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名家憶文系列·家族往事》

我和稼先兩相知

口述 | 許鹿希

父親：“誰有本事能把中國的原子彈搞出來啊”

1958年8月的一天晚上，稼先回到家裡，跟我說他的工作有調動。我問他調到什麼地方去，他說不能說。我又問他什麼時候能回來，他又說不知道。接著我問他，那我能給你寫信嗎？他回答不能。

此後，稼先經常是一個電話打來，說他馬上要出差。去哪裡，幹什麼，什麼時候回來，我都不問。我知道問也問不出來。每一次離開都是突然的，每一次回來也是突然的。回來一般是白天，突然就回來了，回來後吃一點東西就去休息；一般都是到了晚上9點，小車來接他，把他接到中南海，去向周總理彙報工作。到了半夜3點多回到家，他依然是什麼也不說。

左二鄧稼先（後立戴眼鏡者）

直到1964年10月16日原子彈爆炸成功，他還是不能跟我們說。但時間長了，我隱約感覺到他與原子彈研製有關，卻還是從來不問。

我的父親許德珩跟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嚴濟慈是好朋友，都是一起去法國勤工儉學的同學。在原子彈成功爆炸後的一天，嚴伯伯來我家做客，我父親拿著原子彈爆炸成功的號外跟嚴伯伯說：“誰有本事能把中國的原子彈搞出來啊？”嚴伯伯說：“你去問問你女婿。”兩位老人心照不宣地站在客廳，拄著柺杖，哈哈大笑。

1964年10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一張特殊的照片

稼先去世時患的是直腸癌。照理，當時直腸癌已經不是絕症了，但是因為長期從事核武器研製工作，他骨髓裡就有放射線，所以一做化療，白細胞和血小板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非常痛苦，更難挽救。中國的核試驗，我們知道的是四十五次。

其實，還有一次空投預試，氫彈從飛機上投下來，降落傘沒有開啟，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沒有爆炸，但是摔碎了，核彈非得找回來不可。因為沒有準確的定點，一百多個防化兵去找都沒有找到。稼先就親自去找，結果核彈被他找到了。當他用雙手捧起碎彈片時，受到了放射線侵害。

1979年，尋回未爆的核武器彈頭後，鄧稼先(左)與趙敬璞合影於核試驗基地的戈壁灘

我儲存著一張特殊的照片，那是稼先尋得那顆未爆核彈時拍下的。平時，稼先從來不拍工作照，我想可能是他在找到這顆核彈以後，意識到了這事對自己的身體將有影響，就一反平素的習慣，主動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機部副部長趙敬璞一起拍了一張照片。稼先怕我擔心，從沒給我看過這張照片，我第一次看到照片還是在趙敬璞部長家裡。

1966年國慶節，鄧稼先（右）與錢學森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

對鄧稼先的解密，一直到他去世前一個月才被准許。當時，醫院給中央軍委遞了一個報告，說已沒有辦法挽救鄧稼先的生命，讓家屬準備後事。中央軍委給出一個意見：鄧稼先一輩子隱姓埋名，在他去世之前，要對他解密。所以，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刊登“兩彈元勳鄧稼先”的相關事蹟。

那一天，很多人給我打來電話，第一句就問：“許鹿希，鄧稼先還活著嗎？為什麼他做了這麼多的事情，現在一下子都在報紙上刊登了？”我看了報紙後，也絕望了。我知道，鄧稼先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1984年10月16日，聶榮臻與時任國防科工委張蘊玉副主任，著名科學家鄧稼先暢談

從1985年7月31日稼先查出癌症住院，到1986年7月29日他去世，稼先在醫院裡一共住了三百六十三天。在這不到一年的日子裡，稼先依然心繫著他所從事的科研事業。大夫不讓他看資料，我幫他把一本本厚厚的資料藏在衣櫃裡，用衣服蓋著。

也有人覺得稼先傻，覺得他不值得。稼先是極聰明的人，他二十六歲就在美國拿到了博士學位，錢三強他們都叫他“娃娃博士”。很多人都說以稼先的聰明才智，想在國外過富足生活，其實很容易。但是稼先偏偏選擇了回國，又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為祖國的強大與祖國的建設犧牲一切。但是，作為稼先的妻子，我是理解他的。我覺得他所做的一切，爭了中國人的氣，是值得的。

母親再也聽不到他的呼喚

我與稼先第一次相見時，是十八歲。那一年，我剛剛考入北京醫科大學，那時稼先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做助教，他教我們系的普通物理學。在這之前，我們彼此都知道對方，只是沒有見過面。我的父親許德珩與他的父親鄧以蟄是世交。在我小的時候，鄧伯伯時常會約我的父母去家裡做客。

鄧稼先，1950年8月20日攝於美國普渡大學

1953年，我從北京醫科大學畢業，稼先已從國外學成歸來兩年，我們結了婚。我們二人都是從事科學研究的，我很欣賞稼先對物理科學的專注，他待人隨和、厚道，我覺得選他作為愛人，很可靠。

1953年至1958年，是我與稼先在一起最美好的時光。那個時候，稼先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經常會跟錢三強、彭桓武等先生們在一起討論學術，我能感受到他在那種氣氛裡的輕鬆與愉悅。他也偶爾會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當時的稿費並不低，所以每次他拿到稿費後，就很開心地跑到玩具店裡給孩子們買玩具。可是，這樣的時光，從1958年開始，一直到1986年稼先去世，就再也沒有過。

1962年，鄧稼先全家攝於北京大學朗潤園

1958年，稼先接到研製原子彈的任務後，我一個人撫養孩子、照顧四位老人。這期間，最大的心酸倒並不是一個女人撐起一個家的難處，而是要面對外界各種人的非議與親人的不解，甚至有人都說稼先跟我離婚了。我和稼先之間有一種默契，那就是我既然支援他的工作，這一路下來，稼先和我無論受多少委屈、吃多少苦，哪怕不被人理解，我們都不去計較與抱怨。

1986年7月17日，鄧稼先佩戴全國勞動模範獎章攝於北京301醫院

稼先的父親肺癌住院的半年裡，他沒有時間去醫院照顧。而他的母親病危時，恰巧是原子彈成功爆炸的前幾天。我打電話給九院的黨委書記，說稼先的母親已經下病危通知書了，能不能叫他回來看母親最後一眼。書記跟我說：“現在任何事情，稼先都回不去。一旦可以回去了，我們就立即派人送他回去。”書記提前給他準備了一張機票，原子彈一旦爆炸成功就讓他回來。

醫院裡的大夫盡最大的力量維持著稼先母親的生命，而母親在最後的幾天裡已經昏迷。1964年10月16日，原子彈成功爆炸後，組織上立刻安排稼先回京。他趕到醫院的時候，母親已經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稼先使勁地喊母親，可是母親已聽不到他的聲音。後來，稼先就使勁地捏母親的手，這時，母親的手動了一下，溘然長逝。（葉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