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郭沫若在進行歷史劇創作時，偶然翻閱到乾隆年間的“禁書”《剿闖小史》，對李闖王身邊的智囊李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剛開始，郭沫若想專門為李巖寫部歷史劇，但在收集、整理和研究相關資料和素材的過程中，便先寫了一篇近兩萬字的史論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最終，關於李巖的歷史劇黃了，《甲申三百年祭》卻名聲大噪。
《甲申三百年祭》於1944年3月10日脫稿後，郭沫若交給董必武審閱。3月19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上，分四次進行了發表。
在這篇史論中，郭沫若分析了李自成失敗的原因，是起義軍高階將領被勝利衝昏頭腦，“龐大的人馬都在京城裡享樂”，丞相牛金星“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大將劉宗敏沉湎於吳三桂愛姫陳圓圓的溫柔鄉里。到吳三桂降清，引清兵入關，李自成不得已親自出徵，倉惶而去，倉惶而敗，倉惶而返。大順政權在北京只存在了40多天。
文章一經發表，國民黨宣傳機構對郭沫若的文章反應激烈。《中央日報》很快發表了題為《糾正一種思想》的社論，指責郭沫若“為匪張目”。《糾正一種思想》說：“三百年前，蔓延於黃河流域及黃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為首領，於外患方亟之時，顛覆了明朝。其所得的結果是什麼?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國局面。”
所謂“蔓延於黃河流域及黃河以北的流寇”，在外敵入侵時顛覆政府，影射之意昭然若揭。
起草這篇社論的是《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聖，國共兩大筆桿子對陣，一時引發轟動。
不久，這篇史論傳到了延安。其時，延安正在黨的高階幹部中進行關於黨的歷史的討論。毛澤東非常讚賞這篇文章，認為它的內容對已經取得很大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有著特殊的意義。他不僅要求延安的《解放日報》全文轉載，而且在 4月12日作《學習和時局》的報告時，毛澤東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發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鑑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鑑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其後不久，林伯渠由延安飛抵重慶，將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為整風檔案，供黨內學習，並且已經在延安和各解放區普遍印發的訊息，親自告訴了郭沫若。
同年 11月21日。毛澤東給郭沫若寫信說：“《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檔案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毛澤東還說：“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信中鼓勵郭沫若“繼續努力”，並希望郭沫若能寫太平軍的經驗。信中說：“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
洪秀全的太平軍在佔領南京後，領導集團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犯了許多錯誤，導致起義最終失敗。毛澤東對中國近代歷史上這次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的經驗教訓，一直十分重視。在他的熱情關懷和鼓勵下，郭沫若收集、積累了有關太平軍的許多資料，可惜，因各種原因，一直未能動筆。郭沫若於1978年6月去世，“大手筆寫太平軍經驗“便成為千古憾事。
