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晉冀魯豫的烈士紀念館中，放著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中有一位短髮的女子，抱著一個在襁褓中的孩子，蹲在地上。
這位女子是陳賡大將在革命中的亡妻王根英，而襁褓中的孩子，便是陳賡大將的長子——陳知非。
王根英與兒子陳知非
1929年，陳知非出生在上海，父母都是早期共產黨員，這也意味著陳知非在顛沛流離中生活。
陳知非4歲時，父親在中央特科工作，常年不能回家，而母親在陳知非10歲時不幸犧牲，陳知非只好跟著姥姥和大舅一起生活。一直到陳知非17歲時，陳賡才將陳知非接到身邊。
陳賡長年為了革命奔波，而放棄了家庭的小確幸，這讓陳賡對陳知非一直很愧疚。
直到陳賡1961年陳賡病危，都不能確定兒子是否原諒了這個“不稱職”的父親。以至於在陳賡彌留之際，拉著陳知非的手，用開玩笑的語氣問道：“我死後，你會不會哭我啊？”
1961年，陳賡病重
陳賡愛開玩笑，但這句話卻蘊含了自己對兒子的愧疚，想以此來問兒子是否原諒了自己。顯然，陳知非早已原諒了這個“不稱職”的父親。
10歲時，母親不幸犧牲
1927年，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期間，24歲的陳賡對21歲的王根英展開了猛烈的追求。
陳賡寫“小紙條”示愛，但王根英覺得在這種場合做這種事情很不合適，“直男”作風讓王根英有些難以接受。
王根英將計就計，將陳賡給的紙條貼在了牆上，引起了參會代表的關注。
但陳賡對此絲毫沒有臉面掛不住，而是再寫一張紙條，王根英再次把紙條貼在了牆上，而陳賡見此又去寫了第三張……
最終，陳賡這種示愛的方式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周恩來批評陳賡求愛不講技巧，不講策略。
年輕時的陳賡，出了名的“愛開玩笑”
其實早在1923年，陳賡就已經在夜校結識王根英，陳賡是教員，王根英是學員。這時陳賡對王根英就已經動了心，而王根英對陳賡也有好感。
只不過後來陳賡的求愛方式過於激進，將王根英架在了檯面上，以至於同意也不是，不同意也不是。
二人關係就差一層窗戶紙，結果陳賡卻玩個花樣。周恩來恨鐵不成鋼，打算親自出馬，促成這段姻緣。
周恩來和鄧穎超來到王根英在武漢的臨時住處，找王根英談話，親自做媒，最終才促成這樁婚事。
1928年4月，陳賡傷好之後，回到了王根英的老家上海，負責情報科的工作。王根英為掩護丈夫的工作，還帶來弟弟妹妹，一同在上海住下，組成一個小家庭，以免敵人起疑心。
王根英
1929年，王根英為陳賡生了一個兒子，陳賡為其取名“知非”，意為知是非。由於父親工作的特殊性，一家人不能在同一個地方呆太久，從1929年至1931年不到三年裡，還在襁褓中的陳知非隨著父母搬家5次。
轉眼之間，陳知非就已經三歲了。一天陳知非跑到大街上去玩，一位巡邏的英租界的印度警察身上挎著一杆槍，很是神氣。
陳知非一下就想到了爸爸放在枕頭底下的一支手槍，不由自主地對印度警察說：“我阿爸也有槍！你的槍，沒有阿爸的好。”
印度警察一聽，馬上便盯住了這個陳知非，隨著陳知非來到了家門口。正巧王根英走出門來找小知非。印度警察便問道：“你家有槍嗎？”
見到此狀，王根英猜到小知非說漏了嘴，故作自若地回到：“確實有一支槍，不過是他爸爸給他買的玩具槍。”
王根英是上海本地人，外加住的地方一看就是商人家庭，說話也沒有絲毫的緊張，印度警察信以為真，也就沒有多問轉身就走了。
租界舊照
不過陳知非的家庭生活並沒有繼續持續下去。
1931年9月，陳賡帶著全家老小從青島繞道將家人送回上海。不久之後陳賡又被調往鄂豫皖邊區，去紅四方面軍工作，而王根英則被留在上海繼續工作。
1933年年底，王根英被叛徒出賣，遭到國民黨當局關押，被判八年。1937年，國共合作再次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周恩來、朱德和葉劍英一行人來南京，參加蔣介石的國防工作會議。在得知王根英還在關押後，周恩來一行人前往南京“首都反省院”，去見見王根英。
此時的王根英覺得已經難以走出大牢，已經做好了犧牲的準備。等真正見到朱德、周恩來、葉劍英一行人的時候沒有反應過來。
此時葉劍英率先開口：“怎麼了？不認識了？”
這時候三人才反應過來。
周恩來與葉劍英
在周恩來的斡旋之下，“反省院”院長同意將王根英帶走，但是需要一個“保人”擔保。周恩來當即發話：“我和葉劍英同志擔保，可行嗎？”
院長聽到此話，自然是不敢怠慢，連連說：“行！行！周先生擔保還能不行？”
院長痛痛快快地拿出了保單，填寫完畢將王根英帶出了大牢。蔣介石國防會議召開完畢，周恩來便將王根英接到南京的八路軍辦事處。之後周恩來又將王根英帶回西安，8月26日，王根英再次由西安輾轉到雲陽與陳賡團聚。
在陳賡的日記本里對這一段有過記載。陳賡在1937年8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
“昨天根英從西安來到雲陽，鄧小平同志給我們加了菜慶祝，並另外準備了一間房間供我們夜談，彼此傾訴相思之苦，直到深夜，尚無疲憊之感，快樂甚至要勝於武漢新婚。她被羈押四年，在威逼利誘之下，仍然堅持著共產黨人的信仰，我更為佩服。”
小聚幾天之後，王根英前往延安邊區黨校學習，陳賡被任命為三八六旅旅長，率軍東渡黃河。
三個月後，王根英學成歸來，被派到129師工作，擔任財經幹部學校政治指導員。
隨著1938年10月，抗日進入僵持階段，敵後游擊戰場有些後勁不足。12月下旬，129師越過平漢線，開進冀南，王根英也隨著部隊一同東進。
不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1939年3月8日，王根英隨供給部的同志駐紮在王家村，這天日本人對我軍冀南駐地發起瘋狂進攻，師供給部遭到包圍，王根英隨著警衛部隊一同突圍。剛到村口，突然發現之前的資料包和公款包都沒能帶出來，不顧眾人勸阻，毅然回頭去找。
然而當他將兩個包拿出來時，與敵人正面相遇，王根英倒在了敵人的機槍口下，身上還留下了幾處刺刀穿刺的印記。
此時的陳賡正在率部越過平漢線西進，當天陳賡就收到了妻子犧牲的訊息。他沉默許久，突然站起來大喊：“全體集合！背誦抗日誓詞！”
當天陳賡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
今天是我不可忘記的一天，也是我最慘痛的一天。
後來，陳知非談起父親，回憶道：“母親犧牲在日寇的刺刀下，父親壓抑著心中的苦楚，中斷日記長達一個月。之後，父親說要為母親三年不娶。”
陳知非回到父親和繼母身邊
1933年王根英被捕入獄時，陳知非只是一個四歲的孩子，他親眼目睹母親被國民黨特務帶走，嚇得哇哇大叫。
年幼的陳知非沒有母親的陪伴，晚上遲遲無法入睡，一直到第二天天明。從這之後，母親再也沒有出現在陳知非的世界裡。
流落的孤兒（非陳知非）
陳知非對於童年有著深刻的記憶。
年幼時便已無法依賴母親，與外婆和大舅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儘管外婆和大舅都很疼愛這個孩子，但缺少收入來源，陳知非也只能隨著外婆和大舅一日三頓的稀飯。
陳知非7歲時，舅舅將他送到學校去上學，但之後舅舅失業，陳知非也只能輟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補貼生活。
每日凌晨4點，外婆就會喚醒還在酣睡的陳知非，陳知非就睡眼惺忪地走到街頭的報紙批發店，批發50份報紙去街上叫賣。
不分寒暑秋冬，陳知非每天會抱著50份報紙，跟在大人的身後叫賣，換來幾角錢，貼補家用。
外婆年事已高，舅舅失業後靠打一點零工過活，很多時候這點賣報紙的錢就成了一家人的生活費。
外婆經常摟著這個7歲的孩子，淚眼婆娑：“可憐的娃啊，正該讀書的年紀卻要掙錢養家，真是難為你了，什麼時候你父母回來就好了。”
之後陳知非又開始靠擦皮鞋賺點錢，這樣賺得比賣報紙要高一些。
生活正在好轉，但日軍又轟炸上海，外婆家的房子被炸成一片廢墟，郊區的幾間房子也被炸得粉碎，這是外婆家唯一的財產了。得知此事的外公因此生了一場大病，不治身亡。外婆和大舅也一蹶不振。
在大舅朋友的幫忙之下，一家人住進了一間租來的房子，之後又找地主租了幾畝田地，勉強維持著一家人的生計。
慢慢地陳知非長大了，一家人再次返回上海市區，大舅和大舅媽找了臨時工作，在工廠裡給人跑跑腿，而陳知非也可以打工賺錢，家中還可以餘下一些錢財，生活逐漸好了起來。
抗戰結束後的陳賡與賀龍、彭德懷等人的合影
一直到1946年，抗戰已經取得了勝利，陳賡也擔任了太嶽軍區的司令員，不會再與往常一樣危險。
在陳賡的委託之下，上海地下黨找到了陳知非大舅，將陳知非接到父親陳賡的身邊。
陳知非臨行前，一家人是又高興又傷心。高興的是陳知非不用這樣跟著一家人受苦受累了，傷心的是朝夕相處十幾年，陳知非說走就要走了，而母親卻永遠都回不來。
幾天過後，陳知非與小姨王璇梅走上了尋找父親的道路。
陳知非一行人走出上海市區，一路走向蘇北解放區，之後又是坐船，又是坐車，前前後後有十幾個地下交通站接應，最終抵達山西雲陽，來到了陳賡所在的太嶽軍區司令部。
此時陳賡有要事在身，負責接應的同志便把陳知非交給了陳賡的妻子——傅涯。
傅涯
陳知非第一次與這位母親見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一位年輕的女同志，留著短髮，穿著一身軍裝，懷裡還有一個小男孩，從一間民房中走出來，很熱情地迎接他。”
即使不說陳知非也明白，這位女同志是父親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繼母。她懷中的孩子應該就是自己的弟弟。
幾天過後，陳賡開會歸來，傅涯迫不及待地跟陳賡說：“快看看誰來了？”陳賡進屋一看，是自己的兒子陳知非。
雖然14年未見，此時陳知非已經是個17歲的大小夥了，即使如此，陳賡還是一眼就認出了他。
陳賡睹人思人，緊緊地摟著陳知非，二人相擁而泣。晚上，陳賡和陳知非睡在一間屋裡，聊到天亮。
建國後，陳賡一家的團圓照
那時候陳知非只會講上海話，對山東地方的方言聽不懂，陳賡就用上海話與陳知非聊天。
陳賡大將是湖南湘鄉人，為何會講上海話？陳知非回憶父親時對此有過講述：
“父親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過一段時間，是我父親生命中最為悲壯的一段時間，我父母在此相識相知，父親對上海有著特殊的感情，在蘇區戰鬥負傷之後，也是到上海治傷，父親常說上海是他的第二故鄉，因此上海話說得很不錯。”
陳賡詳給陳知非詳細講述了王根英犧牲經過，對著兒子說：“你媽媽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她死得英勇，我們都要向她學習！”
中共七大召開的時候，會場上還懸掛著王根英的照片，這張照片也就是在晉冀魯豫的烈士紀念館中懸掛的那一張。
陳賡將軍與兒子陳知非
之後，陳賡問陳知非：“你想幹哪一行？”
陳知非回答：“我想參軍！”
孩子母親已經犧牲在了革命的戰場，陳賡不忍心將這一根獨苗再次送上戰場。於是陳賡拒絕了陳知非的這個想法：“你去上大學，以後建設國家需要學習！”
我死後，你會不會哭我嗎？
建國前夕，陳賡給華北大學校長成仿吾寄去了一封信，希望陳知非和王璇梅二人能夠去華北大學讀書。
陳賡大將開口，校長也就自然同意了。但陳知非小時候就唸過一段時間小學，突然進入大學很難跟上其他學生的步伐。在老師和同學得知此事後，都跑來幫他補課。一直到一年之後，陳知非的學業就逐漸追了上來。
1952年，陳知非從華北大學畢業，進入長春汽車製造廠當起了技術員。
轉眼之間，1958年，陳知非已經從一個懵懂少年成長為了28歲的大小夥子。長輩們開始為這個遭受過苦難的陳知非張羅婚事。
此時，一位叫錢如琴的女同志分配到了長春汽車廠，她是上海人，這迅速引起了單位領導們的注意。
陳知非從小在上海長大，錢如琴又是上海姑娘，二人郎才女貌，於是在車間主任和工會主席的引導下，開始為錢如琴和陳知非牽線搭橋。
很快，兩人暗生情愫，一拍即合，約定回北京結婚。
錢如琴剛到北京陳知非家裡的時候，開門的是一位小老頭，錢如琴還以為這是家中的管家，但卻不知道這個小老頭就是自己的公公陳賡大將。
婚後陳知非夫婦調回北京工作，不久之後兩人就生下一女。陳賡看著這個新生兒手舞足蹈，高興地大喊：“我當爺爺了！”
可惜這種其樂融融的場景在1961年被打碎。1961年開春，陳賡的心臟病已經十分嚴重，伴隨著血管硬化。
此時的陳賡十分需要休息，陳賡說道：“過去打了那麼多仗都沒死，活到現在已經很不容易了，這點病算不了什麼。”
在這種情況之下，誰勸他都不好使。
陳賡大將，為國為民鞠躬盡瘁
上海市委得知陳賡病情嚴重，特意給陳賡打來電話邀請他去上海養病。最後在中央和上海市委的軟磨硬泡之下，才接受了這個邀請，帶著醫生、秘書和警衛員一同前往上海。
不過陳賡還是不同意家屬隨行。這怎麼能行，這樣一弄就沒人照顧了。於是組織部又對傅涯進行了組織調動，將傅涯調到上海，負責上海組織部的工作，這樣才取得了陳賡的同意。
陳知非在回憶父親在上海這段時間時說道：
在上海休養期間，父親對工作總是念念不忘，自己動筆寫這些年來的作戰總結。當時軍委提倡所有中將以上的開國將軍都要寫自己的革命經驗和戰鬥經驗。
即使是病魔纏身，陳賡依舊決定自己親自撰寫這本自己的傳記。但遺憾的是，這本書陳賡剛寫完序言部分，便與世長辭了。
陳賡病危，陳知非帶著弟弟妹妹一行緊急趕往上海，見到了父親最後一面。陳賡在彌留之際拉著陳知非的手，有些開玩笑似地說道：“我死了以後，你會不會哭我啊？”
陳賡愛開玩笑，卻蘊含了自己對兒子的愧疚。陳賡對陳知非生而不養，實乃不得已而為之。想以此來問兒子是否原諒了自己，顯然，陳知非早已原諒了這個“不稱職”的父親。
陳賡去世之後，陳知非夫婦進入軍工單位工作，之後成為高階工程師，教授高工，繼續在軍工領域發光發熱。
陳知非晚年時懷念父親時說道：“見不到媽媽和飢餓是我童年最深的記憶，1946年爸爸派人把我接到身邊後，我上了大學，努力工作，娶妻生子，無愧於我的父母，我的家庭。”
晚年陳知非老人
一直到2015年，九三大閱兵舉行在即，閱兵指揮部找到陳知非，邀請他作為王根英烈士的後人，參加這次的閱兵儀式。
此時的陳知非已經86歲高齡，與父親一樣患有心臟疾病。但陳知非還是答應了指揮部的邀請，因為這是他，唯一一次作為王根英的兒子應邀參加活動。
陳知非的女兒對此有過解釋：“爸爸從來沒有為他的母親做過什麼，這是他第一次以母親的名義參加活動，他很珍惜。”
2020年9月13日，陳知非黯然離世，社會各界送來花圈悼念，其中一幅花圈上的輓聯寫著：大將之子科技精英，知非明理陳門家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