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主席青年時期，曾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讀過書。當時，他和摯友蕭子升、蔡和森同為楊昌濟老師的得意弟子，因為三人品學兼優，而且志氣相投，因此被當時的人們稱為“湘江三友”。
在當時，毛澤東和蕭子升之間的關係十分要好。1917年暑假時，二人還曾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在身上沒帶一分錢的情況下，走遍了長沙、安化、益陽等5個縣城鄉，行程近千里。
然而，就是這麼一對摯友，在1921年建黨前夕，卻選擇了分道揚鑣。蕭子升主動與毛主席決裂，不復往來。
眾所周知，毛主席後來帶領黨和人民建立了新中國，成為了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而蕭子升這位毛主席曾經的好友，晚年卻銷聲匿跡，流亡海外。
蕭子升
那麼，蕭子升與毛主席到底因何決裂的呢？蕭子升的最終結局又是如何呢？
奇才與奇才
蕭子升出身於湖南湘鄉的一個書香門庭，出生於1894年7月，比毛主席小8個月。他自小就文思敏捷，很有才氣。
和毛主席一樣，蕭子升也曾經在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讀過書，只不過蕭子升是1907年進的“東小”，1909年畢業。而毛澤東，則是在1910年的時候考入的“東小”。
後來，蕭子升去了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求學，一師的國文老師王欽安對蕭子升所作的詩詞文章十分欣賞，覺得他“頗有宋時歐陽文忠公（歐陽修，諡號文忠）之遺風。”當時在一中教學的楊昌濟同樣對蕭子升十分欣賞，還曾將蕭子升所作的妙言警句摘抄收錄。
楊昌濟
比如，蕭子升曾經在作文中寫過這麼一句：“不為我而造就我，而為國家造就我；不為我求學問，而為學問求學問。”楊昌濟看到後不禁擊節讚歎，情不自禁的將之抄錄至自己的日記本上，並在下方批註道：“頗有所見，故錄之於此。《張子正蒙》言‘道能物身故大’，又言‘`君子之大也大於道’，正是此意。”
另一面，毛澤東在“東小”讀書時，認識了蕭子升的弟弟蕭子璋（又名蕭三），兩人是同班同學，關係十分要好。有一次毛澤東從蕭子璋手中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傑傳》，對裡面記錄的華盛頓、彼得大帝、拿破崙、林肯等人的故事十分欽佩，盼望著中國也能有像他們這樣的人物，帶領中國走出目前的困境，拯救華夏民族於危亡之中。
蕭子璋
在將書還給蕭子璋時，毛澤東鄭重的說道：“中國積弱不振，要使它富強、獨立起來，要有很長的時間，但是時間長不要緊，你看華盛頓經過8年戰爭之後才得到勝利，建立了美國嘛！我們也要準備長期奮鬥！”
1913年，20歲的毛澤東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第二年，四師與一師合併，毛澤東也成為了一師的一員。因為毛澤東和蕭子升算得上是“老鄉”（湘鄉與韶山相毗連），而且還和蕭子升的弟弟是好友，因此他們很快就認識了。
毛澤東和蕭子升一樣，同樣以詩文見長，他寫的作文經常被楊昌濟打滿分。毛澤東曾寫過一篇名為《心之力》的作文，楊昌濟看後愛不釋手，當場打了滿分100分，想了想，楊昌濟又在滿分的基礎上加了五分。
青年毛澤東
當時一師裡面有一個展覽室，學校經常從全校十幾個班的學生寫作的作文中，選出代表性的作品在這裡展覽出來，供全校師生觀摩、學習。因為毛澤東和蕭子升的文章經常成為全校師生觀摩的典範，他們兩人相互之間對對方的思想和文風有了充分的瞭解，一來二去之下，兩人之間的關係從“認識的人”變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一師期間，毛澤東和蕭子升不只討論文學方面的問題，也經常討論中國未來的道路。他們兩人經常透過報紙瞭解國內外發生的大事，並在一師後山“妙高峰”上進行交談。
當時袁世凱正擔任大總統，毛澤東和蕭子升一致認為袁世凱是欺世盜名之輩，孫中山先生才是真正的革命領袖，可惜孫先生沒有軍權。他們覺得若想要改變這種局面，只有尋找新生力量，規劃出一個共同信奉的堅定理想來。
袁世凱
1915年的夏天，蕭子升從一師畢業了，毛澤東則仍然留在學校裡繼續求學。不過，距離得遠近並沒有影響到兩位友人之間的感情，相反，他們之間的友誼反而歷久彌深。現存於世的1915年~1918年毛主席寫給蕭子升的13封信件中，僅1916年6月底至7月初就有三封。也難怪毛澤東會贈送蕭子升“相違咫尺數日，情若千里三秋”這首對聯，來表達對好友的想念之情。
遊而學
1917年7月一師放暑假後，毛澤東為了瞭解民情，熟悉社會，同時鍛鍊一下自己的膽量，找到在楚怡小學教書的蕭子升，邀請他跟自己去當“叫花子”（乞丐）。
蕭子升（影視形象）
毛澤東並不是真的要去當“乞丐”，而是打算身上不帶一分錢，去做一趟長途旅行，吃住問題全靠“行乞”來解決。
在舊社會，窮苦的讀書人或者失業的塾師們，因困於生計，往往會選擇到處給大戶商號送對聯，接受對方贈予的一點饋贈，這在社會上叫做“打秋風”。毛澤東打算透過“打秋風”這種“行乞遊學”的方式，在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縣進行一次農村社會調查。
對於毛澤東的這個提議，蕭子升很感興趣，兩人各帶了一把雨傘，一個裝著衣服和文房四寶的挎包就出門了。
出發這天，蕭子升決定賦詩一首以壯行程，沉思片刻後，蕭子升開口吟道：
雨傘行囊荷一肩，頭無冠戴手無錢。
去看河山千萬裡，如何整頓仗空拳。
出發後，蕭子升和毛澤東靠著“打秋風”的方式，路過了很多的市鎮和偏僻的農村，瞭解了農民及各階級人民的生活現狀以及社會上的風土人情，飽覽了大量的名勝古蹟。
白天，兩人頂著烈日，冒著酷暑趕路，晚上則“沙地為床，石頭當枕，藍天為帳，月光為燈”的抵足而眠，有時候遇到好心人，還會留宿他們一晚。
毛澤東和蕭子升二人每到一處，遇到學校、商店或者住戶，就去“打秋風”。不過蕭子升放不下內心的驕傲，他只願意寫對聯，不願意送對聯。若要跟人問路，都要先整理整理衣服，乾咳兩聲，然後才跟對方詢問。
送對聯蕭子升不願意幹，自然就落到了毛澤東的身上。毛澤東為人謙和，不管對方是商賈還是農民，都以禮相待，隨和的他跟任何人都能談得來。
當兩人抵達安化時，決定去拜訪當地知名的飽學之士，年過花甲的勸學所所長夏默庵。結果夏默庵自恃學問，一向不願意理會遊學之士，因此他們一連求見了兩次，都被夏默庵拒之門外。當兩人第三次登門拜訪時，夏默庵總算願意見他們了，不過為試試他們的學問，出了一個上聯：“綠楊枝上鳥聲聲，春到也，春去也。”
毛澤東聽後即興酬答對出了下聯：“青草池中蛙句句，為公乎？為私乎？”
青年毛澤東
毛澤東的這一下聯典出自《晉書·惠帝紀》：“帝又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晉惠帝司馬衷的意思是：“華林園裡這些咕呱亂叫的東西（他不認識蛤蟆），是公家的還是私家的？”而毛澤東的下聯意為：“清水池裡的青蛙一句句的叫喚，它是為了公眾叫啊，還是為了自己叫？”
可以說，毛澤東的下聯對仗整齊的同時，反詰得體，寓意深邃。也正因此，夏默庵對他的才學十分欣賞，馬上以客禮相待，還讓兩人留宿了一宿。第二天分別時，夏默庵親自送到大門口，贈送了8塊銀元充當旅費。
毛澤東和蕭子升的這次遊學持續了一個多月，為了紀念這次活動，他們兩人回到長沙後還特意穿著旅行時候的衣服及草鞋跑去照了一張相。
毛澤東和蕭子升在這次遊學中寫下的筆記，也讓一師的同學好友們爭著借閱，大家也都紛紛稱讚他們：“身無半文，心憂天下”。
尋路
毛澤東和蕭子升成長的年代，正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舊社會。在當時，幾乎所有的有志青年，都在積極尋找著使中國擺脫目前這種黑暗處境的道路和方法，毛澤東和蕭子升也不例外。
他們認為，想要改變現狀，就必須發動一場哲學、倫理學的思想革命，從根本上改變全國的思想。
為此，他們兩人在長沙城裡廣發“徵友啟示”，邀請“道德高尚，勤勉踏實，追求進步”的青年學生一同“共策前行”。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辦之後，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蕭子璋等在1918年4月成立了新民學會，並選舉決定蕭子升擔任學會總幹事，毛澤東擔任幹事。這裡的“新民”一詞出自《大學》，近代由嚴復、陳獨秀等人將之發揚光大，號召國人“時時滌舊，染而新之”。
蔡和森
新民學會最開始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後來學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對宗旨做了修改，變成了“改造中國與世界”。
在新民學會剛成立的時候只有20多個人，後來經過逐次吸收，會員擴充到了8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有遠大志向的莘莘學子。
1918年，新民學會準備安排學會會員們赴法勤工儉學，為此特地推舉蔡和森和蕭子升一同上京找到楊昌濟，在對方的推薦下拜會了蔡元培、李石曾等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者，之後開始在北京募集旅費。
不久後，毛澤東也帶著張昆弟、羅章龍等首批准備赴法的學會會員去了北京，住到了北京地安門三眼井吉安胡同夾道7號內。
李大釗
在北京期間，毛澤東一邊和蕭子升等人開辦留法預備班，一邊在北大圖書館裡當助理員。在這裡，毛澤東遇到了革命路上的引路人：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
在這段時間裡，毛澤東通讀了李大釗著作的《庶民的勝利》、《布林什維克的勝利》及其他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併為之深深吸引。後來，經過與陳獨秀、胡適等人的交往，經歷了“問題與主義的論戰”的洗禮，讓他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
在毛澤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同時，蕭子升以華法教育會秘書的身份於1919年2月從上海和第一批赴法學生一起乘船去了法國，在法國先後接待了20批，2000餘人的留學生。
蔡和森
當時的法國流行著各種各樣的主義和思潮，同時還殘存著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影響。也正因此，在法新民學會的會員們，在世界觀轉變上參差不齊。
比如蔡和森在法國期間透過細緻的觀察和思考，認清了世界革命的走勢，瞭解了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組織原則，在1920年的夏季轉變為了一名共產主義者。
蕭子升在法國期間則受到了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義思想的影響，覺得中國應該走改良主義道路。
他在一次會議上表示：“世界進化是無窮期的，革命也是無窮期的，我們不認可以一部分的犧牲，換多數人的福利。”他主張溫和的革命，即“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為人民謀全體福利的革命。”
決裂
青年毛澤東
蔡和森和蕭子升思想上的分歧無法彌補，分別給毛澤東寫信陳述自己的理念，爭取他的支援。
曾經的毛澤東也對改良主義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然而“湖南自治運動”失敗後，他認識到了“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堅定的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成為了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因此，毛澤東先後於1920年12月1日和1921年1月21日給蔡和森寄去了信件，表示自己不同意蕭子升的主張，因為：
“教育一要有錢，二要有人。三要有機關。現在這個世界，錢盡在資本家的手裡，主持教育的人盡是一些資本家，學校、報館兩種最重要的教育機關也盡在資本家的掌握中，總而言之，現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教育。”
很明顯，想要透過教育的方式讓資本家改信共產主義是毫無希望的。
青年毛澤東
透過這些信件可以看出，毛澤東和蕭子升這兩位好友，在如何拯救中國、改造中國的問題上，已經不再相向而行了。
1921年3月，蕭子升回到了長沙，在文化書社內就如何改造中國的問題和毛澤東進行了多次激烈的辯論，均不歡而散。
6月，毛澤東準備去上海參加即將召開的中共一大，結果因為長期積極投身於革命之中，他身上囊中羞澀，連去上海的船票都買不起了。
與此同時，湖北的董必武也因為沒錢去上海而感到十分著急。好在，新民學會會員熊瑾玎知道這一情況後，當即拿出了兩萬大洋供他們前往上海，同時表示剩下的錢用來充當黨的活動經費。
熊瑾玎
6月29日的傍晚，毛澤東和何叔衡一同來到湘江輪渡碼頭，登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輪。當火輪途經岳陽時，毛澤東意外看到了正在上船的蕭子升，巧合的是，兩人竟共處一個艙室。
後來，蕭子升曾對這一次見面進行過回憶，他說：“那是最後一個夜晚，我們同床而睡，一直談到黎明，毛澤東一直勸說我加入共產黨，他說，如果我們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時間，共產黨就能夠改變中國。”
毛主席
不久後，蕭子升在漢口下了船，兩位曾經的好友因為理念的不同，至此分道揚鑣，此後再也沒有見過面。
和毛澤東分別後，蕭子升又去了法國，在法國呆了三年後回國投靠了國民黨，開始擔任國民黨北平市黨務指導委員、《民報》總編輯等職，後來又在南京政府當了農礦部次長、北平農事試驗場長。
進入三十年代後，蕭子升逐漸淡出政壇，旅居國外。後來李石曾在法國辦了一個“中國國際圖書館”，蕭子升就在這個圖書館當起了館長。1951年，圖書館搬到了烏拉圭，蕭子升也跟著搬了過去，此後在烏拉圭從事文字教育方面的工作。
毛主席
雖然毛主席和蕭子升因為思想信念的不同走向了決裂，但毛主席一直沒有忘記這位當年的好友，若干年後他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採訪時，曾跟斯諾回憶過1917年的那個暑假：
“一個名叫蕭瑜（蕭子升）的學生和我做伴，我們走過五個縣，沒有花一個銅板。農民既給我們吃的，又給我們地方睡覺；所到之處，我們都受到很友善的歡迎和款待。”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還曾透過新民學會的老會員，給蕭子升寫了一封信，熱情地邀請他回國參加工作。
然而，雖然親眼目睹了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新中國，並取得了很多偉大的成就，但此時的蕭子升思想沒能轉過彎來，拒絕了毛主席的誠心相邀，堅持留在烏拉圭。
毛主席
1976年11月，蕭子升在烏拉圭走完了人生最後一段路，終年82歲，在蕭子升臨終之前，留下了一句遺囑：“死後骨灰和蕭夫人骨灰同放一處，如有可能，運回湖南湘鄉祖墳處與原配夫人遺骨同葬一處。”可見，在內心深處，蕭子升還是想要落葉歸根的。
毛主席和蕭子升，他們兩人曾經是無話不談的摯友，卻因為信念的不同，最終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
毛主席帶領著全國人民建立了新中國，而蕭子升卻只能流亡海外，孤獨地死去。
世事無常，不過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