Eyes》(1934),這部影片是專門為秀蘭·鄧波兒製作的,她在片中演唱的主題歌《幸運船洛利普號》永遠和她聯絡在一起。
福克斯公司還以每週1000美元的高價(當時秀蘭·鄧波兒週薪還只是150美元),將她借給派拉蒙公司,主演了電影《小麻煩Little Miss Marker》(1934)。
完全根據達蒙·魯尼恩Damon Runyon(1880-1946)的小說改編的這部電影使秀蘭·鄧波兒徹底成名。
《紐約世界電訊報》稱讚道:“那孩子真是無與倫比。”
《劇藝報》說,全美國的婦女們都在滔滔不絕地談論那個女孩。
《紐約時報》評論說:“小秀蘭·鄧波兒,實際上是表演出眾的明星,她的表演非常自然出色。”
1935年2月27日,在第7屆奧斯卡頒獎儀式上,未滿7歲的秀蘭·鄧波兒成了最令人矚目的人物。她先是走上頒獎臺,給影片《一夜風流 It Happened One Night》(1934)的女主角克勞黛·考爾白Claudette Colbert(1903-1996)頒發最佳女演員獎。
秀蘭·鄧波兒給從火車站趕回來的克勞黛·考爾白頒獎
隨後,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為了表彰她1934年為電影事業作出的貢獻,頒發給她一項奧斯卡特別獎,在雷鳴般的掌聲中,她再次走上了頒獎臺。
當主持人幽默大師科布還在滔滔不絕地稱讚她的天賦和成就時,秀蘭·鄧波兒卻幾次想從科布手中搶走那獎品——一座小金像,全場的人們不禁為這個可愛的小淘氣逗得鬨堂大笑。
一個月後,秀蘭·鄧波兒應邀在中國大戲院星光大道的水泥地上,印上了自己的小手印和小腳印,還刻下了她的題詞:“熱愛你們所有的人。”時至今日,秀蘭·鄧波兒的手足印跡和題詞,仍然是在眾多明星印跡之中最令遊人流連忘返的一個。
【1萬到1000萬】
1935年5月在資本的極力施壓下,20世紀公司與福克斯公司合併,成立了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秀蘭·鄧波兒也迅速走上自己藝術的巔峰。
秀蘭·鄧波兒在中國大戲院星光大道上留下自己的手印和簽名
由於秀蘭·鄧波兒在1934年拍攝了12部電影,且每部都有非常可觀的回報,公司就不得不重新面對秀蘭·鄧波兒的合同。
在格特魯德的要求下,公司最終同意以後秀蘭·鄧波兒的週薪為1萬美元,還不包括其他的補助和分紅以及周邊產品的利益。
公司自然明白即使每週給她一萬美金,他們也會在她身上掙到十倍或是100倍的收入,何況她的電影不僅在本土給公司帶來了巨大的收益,而且在全球很多國家放映她的電影也給公司帶來了滾滾財源,簡直比印鈔機的速度還快。
關於秀蘭·鄧波兒的傳記文章無一不對她的工作態度進行了描述。這裡僅舉一個例子。選自《時代》週刊:
電影《小麻煩》(1934)宣傳照,秀蘭·鄧波兒和多蘿西·戴爾Dorothy Dell
她工作起來毫不費勁。她以表演為遊戲,就像別的小姑娘玩娃娃一樣。她很早就開始接受訓練,現在幾乎下意識地就能吸收指導意見。當她的導演向她解釋他想要某場戲如何表演時,秀蘭·鄧波兒看著自己的腳,似乎是在想什麼更重要的事情。
拍攝開始時,她不僅明白自己的作用,還常常知道其他演員的作用……受到批評時,她一點也不敏感…..
一天上午,秀蘭·鄧波兒崇拜的老朋友、踢踏舞演員比爾·羅賓遜教她一個軟鞋舞、一個木鞋華爾茲、三個常規踢踏舞。她並不看他,是聽著他的腳步聲,便學會了。
這項快樂而輕鬆的工作,讓秀蘭·鄧波兒每週收到一萬美元和3500封觀眾來信,感謝她所帶來的歡樂。
秀蘭·鄧波兒的工作經歷與絕大多數經濟蕭條時期的工作體驗之間的懸殊是荒唐的,但她的確就是一個活的印鈔機,而且人們願意買單去看這個小女孩在銀幕上的一顰一笑,似乎失業不再是一件悲傷的事!
如果我們在秀蘭·鄧波兒所有的功能之外再增加一項,即她作為福克斯電影公司的資產,以及她的金色秀髮和名字對於生產秀蘭·鄧波兒玩偶和其他產品的廠商的價值的話,那麼秀蘭·鄧波兒的整體意象就更加清晰了。
秀蘭·鄧波兒的絕對價值一直是當時人們推測的一個話題。通常被引用的數字是1000萬美元——在大蕭條時期,這幾乎是一筆讓人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
正如《婦女家庭雜誌》上的一段症候性的文字所描述的:“當她出生的時候,醫生並不知道,根據天意他需要說的不是‘是個女孩’,而是“是個金礦’。”
要知道在她被製片廠於1932年發現時,她的父親只是一個銀行職員,但是因其女兒的名聲響亮,他不久就成為加州銀行一個豪華分行的經理——這可以吸引儲戶,博得有錢人的自豪感。
有人或許會說,秀蘭·鄧波兒與工作的關係與一幅諾丁漢蕾絲花邊或一美元鈔票是一樣的:她也審查和掩蓋了自己的工作。
這種說法並不確切,因為許多人都知道,她每天一大早就被母親叫醒,開始背誦她的臺詞,並且一路背到攝影棚。
只是秀蘭·鄧波兒的工作是自我隱匿的——一副紙牌消失在空中,或是神奇地變成了價值週薪一萬美元的兒童遊戲。
如果我們將秀蘭·鄧波兒不可估量的價值與不能夠被分享的特性聯絡起來,就會發現它同大蕭條時期資本的概念是在深處一脈相承的:資本這一至關重要的力量是無法被分享的,否則其效力將被摧毀。
這就如同現在為什麼多數的家長願意把自己的孩子打造成抖音上的“娃娃網紅”,讓這些孩子說著大人式的語言,來討得螢幕前觀看者的一個點贊或是一個收藏,其目的是為將來變現做準備。
同時也可以改善一下家裡的生活,當然也給這個平臺帶來了它想要的流量。因為流量的下面就是隨時會跑到你口袋裡的現金。
其實有的時候大家只是希望看見自己想看的一面,就如同秀蘭·鄧波兒每週領一萬美元並沒有引起美國大眾的震驚,因為他們只希望這個如同帶有催眠功能的小女孩能帶著所有美國人度過大蕭條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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